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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开始——在农村排演《李双双》的感受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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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64-03-01
第5版()
专栏:

仅仅是开始
——在农村排演《李双双》的感受
于黛琴
去年九月,我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农村演出队的全体同志,离开了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四个半月的河南商丘专区,回到了北京。我们带回来的,是对于同我们朝夕相处的乡亲们的依依难舍之情,是热腾腾地充溢于我们心中的那些新鲜而难忘的感受,也带回来在农村中匆忙间排演和演出的新剧目《李双双》。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戏会受到上级领导和文艺界的重视。在惶恐之余,不由得开始思索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事情是很清楚的:如果我们不到河南农村去生活那四个半月,那么我们演出的《李双双》也就没什么可谈的了。一切都来源于生活,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
我们下去的当时,正碰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每到一处,都要听一次阶级斗争的报告。我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参加过东北土改,当时那种阶级斗争的感情现在又被激发起来。我觉得这些年忘记了农民,没有负起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从现在起,我要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开始体会到自己是农民最需要的演员,是革命最需要的演员。从而对生活的感受、艺术的锻炼也就不同了。
就拿我当时在《夺印》里所扮演的烂菜花来说吧。过去我对这个角色的心理活动无法体会,还认为这种角色是“出演员的洋相”,因而从表演到造型,都只能用过去习惯和欣赏的一套来表现这个人物。但是,当我的阶级感情被实际斗争激发起来,当我的心与农民开始贴近起来,我就能从农民的要求、愿望和立场来解释这个人物,从而对这个人物有了更深入的揭示和更鲜明的态度。我参加了对地主婆子的训斥会,从她那种不肯抬眼皮的表情上,从她那种狠命衲鞋底的动作上,特别是从她在沉默中长久与我怒目对视的那种眼神上,我深深体验到了刻骨的仇恨,从而我就在烂菜花的创造里,体现了这种表情、动作和眼神,体现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本质及其对我们的仇恨,这样也就能激发起人民群众对反动分子的加倍仇恨。
这些似乎都和李双双的创造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和感受,没有深入生活的决心和准备,没有同农民逐渐贴近的感情,我们也就不可能在短期的排练中达到现在的水平。
李准同志的《李双双》,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村新人的典型形象。这个形象的光彩和力量,只有从农村生活的深处,才能看得更为真切。特别是这部作品充满河南农村的泥土气息,那样浓烈,那样清新,我们在河南农村的一段生活,使我们更充分地领会和欣赏这部作品,更加爱上了其中的人物和生活情景。
作为一个演员,当我接受李双双这个角色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我感到极大的幸福,同时又感到极大的惶恐。当时,我们在农村中能够用来排戏的时间非常少,而领导上又交给我们一个在当时来看是十分艰巨的任务:《李双双》必须用河南方言演出。只是在现在,当《李双双》已经演出以后,我们才充分体会到领导上所说的“河南话是启开《李双双》这部作品的生命的一把钥匙”的意义。
不仅是由于李准同志的作品富有河南地方语言的特色,也不仅是由于用河南方言演出更便于河南老乡欣赏和接受,还由于像我们这样的演员,都养成了一套话剧舞台上的说话腔调和表演程式,要在短短的时间里排出《李双双》,很容易按着舞台上原有的框框演。这样,虽然人在生活里,却不容易直接把生活里的东西搬上舞台。现在,不让你用舞台上习惯的声调说话,而要你按河南农民在生活中的声调说话,这就逼着你去接近老乡,去学习他们说话,去学习他们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去琢磨和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否则你在舞台上就说不像,演不像。这条路看起来是远,实际是近;看起来是求末,实际是求本。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就指示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向农民学习语言,主要不在于学习河南话本身,而在于领会他们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和精神状态。这是不能开训练班,而只能是与他们真正交朋友才能得到的。我也真正交上了几个知心要好的朋友。记得在大刘庄时,我经常到一位大嫂家去串门。开始去的时候,她总是放下手里的活来照顾我:“于同志,请坐!”后来去的日子长了,我帮她干活,同她聊天,她也就主动把孩子交给我:“老于,你抱着孩子,我做饭!”有一次,孩子在我身上撒了泡尿,我没有擦,反而哈哈笑着逗起孩子来。这时大嫂走过来,笑着对我说:“老于呀,我早先还以为你不是我们庄稼人呢!”正是在这种日常的、无拘无束的交往中,我体验到农民们直爽纯朴和乐观的感情,以及她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如果不了解农民的生活,即使学会了河南话的音调,也是无法表达出他们那种语言的味道和特点的。
在三幕二场,李双双批语大凤给棉花打花杈没打干净。由于我自己参加过打花杈的劳动,并且亲眼见到自己打得不干净的地方后来就硬是不结桃,因此在戏里当双双痛心地说到“将来还不净等着收一把棉花柴烧?”时,就有了具体真切的感受了。这一句台词在原来的改编本里是:“将来还不是收一把柴火吗?”由于我们接触了生活,就根据农民的生动语言改成了现在的样子。同样的例子还不少。
