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看年画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从农村看年画
苏光
年画，原是我国农村用于年节装饰的一种绘画，现在已经逐渐打破了这个界线，成为新农村经常需要的一个画种。年画的销售，也不只限于农历的腊月尽头，平素农村办喜事，互相赠送年画，已成为普遍的事情。农村对年画的需要更加迫切了。
年画工作中的问题，我们在美术创作中曾经讨论过，但和年画的主要对象——农民群众认真商量，却还很不够。近年来，在农村中作了一些调查，征求了农民的意见，这对于年画工作中问题的解决很有帮助。以下就我在晋南农村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谈几点意见，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一
年画，是植根于民间的一种群众性的艺术，它一直是沿着革新的道路发展起来的。早在全国解放前，解放区的年画经过革新，吸取了民间年画的精华，直接和当时的革命斗争相结合，成为革命宣传教育的有力工具。全国解放以后，新年画的题材更加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民生活和斗争，已成为新年画表现的主要题材；年画在群众中发挥了更大的教育作用，已成为群众生活中不可少的一种精神食粮。
农村中绝大多数的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对反映当前重大政治题材的年画非常热爱，尤其喜爱那些表现领袖形象的年画。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群众是当作年画购买的），到处都可以听到群众的交口称赞。我们在翼城县山区一个公社生产大队举行年画展览的时候，就有不少农民提出要向我们买这张画。这个生产大队的小学校，去年春节为了购买一张《开国大典》，曾经派了专人到县城，费了很大周折才买到了一张。现在还珍贵地保存在学校的办公室里。他们说：“这张画上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有了，谁家也愿意贴一张，可惜就是不容易买到！”群众的看法是：“旧年画兴取个福祥吉利的意思，什么吉星高照呀，五福临门呀，还不都是迷信？新社会的吉星、福星就是共产党毛主席。”大凡买了有领袖像的年画，不管是领袖和群众在一起同欢共乐的，还是领袖领导群众闹革命的年画，都贴在自己家里最显眼的地方，他们说：“这是真正的幸福临门！”
青年和儿童，爱看革命战斗故事的年画，这就像他们看戏爱看武戏，唱歌爱唱战歌一样。民兵们看了革命斗争内容的年画以后，还自发地联系到民兵的工作去讨论。这自然与我们农村党、团组织的教育有关，但也说明战斗故事作为年画题材的重要；可惜我们的年画近年来在这方面的取材不多。我们拿到农村展览的一些革命历史画，如《平型关大捷》、《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等，虽然只有一个独幅的画面，群众还是看得津津有味。他们建议把这些画成四扇屏的连环画，说这样一定可以代替《七侠五义》那一类的旧年画。
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年画，农民群众同样也喜欢，但是这种画也并非张张都受到欢迎，他们说：“农村的新鲜事儿很多，要挑一点有看头的来画。”我们曾经带了一张题为《迎亲》的年画草稿，画着一对新型的农村青年男女，骑着自行车去举行婚礼，他们就说这是好画，而且纷纷议论，说这比坐轿、骑马都好，既节约又时兴，认为是一种有益的提倡。农民要求年画的新，其实就是要求及时反映现实生活，过去有的年画作者，有时担心内容和形式不能统一，而迴避在年画创作中选取现实题材。迴避，是一种缺乏革命责任感的表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通过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是可以逐步求得解决的。当然，年画创作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只能是比实际生活更高更美，不能是日常生活的重复。
农民对于年画的要求，说来也很简单：年画的形式，首先应适合室内装饰的需要，是横是直，几开几裁，要根据各地的房屋样式加以设计。艺术表现要合乎群众的欣赏习惯，要能看得懂。内容要新鲜有看头，画面颜色要明朗鲜艳，凡是这样的画，农民都很喜爱地把它们算作年画。
二
如何批判地吸收民间木版年画的传统，也要听听农民群众的意见。传统的木版年画之所以形成它特有的风格，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年画的作者本身就是群众中的一员。农民群众说：“他们是老百姓中的能人。”他们和广大群众有共同的爱好，能够集中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因此他们的作品一般说来合乎群众的口味。他们创作年画时起稿落墨，常常要经过群众的再三推敲、鉴定，才可以刻版印刷。这是一套群众路线的创作方法，是最值得我们继承的传统之一。现在我们的年画作者，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比旧社会的年画艺人优越得多，只要能够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深入群众改造思想，是能够真正成为群众的艺术家的。
