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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满时代精神的话剧创作而欢呼——评一九六三年的几个反映当代生活的优秀剧目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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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64-01-26
第5版()
专栏:

为充满时代精神的话剧创作而欢呼
——评一九六三年的几个反映当代生活的优秀剧目
李希凡
同一日千里的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比较起来,我国的戏剧事业的改造和发展,不能说是完全相适应的,特别是戏曲艺术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远远没有完成。不过,如果只从话剧创作来看,却应当承认,在一九六三年,它的确展开了欣欣向荣的远景。上海最近举行了全部都是现代剧目的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其中有不少充满生活气息的好作品。在首都的话剧舞台上,也出现了不少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现代剧目,像《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执笔)漠雁、吕兴臣)、《年青的一代》(陈耘)、《千万不要忘记》(又名《祝你健康》——丛深)、《远方青年》(武玉笑)、《李双双》(邵力改编)、《三人行》(阳翰笙)等。自然,一九六三年首都话剧舞台的活跃,也是得力于各地兄弟剧团的支持和推动,以上有些剧目,就是地方兄弟剧团的创作成果,像《霓虹灯下的哨兵》,是南京部队前线话剧团的创作,《千万不要忘记》,是哈尔滨话剧院的创作。
话剧是戏剧艺术中最能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的形式,而我国的话剧,在新文艺发展史上,又是富有战斗传统的。在社会主义的时代,更需要发扬它的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的特点,发扬它的战斗传统。因而,描绘当代生活,反映当代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发掘当代生活中的最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和题材,创造有血有肉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以吸引观众对现实生活的兴趣和关切,开阔他们的眼界,激励他们的斗志,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鼓舞他们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话剧应当是最有力的艺术武器。我以为,一九六三年的话剧艺术,正是在这些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显示了它的特点。
发掘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和主题
在文艺创作中,我们从来不是唯题材论者,只要能为社会主义服务,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不管是反映历史或现实生活题材的好作品,都会在读者或观众中受到欢迎。但是,也应当承认,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却是最使人们感到亲切、最能直接为当前革命斗争服务。同时,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责任心出发,每一个革命的作家、艺术家,需要参加、需要关心的,也不能不是社会主义现实的火热斗争,社会主义人民的新的生活。而社会主义的艺术舞台,也应当是充满着时代的气息,时代的声音。
我们伟大的祖国,建国十四年了。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里,这十四年,只不过是短短的一刹那。但是,这十四年间,我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却经历了翻天复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芒,正在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这十四年,并不是一帆风顺度过的,在这翻天复地的变化中,我们经历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我们经历了困难,战胜了困难,今后也还会有新的斗争,新的困难,在前进的道路上等待着我们……究竟怎样巩固胜利,发展胜利,自然有伟大的党和毛主席,做生活前进中的舵手。可是,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难道不应当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参加战斗吗?
十四年灿烂而丰富的生活,有多少能为当前革命斗争服务、具有现实意义的经验、真理,需要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发掘出来,告诉给读者和观众!又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值得我们大力地赞颂啊!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社会主义的文学家、艺术家,应当首先投入当前革命斗争,反映当前革命斗争,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更有力地用艺术武器为社会主义服务。
一九六三年的话剧创作,特别是上面谈到的这几个优秀的剧目,几乎都是从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汲取来的题材,它们或者密切地联系着当前斗争,述说着十四年来的历史经验和真理,或者直接反映了当前的生活斗争,敲起了值得注意的警钟。
《霓虹灯下的哨兵》,是一九六三年初首先轰动全国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好作品。首都和全国各地有不少剧院、剧团排演了这出戏。戏的故事是取材于誉满全国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十几年如一日地屹立在南京路上的好八连,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事迹很多,摄取什么题材,才能表现这些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民子弟兵的英雄本色呢?概括和突出什么主题,才对现实最具有教育意义呢?这需要作家丰富的生活经验,也需要高度的政治敏感。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擦亮了作家的眼睛,沈西蒙等同志没有受好八连的真人真事的局限,而是把好八连的英雄们放在时代的镜子里追溯了历史,并且只截取了解放初期的生活断面。
那是历史的往事了。一个英雄的连队,刚从战火纷飞的烟雾中走出来,突然间,一切景象都改变了,枪林弹雨的战场变成了阵阵香风十里洋场的南京路。一场新的战斗开始了……是的,那最初的生活时刻,并不能全面地表现好八连的成长,但是,作者截取了这样一个生活断面的题材,却更高地概括出《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富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使记忆犹新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角,震响在时代精神的高空里,发人深思,促人猛醒!
