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好“草原上的红牡丹”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当好“草原上的红牡丹”
青海省民族歌舞剧团藏语话剧队 一
一九五八年，青海省牧业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广大的贫苦牧民，在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几千年来套在他们脖子上的封建枷锁，成了草原上的主人。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的奴隶，迫切地要求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也渴望着享有健康的文化娱乐生活。为了适应牧业区这种新的革命形势，一九五九年初，在当时的省话剧团内，建立了一支由十余名藏族青年组成的演出队伍，这就是我省最早的藏语话剧队。
我们这个队，从成立的时候起，就以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为指导，从本省牧业区藏族人口占绝大多数、文化十分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建队方针确定为：“面向牧区，为广大牧民群众服务”。几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了这一方向，先后走过本省海南、海北、黄南等藏族自治州以及西宁地区，为这些地区的牧民群众进行了演出。
我们几年来演出藏语话剧的题材，绝大部分取之于藏族人民的生活斗争，反映了他们的情绪与愿望，他们看了以后，容易理解，感到亲切，因而在进行阶级教育与社会主义教育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例如独幕话剧《烽火之夜》，这是一出以西藏平叛事件为背景，揭露反动牧主罪恶活动的小戏。我们每次演出这个戏的时候，总会听到台下有哭泣的声音。这个戏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尕［gǎ］海大队演出时，有一个叫加毛的姑娘，痛哭失声地诉说：“这个戏让我想起了我的阿爸阿妈，他们都是被千户活活打死的。”……在贵南县大隆公社演出这个戏时，一个叫加利的老牧民，在看完戏以后，一边擦泪，一边指着脸上的一条伤疤，对我们说：“你们看，这就是牧主旦斗才郎的皮鞭抽的。我这两只手，给他干了几十年活儿，可他一年只给我一张破羊皮……”不少牧民在看了这个戏以后，一再要求：“你们再演一次吧，它叫我们哭，它叫我们恨，我们想看这样的戏！”
每次，当我们结束演出，准备回团的时候，牧民群众那种依依不舍的景象，使我们十分感动。他们紧紧地拉住我们的手，激动地说：“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才会派人用牦牛把戏送到我们帐房里来！”祁连县有一位彩加老阿奶说：“我活了六十多岁，想不到还能看到我们藏民自己演自己的戏，我真高兴啊！”
经过这几年不断地在牧区演出，我们得到了广大牧民群众的信任，获得了他们所给予的光荣称号：“草原上的红牡丹！”二
我们觉得，对于一个专业的艺术团体来说，要想使自己的艺术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首先必须要有克服一切困难，坚定不移地为他们服务的决心。特别是我们藏语话剧队的服务对象，它不仅不同于城市的居民，而且也不同于一般的农村观众。他们居住在离城市十分遥远的草原，交通十分不便。为了把戏送到他们的帐房门口，我们常常把服装、道具、乐器驮在牦牛背上，背上干粮，跟着牦牛，翻山越岭，渡河趟水，长途跋涉。一九六一年，我们从兴海河卡公社赴县城为县三级干部会议演出时，由于没牲口骑，曾于一天之内，走了一次百里急行军。出发后，途中，只有无际的草原，连绵的山群，连个问路的人都看不见。但大家毫不气馁，沿着草原上的电线杆，一直奋勇前进。饿了吃一口干粮，渴了，喝一口山间的流水。有一个同志的脚磨破了，流血浸透了袜底，但他为了不给其他同志增加麻烦，忍着剧烈的疼痛，一声不响地沉着前进。……就这样，经过一整天的艰苦行军以后，我们终于按时赶到县城，及时地为会议同志们进行了演出。与会干部一致反映：你们不仅以富有战斗性的节目鼓舞了我们，而且以百里急行军的顽强行动感动了我们。
草原上的气候，瞬息万变。在海北苏吉滩公社演出时，我们遇上了大雨和冰雹。为了不辜负远道而来的热情观众，我们采取了“游击式”的演出。当大雨和冰雹来时，我们迅速地把道具搬进帐房，一旦冰雹和大雨过后，又继续演出。在海南一个农场演出时，正值摄氏零下二十六度的严寒，但为了鼓舞农场职工的劳动热情，我们给他们演出了维族舞蹈《春天》！我们常常是把蓝天当布景，把草原当舞台，也在演出同时兼作图书推销工作，我们是宣传队，也是工作队。
为牧民群众服务的决心问题解决以后，带什么样的节目下去，是一个顶重要的问题。我们想，假如我们仅仅有一股想为他们服务的热情，但带下去的节目并不是他们最迫切需要的，那么，我们将难以收到预期的宣传效果。
藏族地区的牧民群众，当前对文化艺术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经过研究以后，认为牧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希望通过艺术作品，能牢牢地记住使他们做牛做马的旧社会、旧制度，认识今天使他们欢欣鼓舞的新社会、新制度；希望艺术作品鼓舞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坚定他们的斗争意志。
