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美国的一支“和平队”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近代史上美国的一支“和平队”
陈原
美国资产阶级正式成立共和国后第二年，便将它的触须扩展到辽远的中国：派到中国来的第一艘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于一七八四年启航。六十年后，即一八四四年，美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特使”顾盛，趁着西方殖民主义轰击中国的炮火的余威，强迫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了中美之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就在这一年，恩格斯写下了如下的一段对美国的分析：“美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建立了工业，目前在粗棉纺织品（英国工业的主要产品）方面已经开始和英国竞争，它已经把英国人从北美和南美的市场上排挤出去，在中国，美国货也和英国货一样地销行了。其他工业部门里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要找一个能够把工业垄断权夺到自己手中的国家，那末这就是美国。”（《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望厦条约”的订立就是恩格斯所谓的“把工业垄断权夺到自己手中的”美国对华侵略的第一个高峰。从一七八四到一八四四年这六十年间，美国殖民主义向那时落后的中国，派出了许多旨在渗透和侵略的“先遣”队——也就是美国人所谓“唯和平是求”的一群牛鬼蛇神。人们只要略为考察一下这些牛头马面的勾当，那就很容易了解今日美国新殖民主义四处派出它的侵略工具“和平队”的本质。正如一个革命家所说，这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的历史罢了。
让我们从美国商人罗伯特·福士开始。罗伯特·福士是许多美国商人中的一个，并不特别好，也不特别坏，只不过他留下一本《回忆录》，所以我们知道他比较多而已。这个罗伯特·福士是一八一八年来华的，临动身时听取了一个老殖民主义者的“规劝”：“要永远朝前冲”，并且“路上遇见魔鬼，立即将他撕成两片，然后从这当中冲过去！”（见斯达克波编：《船长柏列斯葛和鸦片走私贩》一九五四年）福士一家都是从可耻的鸦片贸易中发财的，他本人也是美国鸦片商旗昌行的经理。福士同其他美国商人一样，披上了伪善的外衣。所以那时他们“处在一种奇异的地位”，“获得中国人的信任”，而英国商人却“失去了这种信任”（斯达克波上引书）。难道美国商人果然是“唯和平是求”的天使么？请让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来作证吧：
“美国人从英国商人和银行家的委托中收到大量的孟加拉和麻洼的印度鸦片，但是他们自己也开辟了一条鸦片贸易的支路，而在这条支路中直到一八三四年英国人是被排挤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本世纪（十九世纪——引用者）开始，普金斯行以专贩士麦那鸦片运华为业；……由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运华的鸦片，也有一部分为美商旗昌行和赫特公司所有。”（摩里逊：《麻萨诸塞航海史》）还有个美国商人利用“中国人尊重死者”的风尚，“将大批鸦片装入若干棺材冒称船上水手死尸，抬入陆上发售”（上引书）。
“在那个时候美国人和鸦片贸易的瓜葛，比任何统计数字所表示的都要深切得多。”“……鸦片贸易，就像奴隶和酿酒厂一样，成为许多美国大资产的基础。”（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
在一八三九到一八四二年战争期间，福士同其他美国商人一样，留在广州，直接帮了被迫撤离的英国商人的许多忙，承接他们的业务，并且从中大赚其钱（参见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福士的《回忆录》里记载，那时英国人劝他撤退，福士对他们说，“我不是到中国来休养或享福的”。后来英国人发现福士留在那里对他们很有好处，送去了一封感谢信。信中对这位
“亲爱的福士”表示：“你没有采纳我的意见离开广州，女王真地应该向你好好致谢！”可见福士之流的美国商人留在广州干的是什么勾当了。
罗伯特·福士和其他几个美国商人，在一八三九年五月向美国国会投送的献策书，彻底暴露了这所谓“唯和平是求”的美国商人的嘴脸。信里呼吁美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而且“应同英法荷政府采取一致行动”，“向北京帝国政府直接请求，以获得它对于……许多重要要求的应允”。信里还呼吁美国立即派舰队威胁中国当局，以便“兵不血刃地从这个政府获得某些承诺和条约”。在福士们呼吁后五年，美国政府确实用炮舰来实现这些“唯和平是求”的“商人”老爷们的献策了。
在那时的美国商人当中，也有一些体面的流氓。威廉·亨脱就是其中一个。这个无赖到中国是在一八二五年，那时他是一文不名的小伙计，二十年后他离开中国，已是腰缠万贯的体面绅士了。只是由于他写下了两本不成体统的“回忆录”（《广州番鬼录》一八八二年和《旧中国杂记》一八八五年），这位体面的绅士给我们留下了很不体面的流氓事迹。试看这个流氓绅士的自供：