如果说《霓虹灯下的哨兵》,是那最初的年代对当前革命斗争的一个历史的折光,是打出江山的父一辈的人们如何粉碎敌人糖衣炮弹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那么,《年青的一代》和《千万不要忘记》,却从当前斗争生活中提出了另一个尖锐的问题——即如何培养革命的继承人,如何能使后辈坚持和发展前辈的革命传统“将革命进行到底”!
青年人的生活和思想中的问题,几乎是每个家长都要遇到,而且是每一个青年人都在那里想和做,但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到它对未来革命命运有着深远的影响。《年青的一代》和《千万不要忘记》这两个戏,从不同生活领域里指出了必须严肃对待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
《年青的一代》取材于知识青年的生活。这里是一群大学、中学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的知识青年,他们遇到了毕业分配、升学、劳动等不同的矛盾,这似乎是些平凡的问题,但是,剧作者却透过这些矛盾,抓住了一个经常引起广大青年激动和思考的共同内容——即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人如何对待理想、幸福和前途。这里有充满革命理想的青年萧继业、林岚,有走进个人主义歧途的林育生,也有在两者之间苦恼徘徊的夏倩如、李荣生,他们对理想、幸福、前途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态度,并且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剧作者把矛盾的重心集中在革命烈士后代的林育生的身上,意味深长地表现了知识青年应当走什么道路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
或许有人会说,知识青年带有他们先天的弱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他们那里找到个把继承人,是不足为奇的,我们有工农劳动人民的基本群众,天是变不了的。那么,《千万不要忘记》
在它所反映的生活矛盾里,通过青年工人丁少纯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会纠正你的片面的“乐观”。不,即使是血统工人的后代,也并不是生活在真空管里。老工人丁海宽说得好:“他们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的时候,就有人总想偷偷摸摸地给他们系上一条‘黑领巾’!我们对他们讲劳动模范怎样光荣,可是也有人对他们说:‘模范也不顶饭吃!’我们教育他们不要计较劳动报酬,可是有人一见了他们的面不出三句话就问:‘你挣多少钱’?”
《年青的一代》和《千万不要忘记》,虽然是表现了共同的时代的主题,却由于它们的作者对不同的生活领域有独到的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因而,在题材概括和作品具体的主题的体现上,丝毫不给人以重复或“撞车”的印象。
《年青的一代》是在如何理解理想、幸福和前途的矛盾中,展开和突出了主题,而描写少数民族青年生活的《远方青年》,则在火热的生活斗争中,继续深入地发掘了这个时代的主题。《年青的一代》里的萧继业自豪地宣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战斗里,我们没有吝惜过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最大的快乐和幸福。林岚最后给观众留下了热情洋溢的声音:
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我们走了,马上就要离开你们,到各个不同的岗位上去,像种子撒在大地上一样,我们要在那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然而,无论对林育生、夏倩如、李荣生甚至林岚来说,实际生活都并不是欢迎会或欢送会,而是像林坚所说的,等待他们的是“新的考验”。想获得萧继业那样的战斗中的幸福和快乐,并不容易。《远方青年》正是在这个起点上,概括了它的富有现实意义的题材和主题。
在这里出现的三个青年——沙特克、阿米娜、艾利,虽然和《年青的一代》的主人公们处于不同的生活矛盾中,也是完全不同的性格,但俨然又是另外的一个萧继业、夏倩如、林育生,三个青年,三种幸福观,三条不同的道路。在《年青的一代》的情节里,萧继业说明了他的幸福的体验,而这里的沙特克却表现了他的幸福的获得过程。什么是知识青年的幸福呢?只有当他像沙特克一样全心全意地投身到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用平凡的、艰苦的劳动占据了生活主人公的地位,取得群众的爱戴,真正成为群众中的不可缺少的一分子,才是幸福,才能得到幸福。这获得幸福的过程,也就是知识青年和工农相结合改造自己的过程。剧本生动地描写了沙特克得到了这种幸福,但却得来不易,他通过了坚韧追求的考验;阿米娜徘徊了很久,终于懂得了这种幸福的可贵,走上了新的道路,而艾利像林育生一样,却企图走个人主义的道路,结果不仅没有找到那棵幸福树,反而把两只脚也陷在泥坑里。
《远方青年》虽然写的是维族青年深入牧区养马的故事,而从它的题材概括中生发出来的主题,却是具有普遍现实意义的。少数民族知识青年的成长,也像汉族青年一样,经受着两条道路的考验。而只有像萧继业和沙特克这样的赤胆忠心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才是各族青年前进中的榜样。
《远方青年》从三个青年三种追求幸福的道路中,揭示了知识青年必须与工农相结合,不然就会一事无成,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阳翰笙同志的《三人行》,则从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中,反映了同一历史教训。《三人行》的剧本是阳翰笙同志一九五八年的旧作了。土地改革的往事,也似乎离开我们的生活很久了。但是,像《霓虹灯下的哨兵》一样,它的题材和主题,对于当前的革命斗争,并未失去现实意义。当人们看完了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出以后,仍然不能不引起沉思!
