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她们胸中——记上海和平丝绸复制厂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国家在她们胸中
——记上海和平丝绸复制厂
本报记者　周永康　贺昌华
在上海，在南京路附近，有一个受到人们广泛称道的工厂。有人把它誉为“红色的熔炉”，有人把它比做“友爱的家庭”，还有人甚至把它称做“南京路上好八连式的工厂”。
工厂的规模不大，总共不过一百三四十人。党支部书记、厂长、工会主席、团支部书记和工厂的许多基层干部，都是女同志，全厂只有一二十个男工。这个厂原来是一个缝纫生产合作社，发展到现在刚好十年。在这十年当中，整个工厂在这些妇女手里，完全变了样。但是，变化更深刻更巨大的，却正是她们自己。
这个厂，便是上海和平丝绸复制厂。
风格
这个厂的女干部和女工们常爱说这句话：“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衡量衡量怎样才对国家最有利！”在实际行动中，她们经常把国家利益考虑在先，把个人得失置之脑后，为革命不怕吃亏，表现出一种胸怀全局的崇高风格。
一九五七年，还是缝纫生产合作社的时候，资金不多，社员收入也少。这一年，她们加工一批自行车的坐垫套。做了半年，社员们的技术刚刚熟练，工资收入正在逐步增加。有一天，社里一个业务员在交电公司听到一个仓库管理员随便讲的一句话：这种坐垫套因为生产太多，销不出去，仓库里有积压。
消息传来，全体社员议论纷纷。
有的说：“既然交电公司订了合同，我们就做下去。积压不积压，是他们的事。”
有的说：“浪费了国家的物资，拿工资时心也不安。”
还有人说：“把好材料做成市场不需要的东西，造成国家的损失，这不是我们劳动人民应有的态度。”“锅里有了，碗里才有，国家好，个人才好！”
究竟怎么办？社里又算了一笔账：如果下半年不做坐垫套，合作社不过减少二万多元的收入；如果做下去，国家还要增加十多万元的积压。
党支部书记沈玉英亲自赶到交电公司，主动提前取消了原订的加工合同。生产暂时停顿下来。她们又到外面另外找到一批活儿。这种产品的加工技术，大家不熟练，女工们硬是从头学起。
事过一年，合作社转为国营工厂。正当她们加工一批领带的时候，商业部门销售情况发生了变化——暂时不需要了。当时，全厂有百分之八十的女工做这种产品，加工收入很高，停止生产影响很大。但她们还是放下了剪刀，把料子送还给丝绸公司，又一次主动提前取消了合同。
前几年，由于农业严重受灾，蚕丝原料供应很少，加工任务不足，和平厂生产十分困难。领导部门体谅她们的处境，准备给她们亏损补贴。消息传到厂里，干部和工人都很激动。她们感谢党和国家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是她们坚决不要国家贴补。
“宁愿自己挑困难，不给国家添负担！”
“正因为国家有困难，我们更要力争不亏本，多上缴利润！”
她们四出奔走，到处打听，最后找到了几种医疗器械的抛铜任务。同她们原来做的轻软柔和的丝头巾、绸衬衫相比，这是一种又脏又重的活儿！
“活脏有什么要紧，我们的思想是干净的！”
她们的心愿实现了。一九六二年，本来预计要亏损十万元，结果呢，不但没有要国家补贴，反而向国家上缴了七万多元利润。
这哪里是钱，这是和平厂妇女们的心呵！
和平厂的女职工既能在这样困难的时候还一心向着国家，在平时，她们处处精打细算，事事勤俭节约，就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工厂搬家，需要三千多个人工。女工们自动拉起“老虎车”，当搬运工人，拿起泥刀，当泥水匠，把国家给她们的一万多元搬家费省了下来。
夏天快到，上级拨给她们三十只电风扇，她们只去领了八只，装在温度最高的地方。
炎夏烤人。学习的时候，身上也会出汗。干部给女工开了电风扇，她们立即关掉：“把每度电，都用到生产上去吧！”
党支部没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常常挤在晒台角上的小试验室里开支委会。干部们办公用的写字台、文件箱，十年来从未添过新的。
有的女工发现一家工厂把烧得不透的煤屑倒掉，也认真地给他们提了意见。
有的女工在路上看见孩子摇动新栽的幼树，便上前耐心劝阻。……
平时姊妹们相处，也已经看不到旧社会家庭妇女那种猜疑、妒忌、背后议论、贪小便宜、各人自扫门前雪等等坏习气。她们亲密无间，一人有事，众人相帮，同欢乐，共患难。
这就是和平厂的生活，这就是和平厂的风格！
差距
同十年前的情况对比，这是一个翻天复地的大变化。
一九五四年，和平缝纫生产合作社宣告成立。分散在全市十多个区的两百多个家庭妇女，离开锅台，跨出家门，第一次踏进合作社的大门。她们喜爱新社会，但她们还不完全理解这个社会。
在上下班的路上，人们三三两两地议论着：“往后，一天如能赚上一元钱，日子就好过了。”
一天下午，合作社附近突然失火。火借风势，迅速蔓延过来。在此紧张时刻，不少人连忙卸下自己的缝纫机头，抱着就往外跑。国家的、合作社的东西，只有很少人去抢救。几个积极分子，看到社员乱得这个样子，也急得慌了手脚。
