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探索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大胆探索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问题
余章瑞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目的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真正的研究工作，总是详细地掌握材料，分析这材料的各种发展形态，找寻新的事实，探求各现象间的新的内在的联系，并加以创造性的概括。革命的科学工作者，总是在不断开拓前人所没有开拓过的境地，大胆探索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问题。科学所以叫做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旧物，却很仔细倾听实践经验的呼声，注意满足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如果不是这样，科学就会成为随便什么东西，但不是科学，人们就会根本没有什么科学。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学说的产生，正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德国的古典哲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这三方面的伟大学说的直接继续。同时，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创造性的科学，它不是简单地继承前人的科学成就，而是对前人的成就加以批判和革命的改造，加以新的发展。列宁说过，马克思的观点，对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完全是“新东西”。斯大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援引黑格尔，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是一个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从黑格尔辩证法中采取了它的“合理的内核”，而摒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外壳，并向前发展了辩证法，赋予了辩证法一个现代的科学的形态。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是列宁、斯大林的这种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敢于批判敢于创造的精神，革命地发展了前人的最高思想成就，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从自然科学发展史的事例来看，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哥白尼及其后继者布鲁诺、伽利略等人敢于打破教会神学所宣讲的上帝创造宇宙的神话，反对人们凭直观感觉形成的地静天动的习惯见解，倡导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太阳系学说，我们就会没有什么天文学，而直到如今还可能会信奉着那陈腐不堪的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地球中心说。如果没有拉马克、达尔文等人在动植物和微生物等方面所作的新的探索，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目的论、生物不变论和生物自然发生说，我们就会没有什么生物学，而直到如今都可能还会迷信着上帝造人说。如果没有化学家罗蒙诺索夫、拉瓦锡等人所作的多次新的实验和新的研究，依据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唯物地阐明自然界发展和运动的规律性，或证明物质燃烧和动物的呼吸都属于空气中氧所参与的氧化作用，并据以驳斥“燃素学说”，提出“氧素学说”，我们就会没有什么化学，而直到如今都可能还会相信着炼金术了。
十七世纪以来，我国许多启蒙的思想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作了许多新的探索，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境界，提出了很多可贵的革命的新思想。王夫之大胆地对封建社会君臣之义发出怀疑。他反对复古，提出了“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周易外传》卷五）的时代思潮发展观。黄宗羲揭露君主一人私有天下产业的罪状，作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大胆结论。他第一个提出了工商业自由生产的思想，反对中国传统的工商为末的观点。顾炎武揭起重经验贵实践的旗帜，倡导“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要求“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使古为今用。他反对一味模仿古人，认为这是“文章之病”，在学术上更是开一代之新风。我国近百年来思想界的一些先进人物，曾经大声疾呼，打破老传统，追求新知识。谭嗣同提出了“冲决网罗”的口号，吴虞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则热切期望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这些历史人物在学术上的成就如何，思想上的局限怎样，这里不去说它，但是他们这种认真研究历史经验，不为前人的成就所拘束，敢于重新评价历史，敢于提出新命题、新见解，提出顺应时代要求的新口号的批判精神，是值得给以高的评价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也正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敢于革旧社会旧思想的命，敢于标无产阶级思想之新、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异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这种敢于跳出前人窠臼的闯将。
如何正确对待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但不割断历史，不否认前人在文化科学上的一切成就，而且要继承和发扬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进行的，而是在既有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我们所说的继承，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不是要去向古人顶礼膜拜，而主要是以我们现在所达到的思想水平，对古人的成就进行认真的审查、批判、分析和总结。我们不能满足于只是简单地把古人的成就弄清楚和接受过来，这只是第一步的工作，更要紧的是根据新的实践经验，根据晚近积累的最新知识，把前人的成就加以提高和发展。要有所提高，有所发展，就必须有所继承；有所继承必有所否定，所以要继承就必须批判。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它“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历史遗产中的精华的部分，也只有经过现今人类思想所达到的最高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才能成为科学的东西，才能使它对我们今天的运动发生更为积极的良好的作用。
恩格斯说：“一般说来，传统在思想体系的所有领域内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又说：“传统是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力”（《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们要警惕这股巨大的保守力量的作用，正确对待传统：既要了解传统，善于利用传统，更要不盲从传统，当传统趋于陈腐而阻碍科学前进时，又有胆量和决心来打破传统的束缚。我们研究过去，是为了现在；研究死人，是为了活人；研究历史，是为了革命；一句话：继承是为了创造，而不是为了满足什么“历史癖”或“考据癖”。那种专门钻在故纸堆里，把古人的学术成就当做不可逾越的最高界限，流连忘返，陈陈相因的作法，不是革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应该采取的态度。