这又是三个不同的人——赵文浒,一位在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中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冲锋陷阵的老将;吴思贤,在学生运动中是一个同路人,解放后爱新社会,也愿意跟着共产党走,但他对自己的专业很入迷,在政治上却缺少分辨能力,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说,这是老一代知识分子中只专不红的人物;石人俊,一个知识分子中典型的顽固的右派。
剧本通过反对美蒋的学生运动和参加土地改革的斗争,刻划了这三个不同精神风貌的性格,尖锐地提出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今天,剧作者修改这个剧本,导演舒强同志排演这出戏,都是有他们的现实的考虑和构思的。赵文浒、吴思贤、石人俊这一段经历虽然已经过去了,可是,阶级斗争却并没有熄灭。席卷地主阶级的风暴过去了,而席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又已经到来。经受了民主革命考验的赵文浒和吴思贤们,究竟何去何从呢?赵文浒能不能继续放弃那自信的“我”,跟随伟大的党前进呢?这是值得深思的!要知道,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和知识阶层固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于大多数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来说,封建剥削制度,毕竟是他们所不赞成的,所以赵文浒和吴思贤,能在土地改革的事实教训中,改正自己的缺点。而目前面临的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触动的,却是他们赖以成长的一切——终身受之培养和熏陶的资本主义“文明”,这就不仅是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曾经是血肉一体……他们虽然在和地主阶级的斗争中丧失过警惕性,在自己朋友石人俊庇护恶霸的时候困惑过,但他们毕竟闯过了“五关”,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他们能否彻底革自己的命轻装前进呢?这就是《三人行》的演出,在今天给观众留下的悬念!
从一九六三年的整个话剧创作来看,题材和主题,仍然是不够广阔的,至少反映农村斗争生活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比《李双双》更有力的剧本来(话剧《李双双》基本上是根据电影剧本改编的)。然而,从这几出戏所反映的生活来看,却不能不说它们从各种不同的题材角度,抓住了激动今天观众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特别是反映青年生活和思想题材的作品,可以说解放以来一直是我们文艺创作中的薄弱环节,而一九六三年在话剧舞台上,竟出现了三出好戏,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也是话剧工作者加强为社会主义现实服务的最明显的努力。
深刻地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
选择、提炼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和主题,在艺术创作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们是和作家对生活的概括血肉一体的。主题是作品的灵魂,但主题只能是作家认识和体验生活的结晶。而在戏剧形式的艺术形象中,主题能否充分地发掘和表现出来,这又有赖于作家通过戏剧冲突揭示生活矛盾的深度和广度。虽然有人说,戏有没有冲突这不关紧要,但我还是相信,正像生活中没有矛盾就不能前进一样,没有冲突就没有戏。一个剧作家不管有多么高的写作技巧,如果回避矛盾和斗争,他即使选择了好的题材,也提炼不出具有现实意义的戏剧冲突来。
一九六三年的这些优秀的话剧剧目,所以能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就在于它们深刻地揭示生活矛盾,不回避对我们时代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做正面的描写。
《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激荡人心,正在于它深刻地描写了具有广阔社会意义的阶级斗争的复杂内容。表面看来,发生在陈喜身上的,都是些多么微小的变化——换掉了一双布袜子,扔掉了一个针线包,扯断了一根春妮手中的线……如果仅仅把这些作为个人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孤立地加以表现,它虽然也可以用来反映如何坚持革命传统的主题,但却不可能有生活的深度,也不可能对这个主题做深刻的开掘。《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作者并没走这种简便的路,而是把它们放在尖锐的社会矛盾的三棱镜下进行了观察和表现。