正在这时，沈玉英从外面赶来，立即跳上桌子，大声喊道：“同志们，现在是最危急的时刻，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在我们这里，有国家的财产，有合作社的财产，也有我们个人的财产，我们到底应该先抢救哪些财产呢？同志们，国家好，我们大家才会好，先抢救国家财产要紧！”
几句话，把大家提醒了。社员们连忙丢下自己的东西，奔上楼去搬加工的丝绸。
邻近的火很快被扑灭，社员们虚惊一场，没有遭受损失。当下，沈玉英开了一个社员大会，表扬了几个一开头就抢救国家财产的人，然后说：“今天，我们经历了一场考验。请大家想想，自己的一部缝纫机即使抢了出来，能办得起一个合作社吗？没有国家，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几个当时只抢自己衣服的社员，难为情地笑了。那些抱着缝纫机头朝外跑的人，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沈玉英也发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有的女工连自己带来的小菜，也要放在工作台边，有时一不小心弄翻了，便沾污了丝绸。有的女工对自己的一双旧鞋子很爱惜，把它摆在放满丝绸的台板上，有时把料子也弄脏了。有的女工看见凳子上有灰，怕弄脏自己的裤子，随手抓起一把剪下来的零碎料子就擦。
正是在这些事情上，反映出这些刚刚走出家庭的妇女，要无产阶级化，思想上有着多么大的距离！
沈玉英由此也想到：要使这些家庭妇女成为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工作要从细处做起，日积月累，一刻也不能放松。
抚育
和平丝绸复制厂的女工们，来自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着各种各样的经历，抱着各种不同的想法。怎样把每个人的思想工作都做好呢？沈玉英的头一条体会是：口说千遍，不如一干。
办社初期，许多社员的生活困难，背后难免有些议论。当时，社员们是计件工资；几个干部因为都是从别的机关调来的，是固定工资。干部的工资虽然不多，但现在正当社员生活困难，做干部的是不是应该更刻苦一些呢？
考虑再三，沈玉英决定降低自己的工资，同时和其他干部商量好一起减。起初，上级社还不同意她们的意见，经过沈玉英一再要求，上级社才批准，干部工资打八折。
过了两个月，“秘密”被一个社员无意中从工资簿上发现了。社员们深受感动。曾经因收入低发过牢骚的社员，这时也说：“干部减了工资，一声不响，工作得更加辛勤，我们还要责怪她们，太不应该了。”从此，很多人埋头专心地搞好生产，不再埋怨工资少了。
身教是无声的语言，又是最权威的号召。沈玉英随时随地注意用自己的一举一动，教育女工们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引导女工们加强团结互助……潜移默化，使好风尚发扬起来。
为了提高姊妹们的觉悟，她还一人一事地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教育工作。这里，有一个“一把锈锁开五年”的故事。
这把“锈锁”，叫应爱琴，今年还不到四十岁。她平时很少讲话，性情特别孤僻。一九五四年，她来合作社以后，周围沸腾的生活在她心头似乎激不起一丝波纹。上班铃响，她进车间；下班铃一敲，她走出车间，再也不见人影。很多同志耐心地帮助她，给她提些意见，她反以为别人有意和她过不去。沈玉英好几次想跟她谈谈，她故意避得远远的。国庆节晚上，厂里开联欢会，楼下人们有说有笑，十分热闹；她一个人躲在楼上，偷偷流泪。沈玉英到楼上找她，她把被子蒙在头上；好容易把她劝下楼来，一转眼，又偷偷溜到楼上去了。
“真是一把打不开的锈锁！”有人背后这样议论应爱琴。
“你何必再去自找麻烦呢！”有人当面这样劝说沈玉英。
五年当中，沈玉英确实碰过很多钉子，但她不仅没有灰心，反而觉得没有帮助应爱琴摆脱精神痛苦，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她一直在想：用把什么钥匙，才能把性情孤僻的应爱琴的心窍打开呢？
一九五九年夏天。一天晚上，轮到应爱琴值夜班看守工厂。沈玉英和厂长叶夏莲都决定留在厂里，同应爱琴谈心。那天晚上，三人在办公室的桌子上搭了个统铺。
她们从家常谈起，慢慢谈到了应爱琴痛苦的经历。
应爱琴，有姐妹八个。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在旧社会因为劳累过度，二十多岁就被折磨死了。应爱琴二十岁那年死了丈夫；腹中婴儿，因为她过度悲伤，一落地就断气夭折。那时候，有人说她命不好；有人说她克夫克子，叫她“白虎星”、“扫帚星”。族里的恶棍，结伙来逼嫁夺产。周围的人看见她就躲避开。人家结婚、生孩子、过生日，她连看热闹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应爱琴越说越伤心，禁不住痛哭起来。
应爱琴悲惨的遭遇，引起了另外两个旧社会的受苦人——沈玉英和叶夏莲的强烈同情。她们热情地安慰应爱琴，并且慢慢地诱导她：
“你说，解放了别人都是高高兴兴，你为什么还和过去一样呢？”
“我也说不清楚，我总觉得我这个人活在世上好像是多余的。”
“那你现在做工作，是为了什么？”
