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问题的讨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问题的讨论
自从《新建设》一九六三年五月号发表《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一文，以及《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发表《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并见本报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第五版）一文以来，许多报刊连续发表文章，就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问题开展了讨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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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讨论，是我国学术界几年来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关于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关于农民战争的性质和意义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的概括和发展。在过去的研究和讨论中，有些同志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历史上农民战争领袖的觉悟程度，例如说农民战争的任务是“推翻封建制度”，建立“和无产阶级专政相似”的“农民专政”；另一方面对历史上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采取简单化的否定态度，用今人的标准去苛求古人，等等。
对此，蔡美彪等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有的同志说，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是片面强调阶级观点。例如，关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蔡美彪指出：“起义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却不曾自觉到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反抗，作为一整个的地主阶级来反抗”。“起义农民的领袖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以封建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的指南”。农民群众在平时的愿望，“就是地主阶级减轻些剥削和压迫，让他们还可以活下去，活得稍好些”；“而他们所追求和向往的则是发家致富，使自己也成为地主，或者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大小官员，取得功名利禄”。“起义农民争求建立新王朝，起义领袖则争求成为新皇帝”。“起义农民领袖建立的那些所谓短期的政权”，“都只能是封建性政权”；但由于它“还在继续领导起义农民向着旧王朝的黑暗统治势力作斗争，所以在一定时期里还继续起着革命作用”。关于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有的同志指出：我们应该“反对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但是“任何剥削制度、剥削阶级都曾经在它的上升阶段起过进步作用”，不能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只有当它走向没落时，才应该反对。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有的同志提出若干标准，其中有一条是 “依据当时当地多数人的意见”。如此等等。
林甘泉对以上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非历史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批评者把这种倾向归咎于“只有阶级观点”，这同样是把历史主义同阶级观点割裂开来并且对立起来。他批评这些同志在“讲‘历史主义’的时候，离开了阶级观点”，把客观主义引进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例如片面夸大了农民的落后性，对新兴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采取无批判态度，在历史人物评价上缺乏阶级分析。林甘泉认为，这是近一时期来“历史研究中又出现了另一种不健康的倾向”的表现。若干同志同意这个批评。
林甘泉在提出上述批评的同时，还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表述。对于这个表述，宁可提出不同的意见。随后的一些文章，主要是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争论。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大致有以下一些。
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什么？
第一种意见认为，它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或基础）的科学的历史观，而阶级观点则是它的核心（或灵魂）。
第二种意见认为，它是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理解。
第三种意见认为，它是辩证法的一部分，而不包括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即它主要是指从发展上来考察社会历史现象，注意事件同事件之间的联系，把历史问题都提到一定历史范围内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第四种意见认为，它包括三个部分，即辩证法对历史发展过程作考察的正确方法，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为核心，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总结历史遗产。
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同阶级观点的关系怎样？大家都认为二者是统一的，但是对“统一”的理解并不一致。
（一）林甘泉认为，有些同志因“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割裂并且对立起来”而
“离开了阶级观点”。他说，二者不是不同的两种观点。不存在没有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也不存在没有历史主义的阶级观点。它们的关系是一致的，有必然联系的。同时林甘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以阶级观点为核心的；并且认为，只要有了阶级观点自然有了历史主义。田昌五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以阶级观点为灵魂，同阶级分析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林杰、关锋和林聿时认为，阶级观点是贯彻着或包含着历史主义的。林杰说：“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考察人类的文明史，就必然有了历史主义。”关锋、林聿时也说：“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是不会忘记历史主义的，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同时林杰、关锋和林聿时又认为，阶级观点是历史主义的基础。他们还说，历史运动过程同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可分，正如物质运动过程同这个过程的实在内容（矛盾斗争）不可分一样。
（二）宁可认为，阶级观点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历史主义是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理解。二者是有内在联系的。二者的统一就是辩证法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内容之一。同时宁可又认为，二者的联系不是必然的。他说，个别研究者在具体的研究中有了历史主义，并不意味着就“认识到应当用阶级观点来看待历史事物”。（林杰、关锋和林聿时认为，这种现象在学习的过程中固然是会出现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阶级观点同历史主义有必然的内在的联系。这是不同的两回事，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宁可在批评某些同志关于农民战争的观点时又说，这些同志“缺乏具体的阶级分析”，也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三）袁良义认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各有自己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要同历史主义相联系，但是不能说阶级观点包含了历史主义。
此外，讨论中在有的具体历史问题上，也有某些分歧意见。
（一）宁可举隋炀帝开运河为例认为，剥削阶级的进步活动是建立在剥削劳动群众的基础上的。他说，隋炀帝开运河不过是想去江都巡游，以及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和榨取，而这却正好反映了在统一条件下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有了需要和可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就是这样地在统治者的意识中，以歪曲的面貌并且带着浓厚的个人特点呈现出来的。宁可认为不管怎样，隋炀帝开运河在客观上发展了社会经济，因而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二）林杰认为，宁可在这里脱离了阶级观点，陷入了后果决定论。他说，隋炀帝开运河不仅是为了欣赏江南的风光，而且是为了镇压农民革命。只是后来农民革命推翻了隋炀帝的统治，才把那条害民祸“国”的“御河”，变成促进历史发展的“运粮河”。因此，开运河的功绩应该完全归于劳动群众。
（三）樊树志和徐连达认为，林杰说隋炀帝开运河丝毫没有功绩，是把历史问题简单化了；同时宁可说隋炀帝开运河是盲目的，也是不对的。他们认为，隋炀帝下令开运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时代的需要，并且运河的开成对中国的经济又有巨大的意义，因而应该肯定隋炀帝这一历史活动的进步作用。但是，运河毕竟是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晶，因此开运河又应该说是劳动人民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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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个讨论还在继续进行。这种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是值得提倡的。这次讨论表明，许多同志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是统一的。但是由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在理论上承认这种统一，还不等于能够正确地理解这种统一，特别是能够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正确地掌握这种统一。因此我们认为，今后的讨论有必要更密切地结合具体的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等），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真正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统一。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正确地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若干具体历史问题，从而把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本报曾经先后发表了宁可的《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一文，以及关锋、林聿时的《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一文，这两篇文章都各代表了一个方面的意见。本报今后还将继续发表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这些意见人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我们希望持有不同意见的，都能积极参加讨论，同时尊重别人的意见，使讨论能一步步提高，更加接近真理。
为了贯彻我们党在学术研究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报准备今后以较多篇幅，发表讨论学术问题的文章，希望得到学术界同志们的帮助。
〔注〕已经发表的讨论文章有：林甘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新建设》一九六三年五月号）；宁可《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并见本报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第五版）；林杰：《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没有必然联系么？》（文汇报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林甘泉：《再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新建设》十月号）；田昌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探讨》（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袁良义：《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关锋、林聿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日）；朱永嘉、赵人龙、朱维铮、王知常：《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及其运用》（《学术月刊》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号）：关锋、林聿时：《关于哲学史研究中阶级分析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六期）；关锋、林聿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六期，并见本报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第五版）；樊树志、徐连达：《从隋炀帝开运河谈起》（文汇报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日）；高烈文：《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的讨论》（《学术月刊》一九六四年一月号）。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