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求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在曲艺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首先要求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在曲艺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赵树理
当前曲艺工作的主要问题，在于创作赶不上需要。这问题早在全国解放初期就提出来了，而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自然也是解决了些的），也就是说好的作品在数量方面尚不足以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大量带有副作用的东西抗衡。为什么还停留在这个局面上？如何能使这个局面改变得比较快一点？我有以下一些意见：
我们曲艺工作者要树立雄心壮志，为中国革命和世界人民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对社会主义曲艺工作，要有坚定的革命事业心，把它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不计较什么名利。回想中国共产党在地下活动时期，所出过的临时刊物是数不清的。那些作者们不说拿稿费，有时候连纸张、印刷费用还是由自己自动捐出来的；至于出名则更谈不到，一次换用一个笔名也要被特务们列入黑名单。那时候的人们为什么愿意写那种没名没利的文章呢？原因很单纯，因为要革命。有人要是缺那么个革命的劲儿，怎么能作好革命的曲艺工作呢？周总理在一次文艺工作者的会议上要求我们“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应该作为我们随时检查自己的标准。
社会上对曲艺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地位，认识也不太统一。例如评书是不是小说、唱词是不是诗、有说有唱的说唱大鼓和词话是不是一类作品、相声是不是可以列入喜剧等一系列问题，社会上现在都还没有统一的答案，一般习惯上的看法又往往以为前者都低于后者，可是你要举出古一点的《水浒》和《董西厢》来，答案马上又会倒过来。这叫习惯，我们不一定要计较它，只是我们曲艺写作者自己要心中有数，要以一个作家自居！评书就是小说！唱词就是诗！说唱大鼓就是词话！相声就是变体喜剧！你不承认我自己承认！这倒不是为了骄傲，而是为了更严格地要求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全国文联召集同志们来开会，证明文学艺术界重视我们；邀请得党中央宣传部参加指导，证明党重视我们；群众爱听我们的书，证明群众重视我们。这就够了。习惯上如果还有人重视不够，那只能说是习惯的惰性，过一个时期就好了；不过有个条件，需要我们拿出货色来。
文艺界写其他形式作品的人对曲艺支持不够。我自己写得太少也值得检讨。在讨论中有同志说“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这话应该说是有点发脾气性质。我认为这脾气发得对！各种体裁的曲艺脚本，应该说都属于文艺，文艺作者都应该供应。因为我们文艺界作得不够，现在居然让曲艺界看作“外援”，实在觉得有点对不起，只有今后努力补偿好了。
“曲艺是文学上的尖兵”这句话，只是说明它演出方便，可以提前和群众见面，理解得绝对化了，对曲艺写作也是不利的。有好多兵种有“尖兵”，但“尖兵”自己不能成为兵种。即席赋诗可以说是尖兵性的了，但叙事诗便不易即席赋出。比较大型的曲艺作品，创作之前的准备条件，大体上和他种文艺作品相同，所不同的只是用曲艺的特种形式写出罢了。社会上对曲艺的要求，也该体谅这一点，求之过急了反而生产不出好东西来。
重视改编工作较迟，也是曲艺作品产生得较慢的一个原因。在戏剧和电影方面，不论从前还是现在，由小说改编成的要比直接创作的为多。历史上的曲艺作品也是改编的多。改编者直接创作要快一点，因为有些创作过程已经由原小说作者做过了。改编者和演唱者都要熟悉生活，只是他们和原小说作者所熟悉的生活，可以在范围上略有差异——原作者是要从全面生活中提炼，而改编者和演唱者可以只体会原作品所触及的生活面（全面体会了自然更好）。不过改编也非易事。大家在讨论中，认为改编要把原作“揉碎重组”正是经验之谈，因为在小说里安排得合适的，到唱词中那样安排就不见得合适。不过不论你怎么揉、怎么组，总还得有深入体验生活的基础——一样的鱼儿，清蒸和红烧是两种口味，不过你如果不了解鱼肉的特性，那就怎么做怎么难吃。
以上几个问题是曲艺创作方面特有的。至于和他种文艺创作上相同的问题——如政治修养、艺术修养、生活体验、技巧锻炼等方面，有好多基本理论的文章可参阅，我就不在这里谈了。
同志们还有好多是领导曲艺队伍的。对这一方面，我也想谈一些观感：
各地方各曲种，各自都有传统队伍，解放以后，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加以组织、领导、革新、发展罢了。十多年来，这部分工作要比创作方面作的成绩大一点，不过问题也还不少。做工作也就是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不怕有问题，而是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整个曲艺界的社会地位是由革命而翻身的，从业的人员都是拥护革命的；可是他们又都是在旧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也有些思想、习惯是不合乎现代要求的。不但曲艺界如此，各行各业的成员都一样，凡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都需要经过一番自我改造，否则赶不上时代。本此，我们在组织曲艺队伍之初，在思想上不能求之过苛，可是在组织起来之后，便不能放松思想教育，因为这队伍不但要在新社会上做普通公民，而且还负担着广泛教育别人的责任。
首先要求每个成员都有充沛的社会主义主人的责任感。从权利方面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曲艺界的代表，从首都到各省、市、县又都广泛地有曲艺团体，曲艺艺人到处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可是在社会责任方面，还有些人虽说已经成为团体组织中的成员，自觉性仍有点差，好像还是票友。我们做组织领导工作的同志们，须先认清我们所领导的队伍中，谁是主人、谁是票友，并且设法把票友改造成主人。
曲艺队伍中有些老红旗——像王尊三、韩起祥等同志。这些老同志们，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到革命行列中来的，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打退堂鼓。这是真正的主人气派。当时还有些艺人也鼓起勇气从城市（敌战区）跑到解放区，但是经过几番扫荡，吃过一个时期粗粮后，便觉着受不了，依旧跑回城市去。有勇气到解放区去一下总算比不去好，不过也只能算个票友而不是主人——主人是不逃跑的。
全国解放以后参加曲艺队伍的人，怎么还会有票友呢？我且举出几种样子来，大家看是不是票友？
一是报恩主义，为知己者用。在一个组织中，有个领导者个人对他有好处，他以给朋友捧场的心情参加了组织；万一他这个老朋友有个调动，他便不愿再待下去。
二是凭老本事吃饭，不问政治效果；只许你跟我来，不许你改造我；合得着来，合不着去。
三是只准捞鱼，不准晒网——过得旺季，过不得淡季；光想进城，不想上山；听说学习就头疼，遇上困难就离队。
四是你划定范围我说书，对社会教育有了副作用由你负责。
这些人只能说是以票友身份参加曲艺团、队的。好的团队，在开始自然也很难免有这些人参加，可是后来都经过自我改造变做了主人。这些人，即使在历史较短的团、队中也是少数，不过一个组织中，即使只有那么一两个人，也会搅得大家心神不宁，是不可放任自流的。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一定要让这一些人，和其他好的成员一样，有充沛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人感，以革命者的身份自居。让他们感到自己做的工作是神圣的社会教育工作，不是为了报谁的恩、帮谁的忙，不是为了赚钱吃饭或者表现自己，不是当雇员只做雇主指点的活儿。在什么场合上应该做什么事，做了主人自己会摸索——谁也不会在一个朋友结婚的时候给他送上个花圈、或者在人家出丧的时候去说一段相声，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应该说哪一类内容的书，还不和这个道理一样吗？有了充沛的主人责任感，就会知道江山社稷是咱们自己的，只准成全、不许伤害……
不论搞创作还是做组织领导工作，首先都得要求自己、要求组织中的所有成员“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