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演员的今昔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评书演员的今昔
袁阔成自述　赵　博整理
袁氏三杰
四十年前，在北京提起评书界袁氏三杰，没有不知道的。他们是我的长辈。大伯父袁杰亭（袁氏三杰之一），生得身材匀称，浓眉阔目，一看便知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十八岁出师，便和大师兄、当代的评书名艺人王杰奎说对台。据说，只要王杰奎在露天书场开书，就像磁石吸铁一样，大街小巷的车马、行人全被他吸住了。真是行人忘记赶路，小贩停止叫卖。有时由于车马行人聚集街头，阻碍了交通，把交通警察忙得热汗横流，因此，得名为“净街王”。我大伯父敢于同“净街王”说对台，他的艺术水平的高低是不言而喻了。
令人愤恨的是，旧社会对一个评书艺人百般折磨，大伯父年近三十，就精神失常了。在那个黑暗的年月，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有病难求医。开始，有些医生自动登门，几乎踏平了天井，挤碎了门框；等钱花光衣服当尽后，连个医生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就这样，为评书艺术费尽神思，熬干心血的大伯父，正当年青有为，便与世长辞了。
继大伯父之后，二伯父袁杰英在北京说书四十多年，久占西安市场长顺轩茶社，也颇有名气。他最善于幽默又留有余地，一个笑包袱让听众回家也得笑三天。尽管如此，在旧社会也同样受尽了“糊涂”气。一天，二伯父“下地”（说书）归来，路上碰到两位带枪的军人，见面便问：“你叫袁杰英吗？”“是啊，我……”没等二伯父把话说完，那两个家伙便异口同声地说：
“那好，跟我们走吧！”顿时把二伯父吓了一身冷汗，看样子不去是不行的。二伯父一边走一边试着探问，才知道是要他去说“堂会”。两个家伙带着警告的口气说：“我们老爷很看得起你，不过，你得注意，要是说出个‘春’字来，可小心你的脑袋！”这个“老爷”究竟是哪一位呢？二伯父纳闷着步入大厅。大厅里富丽堂皇，寂静无人，对着一面一人多高的大站镜，便开了书，目不敢邪视，耳不敢杂听，说得口干舌燥无人送茶，累得腰酸腿疼也不敢坐下。就这样一连说了两个多月书，除了两个持枪的门卫以外，连个人影都没看见，只是偶尔从挂着珠帘的内室里散发出一股鸦片烟气味，和不时地传来使人欲呕的嬉笑声。直到“堂会”结束，受完了气，遭够了罪，才打听明白，这“老爷”原来是一个军阀手下的参谋长。你说这不是“糊涂”气吗？二伯父忍气吞声，饱经舞台风霜四十多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生活所累，带病演出，昏倒在北京东华门外张王茶社的舞台上。病后就医，将几年来仅有的衣物变卖一空，最后，幸亏同行的帮助，才免于黄土盖脸。
伯父一死，父亲失去了经济上的援助，拖儿带女，在北京维持不了生活，于是，全家便开始流浪天涯。
流浪生活
全家从北京来到了天津，蒙书曲界老前辈陈士和先生的帮助才算落了脚。旧社会的艺人由于怕别人“顶行”，自己挨饿，所以“欺行霸地”，有好地（好说书场）都让一些至亲盟友、同门同户的人占着。我们只好在边边沿沿堵空儿说上几场，无风无雨每天只能收入元八角钱，无奈，父亲便上“明地”（露天演出）。就这样一家四口人的生活都极难维持，我就在那个困难当儿，一九二九年出生于天津。富家生“贵”子高朋满座，设宴贺喜，一个穷说书的添了孩子，则添了忧愁。多亏一些好心的穷朋友，给了几升小米、二尺白布，才算糊弄过去了。
被生活所迫，听人说塘沽是渔乡富地，在陈士和老先生的帮助下，全家又流落到塘沽。要说“富”，塘沽确实“富”，那些豪绅富户，整天大鱼大肉，酒气熏天；要说穷，塘沽也真穷，贫民扶老携幼，倚门乞讨者，触目皆是，而且经常是一天讨不了半罐米汤，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到这里又听说赵各庄东矿生活好混，为了糊口，又奔赴东矿，此刻正值严冬，一家五口人，身上缺衣，腹内无食，冻得死去活来，好歹算来到了东矿。然而穷困像恶魔缠身一样，任凭你走到哪里，也逃不出它的掌心。父亲常常勒紧了腰带拚命说书，仍然是顾了锅上，顾不了锅下，为了活命，老人家含泪将我那刚刚十四岁聪明可爱的大姐，嫁给了一个年近三十岁姓王的矿工。大姐含着眼泪离别了一家人，据说第二年便上了头（结婚）。之后，全家又奔林西、山海关、锦州、沈阳……，总之，穷人的道路是一步一个陷阱，刚出龙潭，又入虎穴，走一处不如一处，直到最后，将全家仅有的两床被褥抵还了店账，求人寄款重返北京。一段苦难的历程，使二老失去心爱的女儿，骨肉深情像揉乱了的麻团拉扯不断，烦闷忧愁像块千斤巨石压在心头，全家人坐在龌龊的车厢里，热泪盈眶，沉默寡言，相互呆望着，叹息着。
北京，旧社会的北京，粮价像辽河的潮水一样一天三涨，靠大家帮助好歹对付了一个多月。正值大年正月，听说张家口演员少，全家四口又冒风雪奔走，路过昌平县，因为没有住店的钱，只好住在孔庙的三间年久失修的配房里，房顶无瓦，窗上无纸，炕上无席，无情的风雪像出笼的猛兽一样往身上猛扑。夜里，我们蜷曲着身躯，咬紧牙关，忍受着风雪的侵袭。我那刚刚两岁的小弟弟，尽管母亲用体温暖着他，还是不断地嗷嗷嚎叫。弟弟的哭声，比风雪刺骨的滋味要难受得多；弟弟的哭声，常常使二老彻夜无眠。