“当他们（走私贩子——引用者）靠近的时候，我们由他们的桅顶分辨出他们的暗号，……我们升起我们的旗，这划子靠近我们下锚，在惊人的短时期内，从玫瑰号（美国鸦片走私船——引用者）上接受鸦片，搬到他们自己的船上。”——难道这不是干鸦片走私的可耻勾当吗？
“中国当局一再威吓我们说，假如我们继续卖给人们洋土（即鸦片——引用者）的话，我们要受严厉的惩罚。……但是我们像往常一样，继续出售洋土。”——这些美国商人何尝将中国“当局”放在眼里？
“除去一个月几次固定的日子以外，禁止我们闲逛，并且不准离开一位通事（即译员——引用者），可是我们高兴的时候，我们可以随便走，愿意逗留就逗留，并且很少有通事跟着我们。”——这难道不是横行霸道的美国流氓本色吗？
“我们能召集的〔外国商人〕约有七八十人，一齐冲出来，制止执行（指中国人在商馆外广场上处决鸦片走私贩子——引用者）。”“还拆毁了绞架”，“拿着这些木料，向行刑者及附近的中国人头上及肩上乱打”！“我们每天都没有得到像这样的游戏”！——以殴打中国人为“游戏”的美国绅士是什么东西，难道还不清楚吗？
也就是这个美国流氓，“发明了”所谓“鸦片对华无害论”。亨脱竟胡说什么“吸食鸦片比起美国和英国饮用烈酒来，其害处是微不足道的”。好一个“微不足道”！马克思在那著名的论文《鸦片贸易史》中所作的辛辣的讽刺：“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真好像是对准这伙美国流氓商人说的。
当美国商人在中国站稳脚跟时，美国的传教士——“医生”“编辑”“学者”就跟踪而来了。一八三○年到中国的裨治文，是这群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凶手中的第一个。作为传教士，裨治文用中文译过《新约全书》，但是他对传播上界“福音”的兴趣，远不如宣扬世俗的美国“民主”更热心。他用中文编译的《美国地理沿革史》，先后两次修订，很受美国资产阶级看重，被说成是“颇具有使中国政府对美国发生好感的作用”。但是裨治文对美帝国主义的最大“贡献”，却是在广州创办的英文《中国丛报》。这份刊物的目的不在于传播上界“福音”，从头就作了这样的规定：它将使“并非主要关心宗教事务的读者发生兴趣”，而是“在外国人当中传播有关中国的资料”（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裨治文主持下的情报工作，显然对美国侵略者的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美国人甚至于说，“望厦条约中有一些条款，似乎都在《中国丛报》先行讨论过的”（见丹涅特上引书），这种说法不算过分。
《中国丛报》着重搜集有关中国的资料，没有公开印出来的还不知有多少。它在第一卷写道：“有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各方面比较准确、比较详尽和比较切实的资料，正是十分急需，尤其在目前，正当基督教国家（应该作殖民国家——引用者）开始考虑同这个帝国的关系的时候。”战争打响以后，裨治文更明确地提出，应当以一八四○年五月英国侵略军所拟订的“调查提纲”作为这个刊物选题的依据，同时又强调要搜集有关中国人事的材料。裨治文办刊物有他的阴谋，在刊物上面不轻易发表美国统治阶级的意图，竭力将自己打扮成“客观”和“公正”，以致后来美国资产阶级竟宣传什么由于裨治文是个“美国人”，“所以对于当时在争执中的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是完全没有偏见的”（见马士上引书）。不过这所谓“完全没有偏见的”裨治文，却仍然不时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来——例如一八三九年五月号的社论，就呼吁殖民国家“不应当各行其是”，不应当“只着眼于狭隘的利益”，而“应当是整个西方世界对付中国，或者无宁说是整个西方世界为了中国”（！）。可见这个“毫无偏见的”裨治文的主张，还是跟上面说过的美国商人的献策，如出一辙的。这个裨治文是帝国主义联合反华论的始祖。当顾盛乘炮舰来华时，裨治文就匆匆脱下袈裟，再也不传道，不编报，而投笔从政，做美国侵华特使的翻译、秘书兼谋士了。
裨治文办刊物得到纽约教会巨大的物质支持。一套印刷设备由美国送到广东；还附带送去一个年青的神学院毕业生——这就是卫三畏。这个印刷所由卫三畏主持，能印书报和其他宣传品，在侵略特使顾盛来华时，还印文件。顾盛对卫三畏的工作很赏识，说他“对〔美国〕政府所作的直接和间接的、对于在中国布道和传播文明（！）的事业的贡献，应给予很高的评价”（《传教士、外交家、汉学家卫三畏生平及书简集》，纽约，一八八九年）。
卫三畏是以“中国通”见称于美国统治阶级的。他编过多种中文课本、辞典，但最被统治集团赏识的则是《中国总论》（一八四八年）。这部“巨著”是由美国侵略野心家的偏见和无知堆砌成的，原名很长，叫做：《中国——关于中华帝国及其臣民的地理、政府、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的考察》。这部书一出版，就得到美国资产阶级喝采——偏见和无知征服了这些老爷们的头脑。他们直到这个世纪初还说，它“仍然是关于中华帝国的许多权威著作中最丰富的一种”。
卫三畏既然出色地完成了美国侵华先遣队的工作，所以在一八四四年以后是“官运亨通”的：由译员、秘书而当代办，直到后来告老回国去当教授，继续为美国统治阶级培训侵华人才。