木版年画的印刷，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比较粗糙，颜色也比较简单，但也由此而出现了一种特有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只能在它的基础上加以提高，不可为近代印刷术所代替。木版年画这种别具一格的形式，和题材的选择正好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审美观点。创作新的年画，可以利用木版水印的条件，保持和发展原有的艺术风格，但更重要的是要表现新的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
我国木版年画的产地很多。著名的杨柳青、桃花坞、潍坊、绵竹年画的相同和不同处，已为大家所熟知，产量较小地区，如北方的武强、凤翔和晋南等地的年画，也由于风俗习惯和欣赏趣味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地方特点。晋南的木版年画，和晋南的地方戏曲、秧歌、社火以至八面威风（晋南锣鼓）等民间艺术一样，给人一种豪放、慷慨、明快、爽朗的感觉；特别是门头、门画、吊画中的人物，更具有这个特点。这些应该加以整理，少数可以继续出版的继续出版；须要改革后出版的改革后出版，不应该简单加以否定。旧木版年画中，戏出画数量很大。农民群众欣赏戏出画的习惯也由来已久。一幅成功的戏出画，往往可以吸引许多人边看边议，一看再看。群众说：“这才看得入胜哩！”但他们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说：“《白蛇传》虽好，光看这些也没意思，像《刘胡兰》、《槐树庄》、《李双双》这样的新戏，画出来大家会更加欢迎。”关于如何用传统的技法来表现现在的妇女、儿童，我们也试验了一下，得到的批评是：“这些人都像些童男童女。”显然，离开表现时代特点，而只在形式上夸张装饰是行不通的。学习木版年画必须推陈出新，应该在表现新的生活的前提下，吸取和发展原有的技法，创造新的年画形式。木版年画中装饰性很强的那种程式化了的技法，民间艺人们是很熟悉的，群众管运用这种技法叫做“打扮”。一个人本来生了七分，一经打扮就有十分。农村中常常形容一位媳妇好看，就说她是“从画儿上掉下来的”。足见画中的人物应该比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打扮得更美，这种“打扮”的艺术，正是木版年画作者多年来从实践中练出来的功夫。打扮成什么样子，怎样打扮，正是我们在创作中要很好加以研究和运用的技术。随着时代的不同，群众的审美观点也是不同的。我们有责任培养群众热爱社会主义生活的新的审美观点。
三
年画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装饰年节，其中主要用于装饰的，又有斗方、门头、挂笺……之类的小画；属于迷信品的门神、灶君，实际也有装饰的成分。有一位生产队的干部向我们说：“庄稼人贴灶君主要为了看个节气，也是自古以来留下的习惯，灶头上贴灶祃，人们就只当一张画儿看了，一下子去掉了，像将女人剃了头发，秃溜溜的。”这说明这一类的年画，并不能简单取消，而应用新的年画去代替。近几年来，我们的新门画、历画就起了这种代替作用，但还很不够。不仅印刷数量不能满足广大农村的需要，而且内容和形式也不为群众接受。如一些以讲卫生、学文化为内容的门画，群众即使买了，也还是贴在家里。他们说：“轻飘飘的不好看，门画的人物要画威武些，颜色要稳重些才对。”新的年画决不能迁就迷信的内容，但照顾群众的习惯，选择恰当的内容和形式，则是完全必要的。
适应室内装饰的年画种类很多，必须根据农村居住环境的变化加以重新设计。十里风俗大不同，就以晋南几个县来看，便有很多不相同的装饰性年画。洪洞、临汾一带盛产拂尘纸和吊画，襄陵、汾城一带则盛产灯画和幔子，曲沃、翼城一带盛产窗花和斗方。这都与这些地方的住宅不同、实用要求不同和风俗习惯有关系。旧年画的内容和形式，是适应旧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而产生的，新社会的条件变了，年画的形式和内容就不能不变。近年来，晋南地区的美术工作者，曾经重新设计了不少装饰年画，其中有大量的拂尘纸、斗方、门画、历画等，销路很好。
旧的装饰性年画，大部分属于神祗一类的迷信品，这是和我们的新年画针锋相对的东西。解放以后，随着农民政治觉悟的提高，迷信品在农村中逐渐被淘汰了。但是，在农村中还存在着集体经济同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农民群众头脑中的旧思想残余，旧习惯势力还没有全部克服。什么时候新年画不能完全代替这类东西，什么时候封建迷信品就会向我们争夺农村这个广阔的年画阵地。这是一场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年画工作者，应该细心地调查研究，和群众商量，创作一批适应各地具体需要的新装饰年画，同时协同出版、发行部门，共同研究这一类年画的生产和供应问题，来逐渐满足群众的需要。
年画和广大农民的生活、思想是紧相联系的，它可以积极地影响群众奋发图强树立雄心壮志的革命思想。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新年画曾经发挥了革命的宣传教育作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给年画开辟了广阔天地，新年画应该通过它本身特有的功能，继续发挥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