“为了吃饭，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应爱琴的话使沈玉英非常难过。旧社会的折磨，竟使应爱琴对生活的信心都丧失了。她同情地说：“不，爱琴，你这样想就不对了。你还年轻，日子还长得很呢！”她进一步开导说：“你过去只想着自己的痛苦，以为做人只是为了自己，为了子女，否则活着就没有意思。你要知道，你现在参加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眼光要放大一些，不要只想到自己。”
叶夏莲也鼓励应爱琴：“旧社会使你吃了许多苦，你要站起来，解放自己。”
一次又一次的教育，应爱琴渐渐变了，心情开朗了，跟大家接近了，对周围的事情关心了，生产上也动脑筋了。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应爱琴连续三年被评为上海市的先进生产者。
这一把锁是打开了，这把钥匙不一定能打开所有的锁。沈玉英在探索着更多的钥匙。
沈玉英身边常放着一个小本子，上面写着全厂职工的住址。每逢外出开会，一有空隙时间便就近访问几个工人的家庭。几年来，全厂分散在好几个区的工人家庭，她几乎都访问到了。有些女工家里婆媳不和、夫妻不睦，沈玉英赶去做工作，帮助建立了新型的家庭关系。有些女工的孩子读书不用功，沈玉英去耐心地教导他们，要他们好好读书，让妈妈在厂里安心生产。沈玉英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厂外去了，做到三代人身上去了！
干部和工人之间关系越来越好，彼此心心相印，十分亲密。
今天，在这个厂的党支部内外，已有一批得力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她们主动关心别人，帮助别人，一个人进步了，又去帮自己接近的人，像“滚雪球”一样，先进思想越传播越广。
成长
今年五十一岁的和平厂党支部书记沈玉英，总是喜欢这样说：“这些年来，我只是做了党教会我做的事情！”“党扶着我走路。我不过是把党教给我的东西再转教给大家罢了！”
沈玉英，不是一个天生的能人。
原来，她也是一个喝过旧社会苦水的家庭妇女。十九岁那年，就由人作主，糊里糊涂嫁给了一个患病的男人，家里常常揭不开锅盖，东奔西走到处借债。被生活逼迫得走投无路，曾经几次三番想投河自杀。她就这样含着悲痛度过了三十几个寒暑，直到解放的日子。十几年前，她走出家庭，参加了里弄、区妇联的工作。当她刚调来担任党支部书记兼社主任的时候，虽然有一颗愿为革命贡献出一切的红心，但是工作中办法不多。
刚办社一个多月，一些社员嫌工资少，闹着要退社。在那些日子里，她心情十分沉重，甚至考虑过这个合作社能不能办下去。
想来想去，她想起了两个多月以前她要离开区妇联的时候，党支部专门为她开的一次会。那次会上，大家学习了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有的同志还讲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想到这里，她心里升起了同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她同社员们谈心，讲红军长征的故事给大家听，向大家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社员们克服困难的劲头被鼓舞起来。合作社就这样办下去了。
后来，沈玉英慢慢懂得了要运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便更注意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两本书，给了她特别大的启示。她一字一句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下了革命领袖的语录和她自己的体会。这些学习，使她提高了思想觉悟，也提高了工作水平。
一九五九年，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沈玉英把那篇报道看了好几遍，想了好几天，深深被八连战士的模范事迹所感动。于是，“向好八连学习”的响亮口号提出来了。她们认为：好八连所以好，主要是因为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于是，她们都把毛主席的书放在身边，随时阅读。每星期三晚上，都举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小组会。她们认真学习好八连，她们的思想、风格也越来越接近好八连。
就这样，沈玉英一步步成长起来了，全和平厂的女职工也一步步成长起来了。
这个厂女工们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也恰是我国劳动妇女在党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彻底解放自己的一幅缩影。（附图片）
和平丝绸复制厂党支部书记沈玉英（左二）向前来参观的“好八连”官兵介绍本厂情况。　新华社记者　卢鸣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