蕃瓜弄里的变化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蕃瓜弄里的变化
上海市闸北区蕃瓜弄居民　王粉兰
一月三十一日下午，我的大儿子吕树春（他是洛阳建筑机械厂的工人，现在在家养病）从里弄居民委员会开会回来，一进门就说：“娘，党号召我们移风易俗过春节哩。”我说：“好嘛，你代表我们响应了没有？”我儿子马上接口说：“娘，响应了。我提了保证：一是不铺张浪费；二是不烧香烛，不拜‘天地君亲师’。”第一条，我完全同意；第二条，我开始犹豫了一下，心里想，这是老规矩了，怎么可以随便废掉呢？可是，再一想，我说：“对，老规矩也得变一变。”就在这天夜里，我把红纸条写的“天地君亲师”的神位撕掉了。第二天，我又叫我大儿子上街去请了一张毛主席像回来，贴在堂前原来贴“天地君亲师”牌位的地方。我对着毛主席像说：毛主席啊，我王粉兰要不是托你的福，哪里有今天这样享福的日子啊！
真的是这样。我今年六十岁。在旧社会，我生活了四十六年，就吃了四十六年的苦。
一九四六年秋后，我带着子女到上海来找老头子。我老头子住在蕃瓜弄的“滚地龙”里，在马路边摆一个摊子，替人修修皮鞋，拖着两个儿子、一个媳妇，有一顿没一餐。我和三个女儿跟儿子老三一来，又多了几张吃饭的嘴，日子更难过了。
这年腊月，我们一家真像在黄连路上走路，吃尽了苦头。年三十前几天，树春光着双脚，刚走出门要去擦皮鞋，“一霸天”汤国如的爪牙上门来了。他拦住树春，从一大叠红帖子里抽出一张，往我儿子脸前一挥，说：“汤老板的娘做大寿，看得起你们，勿要勿识抬举，晓得?？”我的老头子一听，急得坐也不是，立也不安。我看他急成这副样子，就说：“理他啥？我们和姓汤的非亲非眷。”老头子说：“你从乡下出来没多久，哪晓得此人是吃人勿吐骨头的。”原来，我老头子在头年冬天，凑合了几个钱，到蕃瓜弄来搭了一个“滚地龙”。“滚地龙”刚刚搭成，谁知汤国如来了，先是朝
“滚地龙”踢了一脚，再就开口大骂：“他妈的，这里是啥人的地方，竟敢在泰山头上动土，我汤老板你认识?？”他骂了不算，又凶狠狠地打我老头子两个嘴巴，打得他牙缝出血。当晚，我老头子到汤国如开的茶馆里，这家伙硬说地是他的，逼着我老头子非出钱买不可，还要请两桌酒。我老头子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借了印子钱给他。这年腊月，我老头子和儿子又冻又饿，靠讨讨饭闯过了“鬼门关”。
我望了望那张红帖子，想想老头子头年吃的苦，心里卜卜跳，我说：“那快点想个办法吧！”第二天，我们东凑西借，到汤国如家送“礼”。树春走进汤国如的客厅，这条毒蛇正躺在靠背椅里。他接过红纸包，拆开一看，马上脸孔一板，眼睛一瞪，把钱朝树春脸前一甩，骂道：“妈的，我汤老板少你们这几个臭钱，你们靠谁住在这里的？给我滚！”我儿子就被赶了出来。
树春回到家里，又气又火，我老头子只是叹气，我也真想痛哭一场。眼看已经快到年三十夜，家里没一粒米，没一分钱，这个年关怎么过？可是这笔“礼”今天不送，明天我们就难过啊！后来只好问我表兄弟借几件旧衣服去当了给汤国如送“礼”。
年三十那天，我流着泪，叫孩子出去倒泔脚、拾菜皮，准备年初一当饭吃。除夕夜里，我又带着孩子，饿着肚子，串街走巷，挨家挨户去讨饭。几个孩子，身上穿的是破破烂烂的单衣裳，光着两只脚，在刺骨的北风里，跟着我叫：“老板、太太，做做好事吧！巴望你开年大发财！”那时，像我们这样的穷苦人不知有多少，走到哪里，一群群挤在一起，当店家在“接财神”的时候，有些老板看见我们这群乞丐，拿几个铜板朝门外一撒，让我们去抢，有的是把门一关，有的是骂声臭瘪三，把我们赶走。这一夜，我和几个孩子一直讨到年初一天亮，总算讨到了几个钱。当听到有钱人家放开门鞭炮的时候，我急忙叫大儿子回家，用红纸包了一点钱，赶到汤国如家去“拜年”。我儿子在外冻了一夜，肚里又饿，跪下去“拜年”，要站起来的时候，只觉头发昏，眼发花，差点跌倒在地上。
解放以后，一切都起了翻天复地的变化。恶霸流氓汤国如和他的徒子徒孙逮捕的逮捕，法办的法办了。从此，我们结束了“脚膝盖走路”，有头抬不起来的日子。拿我家来讲，有的在工厂、生产合作社做工，有的响应党的号召，回老家种田。我家老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他从小学、中学一直培养到航空工业学校毕业。讲到过年过节，虽然我们都注意节约，但是家家户户总少不了有鸡、鱼、肉、蛋，还有糖年糕等等东西。说起糖年糕，我们家里还闹过一段笑话。那是一九五一年春节吧？我买回了一点糖年糕，我儿子、媳妇都把它当作是肥皂哩！我们蕃瓜弄早就没有“滚地龙”，臭水浜也早就填没了。政府还帮我们铺了石子路，布了阴沟，装了电灯、自来水、公用电话。万万想不到，政府还出了那么多钱，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动工，替我们造五层楼的新式工房。像这样的房子，在解放前不要说轮到我们住，就是跨进一步也不可能啊！
是的，世界大变了，蕃瓜弄大变了。我这个老婆子的思想不来个大变怎么行呢？对，一定要换换旧脑筋，做共产党、毛主席时代工人的好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