这里,我还想特别谈到创造李双双形象的过程,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思想提高和改造的过程。我们提倡向自己所扮演的先进人物学习,但我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首先还是应该直接向生活中的先进人物学习。这样,创造才有依据,自己也才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所要创造的先进人物。在同农村大嫂们的生活接触中,我从她们身上发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勤恳、纯朴、谦逊、平易近人的美德。我觉得,在李双双这一农村新人的身上,必须体现这种美德,否则这个人物就很容易使人觉得可敬而不可亲,锋芒外露,指手划脚,太厉害了。喜旺对李双双最大的意见,就是李双双“爱管闲事”,给他“把人都得罪光了”。而戏里又的确着力刻划了她的心直口快的性格,描写了她指责孙有婆偷公家的板子,批评大凤打花杈不干净,一次又一次地揭金樵的短,甚至拆散了桂英家里给她说的婚事。这些都是双双的可爱之处,但是掌握不好,就会弄得她不近人情。正好我在农村里结识的一个朋友,她的外号就叫“爱管事”。她也常得罪人,但她周围有一大帮妇女跟她非常亲近,对她又亲又敬,她是很能团结人的。有一次我问她:“有人骂你吗?”她说:“那可有!”我问:“你不生气?”她拍拍肚子说:“没关系,我肚子大!”说完哈哈大笑起来。从这里,我感受到她为集体事业的负责精神和坦荡胸怀,使我努力去注意发现剧中李双双身上的亲切可爱的品质。例如她对大凤的态度,就表现了极大的宽厚和容忍,没有丝毫的私心成见。有了这样的感受和理解,我在表演双双因制止孙有婆拿公家的板子而争吵的场面时,就着力强调双双坚持证实这板子是公家的,公家的东西就一定要送回去,而完全不是存心跟孙有婆过不去。在表演双双批评大凤花杈没打干净的一场戏时,更主要强调她为集体事业遭到损失而痛心。“老支书会上给咱们咋说的,叫注意质量,注意质量,都成了耳边风啦!”过去我是冲着大凤说的,后来我体会到她这时一心为庄稼弄坏了而着急,这是冲着没伺弄好的庄稼说的,而在无心中却把大凤给得罪了。同样的台词,理解和解释不同,表达的方式不同,效果也就不同。
双双和喜旺的关系,构成了戏剧的主要情节。双双在和喜旺的斗争中,感情深挚而复杂。就拿喜旺出走的一场戏来说吧,开始由于我概念地理解人物,一场激情的戏演得干巴巴的。后来经过不断探索,似乎体会到一点人物在这种特殊情境下的感情,但在体现时,却又一下子流露出知识分子的脆弱,掩盖了李双双的坚强和原则性。当时,喜旺一跺脚走出门去,我趴倒在桌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好像天塌了一样。老支书上场很久,我都无法摆脱痛苦。导演对这场戏很不满意,她说这样双双如何能站起来,如何有力量去领导全村搞生产?这个问题使我很苦恼,戏也只好停下来,我又钻到生活里去向农民求教。
这里,我必须提到我所认识的朋友当中的一个——袁庆玲。她是一个生产队长。她和丈夫之间就曾产生过像双双和喜旺之间相类似的矛盾,我问袁庆玲是不是哭过,她说:“气得我常趴到床上哭一场,可是别人一叫袁庆玲有事找你,我就赶紧抹抹眼泪,装着像没事一样,出去工作。”
通过和一些大嫂们的接触,我深深体会到她们也和双双一样爱集体,爱公社。在集体利益面前,她们能马上忘掉一切个人问题。而我却常常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里。这就要求我必须尽快向这些大嫂们学习,向角色靠拢。于是,回过头来我又分析了双双当时的感情。她爱丈夫。当喜旺狠心地撂开她和孩子走了,她痛苦。而更主要的,是她恨丈夫不进步,不理解她;她也恨那投机取巧损公利己的人。种种思绪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她终于控制不住地哭了。这不是孤独无援的嚎啕大哭。老支书上场以后,当她讲到庄稼,讲到“包工制度”这种新的生产管理方法时,双双由于对生产的关心和急于改变生产的落后状态,也就忘掉了个人的痛苦,兴致高昂地说出“有鸡叫天明,没鸡叫天也亮”这样充满自信的话来。
双双对喜旺的爱情很深。尽管喜旺比起双双来,要落后得多,尽管他们之间的矛盾,体现了尖锐的思想斗争,而且双双在斗争中丝毫也没有让步。但是,在这场斗争中,处处流露出双双对喜旺的深切关怀。她永远不会有喜旺不如她的思想,她更不会觉得喜旺是她的累赘。她不计较个人如何,一心只为喜旺的进步着急。李双双在家里是一个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在乡亲中是一个热心助人、心地和善的大嫂,她心直口快,认真严格,只说明她对集体事业的忠诚,而她自己决没有不近情理的地方。
作为一个演员,在生活里,不能专找与自己角色接近的所谓模特儿,而忽视了更多更宝贵的东西。那些对农村生活的真挚感受,那种对农民的深厚情感,是在我们无条件地为农民服务、全身心地投入火热斗争中不自觉地得来的。例如在《李双双》的第三场,孙有和金樵用汽车撒粪,激起了双双的愤慨的一段戏。从理论上讲,我也懂得这样如何损害庄稼的道理,但从感情上却无法体会双双当时的焦急心理。我在台上只是对喜旺瞪眼睛,发脾气,却没有内容。不久,当地暴雨成灾,我们停止演出,搬到农民家里住。我们和农民一起跳下河去抢险救灾,没有工具就用手挖泥,白天黑夜关心着河堤。这种与农民同样关心庄稼损失而激动和焦急的心理,这种对劳动果实的感情,就成了我后来演这场戏的内心依据。
正是基于这种感情,我们演出队的全体演员,一心只想在《李双双》里把农民演像。好像只有把我们的这种感情真正注入到形象创造中去,才对得起农民。而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李双双》这个戏的关心、爱护和帮助也就加倍殷切了。他们对剧本、表演等各方面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农民是我们的真正的老师。比起农民对我们的愿望及其真实的生活来,我们的演出所体现的,不足万一,还肤浅得很。
我们到农村只有四个半月,时间太短了。我的最深的感受只有一点,那就是——作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我开始真正从内心深处感到,深入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是自己最迫切的需要,也是一件最光荣、最幸福的事情。我要永远不断地深入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改造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劳动者,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现在,仅仅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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