戏的情节开始于新中国刚刚揭开历史序幕的时刻,主人公们正在经历着伟大时代的转折。人民子弟兵突破了帝国主义买办势力的堡垒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人民解放战争到了最后的阶段。拿枪的敌人在地面上消失了,迎接革命的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而昨天冒着枪林弹雨消灭敌人的英雄们,今天却必须生活在这完全陌生的花花世界里——在南京路上站岗。
敌人难道真就甘心于这样失败了吗?听听他们的疯狂叫嚣吧!“让共产党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我们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发霉、变黑、烂掉”。是的,出现在人民子弟兵面前的,并不只是向大上海胜利进军的欢迎场面,而是更加尖锐、更加复杂的斗争,拿枪的敌人虽然不再公开露面了,隐蔽的敌人却在这繁华闹市摆开了“迷魂阵”,他们想改头换面凭借这藏污纳垢的花花世界,和我们周旋作战。
《霓虹灯下的哨兵》在戏的规定情境里,真实、形象地揭示了南京路上形形色色的生活面貌,这是南京路,这是大上海,这也是刚刚解放的旧中国的一个典型的缩影。摆在革命者面前的,是肃清反革命,改造这个旧中国,还是陷在这个迷魂阵里同流合污?这是对所有革命战士的重大考验。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夕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做拚死的斗争”。……但恰恰在这时,守卫南京路的三排长陈喜思想感情起了变化,这会是偶然的吗?不,连长鲁大成说得好:这是“香风吹进骨髓里了!”丢掉老布袜,丢掉针线包,丢掉……丢掉……这决不是生活小事,这样丢来丢去,就要把革命丢掉的。请看,当陈喜开始丢掉这些东西的时候,女特务曲曼丽就乘虚而入了!
由于剧作家善于联系阶级斗争的现实观察人民内部矛盾的变化,他才能从很平常的生活事件中,揭示这一历史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各阶层人物的动态,真实而自然地把它们交错在戏剧情节里,结构出生动感人的性格冲突,充分地揭露它们的本质面貌,深刻地开掘了富有时代意义的题材和主题——谁影响谁,谁改造谁,谁战胜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仍将是一场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而只有时刻保持警惕的革命战士,才能发扬革命传统,将革命进行到底!
《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这两出描写青年的戏,所以在观众中激起如此热烈的反响,也是由于它们通过富有现实意义的题材和主题,揭露了当前生活中重要的矛盾现象。
这两个剧本的作者并不是一般地观察了青年人生活和思想中的矛盾,而是在不同程度上开掘了这种矛盾的阶级斗争的内容。
我国革命胜利已经十四年了。在解放初期挂上红领巾的孩子,今天也成批成批地走上了工作岗位,参加着社会主义的建设。毫无疑问,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我们绝大多数的青年人,继承了革命前辈的传统,他们有崇高的品质,伟大的理想,满怀热情、奋不顾身地为共产主义未来工作、学习和不断地改造自己。从年青的雷锋闪耀着精神异采的日记里,谁都会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党和毛泽东思想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的威力。无数活着的雷锋将能够用他们强有力的手高举革命的红旗,做一个可靠的接班人。
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里,还有不少青年人,他们所追求的,却不是雷锋一样的生活,而是个人主义者的小天地呢?请看,这个林育生(《年青的一代》中的主人公),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他生长在一个革命的家庭里;这个丁少纯(《千万不要忘记》中的主人公),父亲是老工人,祖父是老贫农,从小生活在“红色环境”里,他们又都是共青团员,而林育生却为了追求他个人的“幸福”,做了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逃兵;丁少纯也有从先进工作者的工人蜕化成“幸福”小家庭“宠儿”的危险!