如果不提那位挂着行医施药的大慈善家牌子的野心家彼得·巴驾医生，那是会使这群牛鬼蛇神减色不少的。巴驾医生是一八三四年在裨治文和卫三畏们的迫切期望中来到广州的。他的来华，使得美国侵华先遣队“增加了格外的活力和能耐”，而且“有可能提供一种新的因素，在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消除他们相互之间的误解（！）”（《彼得·巴驾生平、书简及日记》，波士顿，一八九六年）。巴驾的医院，一八三五年十一月在广州开张，确实骗取了若干中国人的信任。美国的整个侵略集团，不久就全都发现巴驾的工作有重要意义；他们有的捐款，有的捐房子，有的替他作义务宣传。巴驾医生在中国官场中也有熟人，连抵抗派首领、那时派到广州去的钦差大臣，也上过他的病历（见六五六五号病历）。按照记录和魏源编辑的《海国图志》，林则徐曾托人找这个医生译过瑞士国际法专家滑特尔的《各国律例》中的几段。有了这样的“交往”，这位野心家巴驾医生就妄图进一步影响林钦差的外事活动了。那时（大约在一八三九年），他向林则徐提交一封长信。信里先把林则徐大大恭维一番，说他为人“正直”、“爱国”、“人道”，是“有口皆碑”的等等；接着又将自己大大吹嘘一番，说他本人是“全人类的朋友，尤其是中国的朋友”等等。信的中心内容却是劝林钦差不要动武，投降为上。信上说：“目前中国和外国发生争执的原因何在呢？是在于相互之间对彼此的意图性格缺乏了解。这样，有什么救治之法呢？无他，两个字可以概括：订约。天下间一切友好国家都订了约（举例而言，美国和英国，法国和美国都订了约）。让过去的一切仇恨都被忘却吧。”（见《彼得·巴驾生平、书简及日记》）
但是，被压迫的民族怎样能把压迫者所加于自己头上的“一切仇恨”都忘却了呢？这位假慈善家还向林钦差“保证”，说外国侵略者的“企图”，只不过是做生意，“有条约保障的贸易”而已！这封胡说八道的信那时是否到达林则徐手里，林则徐如果收到了又怎样想，这些我们都不清楚。可是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他无论用什么花言巧语劝林则徐投降，可办不到；劝中国人民投降，更办不到。
一八四○年七月战云密布，西方殖民主义者眼见行将用大炮轰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了。这时，“慈善家”巴驾十分焦虑，生怕美国统治阶级坐失良机。他此时已将行医施药的事抛到九霄云外，连忙回到美国大陆，到处演讲，煽起美国人侵华的狂热。他晋谒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随即又与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长谈，并送去书面建议。他主张立即派全权使节去中国，在这场战事中捞一把。他又以筹款为名，到欧洲去活动，并与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菲立交换过意见。巴驾医生的活动，深得美国当权阶级的赞许。他娶得国务卿韦伯斯脱的一个亲戚为妻，攀上了豪门，然后大摇大摆于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回到广州。此时这个力主“订约”的始祖发现：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已经签了字。巴驾这个“慈善的”野心家狂喜地欢呼：“有丰富迹象表明：一个新时代已经到临了！”
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是说对了：美国侵华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先遣的“和平队”已经作好了必要的布置。一八四四年顾盛带着国务卿的儿子即巴驾医生的亲戚弗勒拆当秘书，乘军舰“出使”中国。巴驾立即做了顾盛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后来还吸收了上面提到的裨治文和卫三畏。从此以后，巴驾“医生”变成巴驾“博士”，“慈善家”变成外交家，满脸笑容的传教士恢复了穷凶极恶的侵略者的狰狞面目。
巴驾博士当了三次代办之后，一八五五年正式升为公使。在一八五六年，这个野心家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侵华新方案——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巴驾博士的老朋友、美国鸦片商人吉地安·奈跟他一唱一和，说只要美国政府肯出面保护，美国商人便能在台湾“促成”一个什么“独立政府”。一八五七年，巴驾为此提醒美国国会说：“甚盼美国政府不致于事关台湾这种人道、文明、航行和商业关系的行动，畏缩不前”。到了这时，自封为“全人类的朋友，尤其是中国的朋友”的巴驾，于是原形毕露了：自封的“慈善家”原来是只野心狼！
鸦片商人，流氓打手，情报特务，学者教授，江湖医生，……正是披着各式各样的外衣，干着同一目的的侵华罪恶活动：一堆牛鬼蛇神组成了一幅美国侵华先遣队的绝妙图画。从这幅图画不难识破今日美国派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地区去的、满口“仁义道德”、大攀亲戚、侈讲和平的“和平队”所要干的是什么勾当。这叫做：“温故而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