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从建队的时候起，就把密切配合藏族地区现实斗争的任务摆在我们工作的第一位。我们先后排练、上演了当代题材的藏语话剧《入社前夕》、《草原哨兵》、《夜闯完达山》、《烽火之夜》、《三月三》、《嫁女儿》等。对于传统的藏族民歌和藏族舞蹈，则给予加工、整理，推陈出新，使它们适合于表现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感情。总之，我们在选择节目的时候，一直坚持了首先从思想教育着眼的做法。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是完全符合广大牧民群众对文化艺术的要求的，也符合我党在牧区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革以后，以新的上层建筑去为巩固发展新的经济基础服务这一根本任务的。 三
藏族地区的广大牧民群众从前没有看过话剧，这种艺术形式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们看了我们的藏语话剧以后，并不感到生疏。贵南县的一些牧民，把藏语话剧称之为“‘话’的电影”，他们说：“电影（汉语）只能看，话听不懂，你们的话剧，既能看懂，又能听懂。”这不仅因为我们的藏语话剧在题材内容上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斗争，同时也因为我们在语言等方面作了民族化、群众化的探索；适应了他们的欣赏习惯。话剧在交代情节、刻划性格、表达主题方面，主要的手段是语言。由于民族的不同，表达思想感情、描写心理状态的语言也就不同。为了发挥它的宣传教育作用，为了适应藏族人民的欣赏习惯，藏语话剧就不能仅仅是汉语话剧的简单翻版，必须力求使它成为一种使藏族人民感到亲切的形式。这样，我们在翻译汉文剧本时，就不能不在语言和动作上进行一些民族化的工作。例如，在汉文剧本《草原哨兵》中有这样一句台词：“不能打草惊蛇”。这句成语在汉语中很形象、很简洁，也是很有表现力的，但青海地区藏族人民居住的草原上没有蛇，因而他们就难以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我们把它改成“小心鹰飞惊走了马”，这样，就能为他们理解了。我们不仅不能生硬地直译汉语，而且在剧本中也不能完全采用藏族的书面语言，因为这种语言类似汉语中的古文，一般牧民同样难以理解。为了使藏语话剧在语言上不仅做到民族化，而且力求做到群众化，我们采用了这样的办法：基本上采用藏族人民的日常用语，同时有选择地采用藏族民歌、民谣中的成语、谚语，使两者有机地溶合起来，成为一种舞台语言。这样做的结果，反映不错。用类似的办法，我们还移植了汉语相声，使其成为藏族相声。
除了对汉语话剧的形式进行适应藏族人民群众欣赏习惯的改革外，我们还演出了藏族人民所熟悉的传统的歌舞节目。以上这些形式，都受到了牧民群众的欢迎。
在舞台美工方面，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尝试：在反映藏族人民生活的剧目中，服装、道具都按照生活中实有的样子制作，以增加生活感；在布景的绘制上，采用藏族民间的美术图案，以能简洁、鲜明地体现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便于携带为原则。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经验还不多，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在藏族牧区，除了广大的藏族牧民群众外，还有不少农牧场，这些农牧场中，有其他民族群众；另外，在州、县和公社的驻地，也有不少其他民族的职工。对着这样的观众，由于语言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单独演出藏语话剧，必须配之以歌舞节目，或者全部演出歌舞节目，这样，就满足了这方面观众的要求。
此外，我们还采取了把自己的演出活动和牧民群众业余的文娱活动结合起来的办法。在这方面，我们经常采用的方式是，参加他们的“拉伊”对唱。“拉伊”对唱是一种藏族民歌形式，是藏族人民最喜爱的一种文娱活动，在藏族地区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劳动之余，大家围成一个圈子，席地而坐。唱的人立起身，拿一块手帕，一边唱，一边摇晃着身子向前走动，唱完一曲之后，将手帕递给自己选中的人，对方接着唱下去，这样循环不已，直至兴尽意足方散。唱词大都即兴而发，在过去，内容大多为抒发爱情。我们的演员，白天演出，一到晚上，便和群众一起，团团而坐，引吭高歌，唱起了“拉伊”，歌唱新生活、新社会和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
这种活动不是采取一般的“我演，你看”“我宣传，你接受”的方式，而是以交谊、联欢的形式，不知不觉地把新的思想感情贯注到群众中去。这是一种我们经常采用的、深受牧民群众欢迎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活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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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我们藏语话剧队在上级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贯彻了“面向牧区，为广大牧民群众服务”的方针，在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实践证明，藏语话剧队这支艺术花朵，已在藏族地区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是我们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结果，是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的结果。但是，工作需要我们作更大努力，我们的剧目积累得还不多，有些地区还没有走到，演员的思想艺术水平还有待于提高。我们要努力发挥草原文艺轻骑队的宣传教育作用，当好“草原上的红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