当然,谁都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这是由于他们生长在和平环境里没有受过艰苦锻炼;这是因为他们幼稚,受了坏思想的影响;或者是由于家长的娇惯等等……,可是,这两个剧本的作者,并不满足于这种表面的回答,他们也表现了各种因素对青年的复杂影响,而中心却是在揭露那本质的矛盾——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的阶级斗争。
这是从完全不同生活领域里提炼出来的戏剧冲突,但它却揭露了具有普遍性的尖锐的生活矛盾,即无论是在知识青年和青年工人中间,两条道路的斗争都是非常激烈的。无产阶级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培养革命的接班人,而资产阶级却企图用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腐蚀青年,把他们引上符合它的需要的歧路。这两位剧作者从他们所掌握的特定生活素材提炼出来的戏剧冲突,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把问题提得十分尖锐。他们用生动的艺术形象有力地表明了,即使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林育生,即使是工人阶级的子弟——丁少纯,也不能避免和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发生联系。如果不警惕,不教育,不斗争,不培养抵抗力,他们也仍然难免成为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俘虏。
就是这个林育生,他牺牲了的父母,希望他“把这曾经充满苦难屈辱的国土,建设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天堂”,而他却从地质勘探队里开了小差,并且振振有词地向萧继业描述那个人主义的“丰富”“幸福”的生活。
就是这个丁少纯,明明知道工人、团员“卖野鸭子”“成问题”,却为了一身料子服的诱饵,被他的岳母一步步地牵向堕落的泥坑!
老工人丁海宽(丁少纯父)沉痛地说:我们“常常不能把好思想像刻戳子那样刻在他们心上,倒像给黑板上写粉笔字,咱们费了不少的劲写上一黑板,可是那些旧思想就像一些破抹布,三下两下就能给你擦得模模糊糊……真是不能小瞧那些破抹布,它还有势力!”
林坚(林育生的养父)沉痛地说:“警惕啊,孩子!多少先辈流血牺牲才换来了今天的胜利,我们的江山得来不容易啊!可是,帝国主义、反动派正梦想从你们这一代人身上找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希望,你们要争气啊!”
这是父辈的声音,也是时代的警钟,它敲响在每一个革命青年、每一个革命者的心上。
《年青的一代》和《千万不要忘记》主要是通过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描写了这场复杂的冲突,但是,它们却都是从阶级斗争的高度上,写出了这场冲突的长远的社会意义。如果说《年青的一代》是从青年人的两种理想、两种幸福观、人生观的尖锐矛盾中,反映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那么,《千万不要忘记》却深入到平凡日常生活的矛盾中,揭示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当然,比较起《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两个剧本,在揭露社会矛盾的深度和广度上是要差一些的。譬如《年青的一代》对林育生思想感情变化的背景,就还缺乏有说服力的描写。同是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林育生和林岚完全是不同的性格。剧作者写出了林岚的性格烙印着林坚的很鲜明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林育生的身上却一点也看不到,即便把林坚写成始终游离于矛盾之外,也还是一个很大的漏洞。自然,资产阶级的影响,是社会的存在,不能简单地只从家庭熏陶上去找原因,但必须有力地写出这种影响,才能创造丰满的性格。《千万不要忘记》虽然从日常生活中写出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充满了生活气息,但把丁少纯的变化,仅仅集中在岳母的影响上,似乎又把这种生存在不少人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的生活面写得狭窄了一些。
不过,这两个剧本尽管存在着一些不足,却仍然揭示了富有现实意义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而且在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创作上,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特别是《千万不要忘记》,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关系中的被批判的人物——姚母,作者丝毫没有故意地丑化她,而是从生活的真实描写里,细腻地展示了她的性格。她在这场冲突中,并没有在自己的身上贴上“自私自利”的标签,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女儿和女婿,但是,“自私自利”却渗透了她的灵魂,她不仅把她的那些生活方式、生活看法,看成完全合理的存在,而且要用它们来改造丁少纯,支配丁少纯。