这里根本没有书场，也没有茶社，临时在鼓楼下露天演出，别说要钱哪，就是白说也很少有人受得了这样的严寒啊！一天只挣两三角钱，这个鬼地方，光煎饼就要两角多钱一斤，所以，经常是全家人守着一斤冻硬了的干煎饼，伴着八行眼泪相互推让着。
母亲，可怜的母亲，劳碌半生的母亲，由于穷苦、饥饿、忧愁、疾病的折磨，变得瘦骨嶙嶙。一天，我和父亲“下地”归来，拿着一斤冻硬了的干煎饼，一进庙里破院子，喊了声：“妈妈”，妈妈没答应，又喊了声：“妈妈”，妈妈仍然没答应。进屋一看，妈妈已经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刚刚两岁的小弟弟，嘴里含着母亲那已干瘪的乳头，还在撒娇撒泼地哭闹呢！啊！妈妈已经被吃人的旧社会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我“哇”的一声扑到母亲怀里，煎饼从手里滑落到地上。妈妈生前没过好日子，死后一领残席卷埋于他乡“义地”（一些外乡人用钱捐置的乱坟岗子）。为了活路，忍痛将天真无辜的小弟弟给了人，只剩下父子双双，举目无亲。当年，我才十三岁。
没有路费，父子步行百里去通州，两次求助于寄人篱下的大伯母，三次求助于陈士和老先生，走一地，演一地，餐风宿露，难得一饱。
一日来到了山海关，被生活所迫，又产生了二下关东的念头。当时，艺人出关是不合法的，经别人出主意，父亲假扮个掌鞋的，我扯着父亲的后衣襟，刚刚走到剪票口，被日本鬼子一个大脖溜给打了回来。幸亏一位好心的站台工人向鬼子说了几句好话，才连推带搡地混过去了。
到东北以后，我，一个十四岁的毛孩子，为了混碗饭吃，也不得不登台说书。记得有一天，我说得正起劲，只听“嘭”的一声门响，从外边一溜歪斜地撞进一位警察“老爷”，到跟前，劈头盖脸就打了一顿，打得我鼻青眼肿，懵头转向，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东北光复，国民党侵占了锦州。当时，我想不管怎么说，有了自己的国家总会强得多吧！又兼，这时我和父亲一样已经正式登台说书了，爷儿俩总可以糊口吧。可是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就在这一年，和我相依为命的老父亲，因为误收了国民党特务的书钱，第二天，这个狗特务，带了四个打手到书场，用盒子枪对着台口，硬把我父亲撵出了书场。父亲是个火性汉子，一气卧床不起。不久，便丢下可怜的我死了。
万恶的旧社会，像吃人的猛兽，吞噬了我的两个伯父和父母；万恶的旧社会，像杀人的强盗，夺走了我姐姐和小弟弟。袁氏门中，老老小小，只剩我只身一人，像一片经严霜摧残的败叶，在狂风暴雨中，飘零着，挣扎着。
四喜临门
解放的红旗卷走了漫天的乌云，我，一个受尽压迫的说书艺人获得了新生。我的大姐，同全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一样翻了身，估计我这些年一定是衣不遮体，食不饱腹。她穿着整齐的衣服，带了点心和路费，从关内找到关外，想把我接回去学点手艺。可是，当姐姐迈进山海关永胜茶社，完全出乎她意料：我穿着崭新的演出服——毛料子大褂，在明亮的灯光下正说晚场，观众坐得满满的，都在凝神静听。
离别多年杳无音信的大姐突然来临，为我的新生活增加了欢乐的气氛。记得一次吃饺子，我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过去惨痛的遭遇，想起至今还无信息的小弟弟，想起了爸爸妈妈的惨死，想起了生离死别的滋味，也自然地联想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姐姐沉痛地说：“爸爸妈妈死得太早了。”“是啊，老人家要能活到今天该多幸福！”
大姐在我这儿住了十几天，看看我的处境也就不想接我回去了。她临走拉着我的手嘱咐说：“弟弟，我走了。要记住我们是穷孩子，多亏共产党才有今天，往下一定要好好做人，好好工作，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本啊！”后来我和一个老艺人的闺女结了婚，婚后感情和谐，第二年便添了个闺女，给生活又增添了许多乐趣。
翻身后应该好好埋头工作。当年我便在党的培养下，开始试说新书《吕梁英雄传》，在山海关演出时，还得了一面写着
“发扬新内容”的黄字金边的红旗。
党的培育
党启发我，鼓励我，给了我说新书的信心，并千方百计帮助我把新书说好。开始我想说新书，由于没有文化不能看新书，党让我进夜校一连读了三年书，文化水平提高了一些，但是想到正式说新书，心里像塞个小兔子似地扑登扑登乱跳，总认为参加会演和正式为观众演出不是一回事儿，担心上座率下降，收入减少，有损名誉。这时，正值一九五八年，祖国的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在党的教导下，我逐渐认识到祖国无比壮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用鲜血为之奠下了基石。同时，也亲眼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当代英雄正在这座基石上日夜不停地添砖铺瓦。当时，党组织经常让我参加祝捷会，因为没有新段子，在这样振奋人心的日子里，仍不得不上演《醉打蒋门神》。