探索新问题所以重要，归根到底在于真理本身就是需要不断发展的。真理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人的认识可以知道客观世界，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人们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地、绝对地认识客观世界的。由于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所以人们能够认识真理，但是永远也不会穷竭真理。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长过程来说，人类已有知识的正确性是相对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表明，任何古代的哲学著作都有其局限性。与对待至今仍可供我们欣赏的古代的艺术品不同，对待古代的哲学著作，特别是它的观点，我们不能套用马克思所说的希腊艺术的某方面还是“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当然也不会停留不进，而是不断以新的革命斗争经验和新的知识使自己丰富起来，并不断向前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既要用批判态度去对待历史遗产，更要认真总结斗争的新经验，解决历史提出的新任务，所以责任是繁重的，也是十分光荣的。
马克思主义学说直接为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它必然触犯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斗争。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从他们的阶级利益出发，总是要求被压迫阶级处于蒙昧的不觉悟状态之中，所以总是反科学反真理的。一部自然科学发展史，一部唯物主义思想史，记载了多少人为真理而不惜一切牺牲的事例！在天文学方面，从哥白尼、布鲁诺到伽利略；在医学方面，从维萨留斯、塞尔维到哈维；在哲学方面从十一十二世纪的阿伯拉尔、十三世纪的罗吉尔·培根开始，到十六十七世纪的霍布斯、笛卡儿、斯宾诺莎，到十八十九世纪的伏尔泰、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赫克尔；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不受教会神学、封建势力和保守思想的迫害。这种迫害一般都表现得十分残酷和无耻。他们不是被教会判罪，被迫放弃自己的“迷误”，就是被目为狂人，或被烧毁著作，有的竟遭杀身之祸。然而真理毕竟是扼杀不了也否定不了的。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规律的塞尔维被耶稣新教徒活活烤了两个钟头死去了，哈维却完成了血液循环规律学说。布鲁诺被异端裁判所烧死在罗马的百花广场。伽利略被迫签字弃绝哥白尼学说。但正如伽利略签字后站起来高喊的：“地球仍然在转着！”真理在斗争中发展着。
这些事例说明，唯物主义科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多么残酷的斗争。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和以前根本不同了，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我们的优越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发展，保证了新事物的成长。在我们的国家里，有空前广阔的发展科学事业的天地。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有着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优越的研究条件。十多年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批判胡适的反动哲学思想、在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等问题上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斗争中，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高，取得了很大的战果。目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还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发展既然要经过斗争，我们就要像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在斗争的风雨中间，而不是在温室里，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每一个基础都有适合于它的上层建筑，即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制度。资本主义的基础有它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基础也有它自己的上层建筑。基础要求上层建筑反映它，服务于它，有力地帮助它形成和巩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当然也要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帮助它巩固和发展，积极地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斗争。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近一百多年以来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胜利，进展和停滞，高涨和低落，斗争形势错综复杂，新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近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所进行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规模空前壮阔，矛盾十分尖锐，特别表现出历史进程的辩证法运动。目前，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的工农业和文化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人民的新的道德风尚正在形成，忘我的创造性劳动的热情日益高涨。这一大革命大建设的现实，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一系列重大的新的研究课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就指出过的：“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我们不但要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首先是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而且要研究当前问题，如当前运动的特点，它的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又如总结群众在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所创造的丰富的经验，并把它提高为理论，等等。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只有为时代服务，才能反映时代精神，对时代起积极作用；也只有积极探索当前的新的活的问题，总结当前斗争的新的活的经验，才能更好地更直接地为现实的生活和斗争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
探索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问题，是比较困难的工作。因为这些问题，前人没有作过答案，需要我们自己披荆斩棘，摸索前进。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我们应该敢想敢说敢干，破除迷信，并在战略上藐视困难。有志于攀登科学高峰的革命者，应该是不畏艰难困苦，不畏崎岖险阻的人。
进行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也比较地容易犯错误。单是知识不足，有时就会使人作出错误的判断。但是，我们不能因可能犯错误而踟蹰不前。犯错误固然不好，但也并不是绝对的坏事情。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吃一堑，长一智，错误往往会成为正确的前导，成为打开通向正确道路的门户的钥匙。
科学研究工作，顾名思义，是必须老老实实的工作。高度的革命精神必须和高度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切切实实地下苦工夫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才能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引出正确的结论来。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路，勇于开拓前人所没有开拓过的境地，探索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问题，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一定能够做出应有的显著的成绩，得到应有的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