这场斗争写得既尖锐又准确,这个人物写得既有分寸,又解剖得深刻。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早已明确地指出过:“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长时间以来,我们的文学艺术,没有甚至回避从这种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斗争中,发掘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和主题,写出有力的作品,擦亮人们的眼睛,提高人们的警惕性,推动人民在斗争中进行精神世界的社会主义改造。上面谈到的这几个剧本,确实在这方面跨出了一步,它们不仅正确地描写了社会主义时代不同生活领域里的两条道路斗争的尖锐性,而且深入到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生活和思想形态里,挖掘了它们的复杂的内容。可以说话剧创作在这方面走到了其他文艺作品的前面,这是可喜的收获,也毫无疑问地会对其他文艺形式起促进的作用。
创造有血有肉的新人的形象
要在戏剧形式中真实、深刻地概括社会生活的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无论是反映阶级斗争或者描写人民内部矛盾,其最中心的一环还是在于写好矛盾的主要方面——新生活的不可战胜的现实和理想的威力,而这种威力又主要应当是体现在有血有肉的新人的性格里。
在我们的时代里,不管矛盾多么尖锐,斗争多么激烈,而体现历史发展趋势的当代英雄人物,却永远把握着生活的方向,屹立在沸腾的时代激流里,经受着暴风雨的考验。因而,塑造当代英雄人物,不能不是我们文艺创作中重要的课题。革命的文艺,主要是通过表现英雄人物的精神品质,树立英雄人物的榜样,以达到潜移默化移风易俗的目的。在戏剧冲突里写不出这个矛盾主要方面的威力,也就难于把它所反映的斗争生活写得深刻,难于正确有力地解决矛盾。我们的舞台上至今还有这样一些戏,它们描写了现实生活中的复杂的阶级斗争,把斗争也写得很尖锐,但是,戏里的英雄人物却写得简单、概念,苍白无力,表现不出处于斗争主流的革命的雄强的气势和力量。这是和我们伟大的现实完全不相称的。
一九六三年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这几个优秀的话剧剧目,恰恰也是在这方面显示了它们的新的成就。在这些剧本里,大都不是描写狂风暴雨、惊心动魄的斗争,它们所反映的生活矛盾是出现在平凡的日常工作和劳动生活里,即使对敌我矛盾有所反映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其斗争生活的中心也不是战火纷飞的战场,而是灯红酒绿的南京路。但是,剧作者却正是通过这种复杂的新形势下的香风与毒气的吹打,写出了那些屹立在霓虹灯下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英雄“群像”。连长鲁大成的豪爽而幽默的性格,妙趣横生的炊事班长洪福堂,纯朴的赵大大,真挚而坚强的春妮,都是以多么丰富的性格特色嵌入观众的心灵啊!正是这些生动地体现了充满革命精神出污泥而不染的当代英雄,向观众展示了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不可战胜的威力。
在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作品里,李双双这个性格显示了农村新人的强烈的时代精神的光采。这当然首先应该归功于电影剧本的作者李准同志。然而,能够在舞台上以独特的乡土风貌再创造这个形象,却不能不说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农村演出队的一个新的贡献。人们说这是“又一个李双双,又一个新创造”,是并不言过其实的。李双双是一个具有美好的生活理想、热爱集体的农村新型妇女。她大公无私,敢说敢做,勇于和旧思想旧事物进行不调和的斗争,那怕是对自己亲爱的丈夫,也同样一丝不苟。影片《李双双》主要是突出了这个农村新人这方面的精神品质,话剧《李双双》则是在这一性格的基调上,更丰富地发展了她的多方面的精神风貌。
这一个李双双的敢说敢做、勇于斗争,更细腻地展现在她的大公无私心胸坦荡的朴实性格里。如果说,在影片中,她的这种性格特色只是闪现在和大凤的关系里,那么,在话剧舞台上,它却融贯在这个农村新人的一切作为里,无论是对喜旺甚至是对孙有婆,她都满怀着与人为善的热情。心直口快,是它的表现形式,但爱吵爱闹却并非她的性格本色。因为她绝不是那种旧时代炮筒子性格的妇女,她的敢说敢做,勇于斗争,是萌发自一个公社农民的集体主义的光辉品质中。话剧《李双双》的改编,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加强了对李双双朴实可亲的性格特点的刻划,不仅没有削弱这一新人性格的斗争意义,反而更深刻地显示了她的共产主义风格的精神面貌,使得这一典型性格更加丰满、更加完整了。
《远方青年》里的那个在牧区成长起来的新时代的“山鹰”——受到牧民爱戴的青年兽医沙特克的性格,更是完全展现在平凡的工作和劳动里。他处于尖锐的戏剧冲突的中心,虽然舞台场面上很少出现他和别的人物直接展开的性格冲突,而他的勤恳的、顽强的劳动,他从暴风雪中、从牧马的病疫中夺取到每一个胜利的战斗,却都在冲击着人们的心灵,牵引着斗争的深入发展。牧民们为这胜利而欢乐,艾利嫉妒这胜利而拚命挣扎,阿米娜则从沙特克的不断胜利中看清了艾利的灵魂,看清了自己的错误道路。……这出戏不仅生动地塑造出一个沉浸在劳动中赤胆忠心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的形象,而且把日常的、平凡的社会主义的工作和劳动,升华到充满着浪漫诗意的高度,使它的艺术形象,渗透着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在反映当代生活的话剧创作中,这不能不说是《远方青年》的一个新的成就。