我想革命先烈和当代的英雄人物能够不惜一切为革命创造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作为一个评书演员，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什么不能将这些丰功伟绩再现给听众呢？正在我新旧思想矛盾交锋的时候，党又及时地鼓励了我的正确想法，帮助我解除顾虑，并提出上述的思想矛盾是关系到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在党的鼓励下，便开始说新书。可是不几天，新的困难又来了，过去上十成座，现在只上三四成座，顶多不过五成座，有的听众反映：“干脆换了吧！”自己又有些动摇了。党及时派人同我研究，终于找到了毛病，不是新书不抓人，而是我生活底子薄，表演有问题。因此，党便让我去营口县虎庄公社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去山区隽一公社为农民演出；并派一名干部陪同我去哈尔滨等地采访抗联的故事，帮助我改编、创作新评书段子。党的关怀使我增强了信心，也使我忆起了往事：我那二位伯父才艺过人，在评书界也颇有名气，但毕生饱受欺凌，落了个十分悲惨的结局。今天，我这样一个极不成熟而又十分年轻的评书演员，却得到了党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培养，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时代变了，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每个人的良好愿望都有可能变成现实。党支持我说新书，我就一定能把新书说好，有党给我做后盾，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经过一番深入生活和勤学苦练，终于使新评书在舞台上又一次同观众见面了。而且上演比重逐渐增多，由每天一段增加到一场，直到全部上演新书；听众也由少到多，直到站排买票。
幸福的时刻
在旧社会里，飘零四海，最后只剩孑然一身人称“下九流”的我，今天居然成了营口市曲艺团副团长、市政协委员、市人民委员会委员，能经常和市首长坐在一起，讨论政府工作和国家大事，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可是，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许多在过去作梦都想不到也不敢想的事情，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一九五八年，党让我去北京参加了全国曲艺会演，在怀仁堂演出。一天，我们的周总理同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来听书。我和他们坐在一起，激动得手脚都不知朝哪儿放了。晚间我躺在床上，周总理慈祥的面孔，不时地浮上脑海。兴奋使我几乎一夜不能入睡，想起了过去的悲惨生活，想到伯父、父母们死得太早了，没能分享我的幸福；又想到了今天自己和祖国人民的幸福，不禁独自笑了起来。想啊，想啊，突然一桩心事悄悄地浮现在脑际，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呀？想啊，想啊，慢慢地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袁阔成啊，袁阔成，你太不知足了，主席那么忙，怎么能有时间会见你呢？虽然如此，却总不喜欢打消自己的这个美好念头。
一九六○年，党让我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我日盼夜想的愿望实现了。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我和两千多位文学艺术界代表一起会见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两千多颗火热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两千多双激动的眼睛，闪着幸福的泪花，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异口同声的“万岁，万岁，万万岁”震天的欢呼，迎接我们领袖的来临。
主席同我们一起合影，从照片上看，我虽然和主席相距挺远，可是我的心早已飞到主席的身边了。会见毛主席，这个终生难忘的时刻，永远刻在我的心里。现在每当我看到我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浑身便充满了力量。他鼓励着我，鞭策着我，我将牢牢记住党的教导：高举说新书的红旗，以评书这种文艺武器，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为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献出毕生精力。
　（原载《辽宁日报》）（附图片）
父子双双到处流浪
袁阔成说书时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