《年青的一代》,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能说是特别成功的。处于生活矛盾关键地位的林坚,被长时间地游离出戏剧冲突的中心,使得这位老一代的英雄人物,没有能够照耀出应有的光采。对于和林育生相对立的人物萧继业的处理,也有声音多于行动的缺陷。我同意何长工同志的意见(见一九六三年《文艺报》第十期《老战士谈〈年青的一代〉》),如果有一场描写向大自然进军、向地球开战、为祖国探宝的地质队的苦中有乐的战斗生活,这将有助于把萧继业的性格塑造得更丰满些,也会更有力地反衬出林育生的幸福观的卑微和渺小。
不过,《年青的一代》里林岚的形象,却是朝气勃勃地走到观众的心灵里来的。这是社会主义时代充满青春欢乐和生活自豪感的年青的一代。他们从带红领巾的时候,就开始吸取革命前辈的精神力量。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为祖国献身的伟大功勋,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前进生活中的榜样。他们也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但时常在听到党的号召以后,又忘掉了这些兴趣和爱好,适应祖国需要,追求新的目标。美好的东西永远在他们的心灵上烙下深深的痕迹,伟大的理想鼓舞着他们不断地前进。他们的生活经验确实很不够,在未来的经历中也许要遇到挫折和失败,但革命的种子已经深深地埋藏在他们的心底,他们会从党的培养和教育里,得到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这是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全新的革命的一代。林岚正是这类年青一代的代表人物。在她的纯洁的心灵里揉不进一粒沙子。她看不惯哥哥林育生的那些个人主义的打算,她为林育生的逃兵的懦怯行为而感到耻辱!她也不能容忍表姐夏倩如对林育生的那种无原则的妥协。她有表演的才能,可是,当党发出支援农业战线的号召时,她决心要在农业方面“出把力”,去投考农学院,考不取农学院,就到井冈山农场去参加劳动——“不要什么后路,决定了就一条路走到底。”只有这样的青年一代才能毫无愧色地在老一代人面前坚定地宣称:“既然我们的父兄都是硬汉子,我们也不该是胆小鬼!”“你放心吧,我们会沿着你们的道路走到底的!”
林岚的形象,使人看到了革命后代的青春的美!
在《千万不要忘记》中,和丁少纯相对照的青年工人季友良的形象,虽然写得不够丰满,但老一代的人物像丁海宽,甚至出场不多的丁爷爷,却写得相当有力量。同时,它不只生动地写出了祖孙三代的不同的性格,还通过丁海宽和姚母有斗争有团结的复杂矛盾,写出了工人阶级改造旧世界、改造旧人物的移风易俗的博大的胸怀和宏伟的气魄。
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变革的历史时代,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立雄心,树壮志,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这样伟大的现实,革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也应当树立我们的大志,迎头赶上去,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努力和群众相结合,改造自己,改造和发展我们的文学艺术,以便于能够创造出无愧于现实的优秀作品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当前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服务。
一九六三年的话剧创作能取得这些成就,很明显,也是和剧作者、表导演同志们的深入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霓虹灯下的哨兵》,固然是沈西蒙等同志和好八连有过共同生活的结晶。就是《远方青年》和《千万不要忘记》的浓郁的生活气息,也绝不是一个不生活在牧区、不生活在工人中间的作家,能够写出来的,而且其他剧团所以不能像《前线》话剧团那样,把《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得如此出色,也显然是一个“生活”问题。陶玉玲同志说得好:“我演的春妮假如多少还有点农村劳动妇女气质的话,那是由于组织上经常让我们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的结果。”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李双双》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经验,更充分地向人们揭示了深入生活与群众相结合的不可动摇的真理。
一九六三年的话剧创作已经胜利地跨出了第一步,我们为这胜利的第一步而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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