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革命妈妈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两位革命妈妈
常青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的时候，从这个光荣节日的创始人克拉拉·蔡特金的革命斗争精神，想到了我国的无数的革命妈妈。
现在有两个革命妈妈，在我的眼帘里闪耀着她们的光辉形象。这两个革命妈妈，一个在四川省的农村里，一个在湖北省的工厂里。在四川省农村里的革命妈妈是崇庆县大划公社的社长徐惠彬，她被广大社员和干部叫做“徐妈妈”。在湖北省工厂里的革命妈妈是襄樊棉织厂的党支部书记梁彦斌，她被工人们叫做“老妈妈”。
徐惠彬同志今年五十一岁，四川省农业劳动模范、全国军属模范和拥军优属模范、省人民代表。她的家庭有十五口人，其中有七个共产党员。他们原来不是一家人。由于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共同的不幸遭遇，从四面八方、天南海北团聚在一起，成为一个革命的幸福的大家庭。这十五口人里，有年近七旬的翻过雪山、走过草地、万里长征到过陕北的老红军戴春山。他在全国解放以后复员回家，孤独一人，后来被“徐妈妈”接到自己家里来安了家，做了“徐妈妈”的大哥。还有在朝鲜战场上对美帝国主义英勇作战的志愿军坦克驾驶员陈九林，现在叫徐九林。他从小失去了父母，到处流浪，无家可归。在徐惠彬赴朝慰问的时候，陈九林认了徐惠彬做妈妈，复员回到了徐家。还有在旧社会被逼得家破人亡的共产党员、转业军人李家宾和钟一安，也同徐九林一样，没有家、没有亲人，就先后到了这里来安家立业。还有从小就丧失父母的孤女杜梅君，孤寡刘二娘和她的女儿刘清泉，因为无依无靠，也都加入了这个革命大家庭。
徐惠彬“妈妈”不仅是这个革命大家庭的“妈妈”，而且也是整个大划公社的广大社员和干部的“妈妈”。十几年来，她风里来，雨里去，从互助组长、村长、乡妇联主任、乡长到人民公社社长，从来密切关心群众和干部的疾苦，关心他们的生活、思想和生产等问题，一经发现，立即解决，从不放过一个机会，一件小事。所以，她就成了这个公社人人称道的“徐妈妈”。
梁彦斌今年四十二岁，到襄樊棉织厂已经十年。先是厂长，后任党支部书记。她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和湖北省的先进工作者。襄樊棉织厂的工人们都叫她是“老妈妈”。她对工人从来就看成是自己最亲密的阶级兄弟和姊妹，不仅注意帮助大家解决各种各样的实际困难，而且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教育每个职工。
这个厂的一个老工人，不愿意拣起掉到地上的纱头，不愿意响应“寸纱不落地”的号召。梁彦斌自己就天天去拾纱头。这个老工人问她为什么不狠狠批评，反而亲自拾起来。她就说是，大家都是工厂的主人，你不注意拾，我就先动手，相信你也会拾的。从此，这个老工人再也不丢掉半点纱头了。工人李恒立夫妇，不接近干部，爱发牢骚，生产也不积极。梁彦斌很想和他们谈谈心，但就是难接近。有一天，李家不慎失火，经过抢救，只烧毁了部分房椽和炊具。房主要他们赔偿，母亲和兄嫂来看望他们，也没办法就走了。正在这困难的时候，梁彦斌和几位老工人带着木料、工具来，登梯上房把房椽修好，把房顶糊好。这就使得李恒立的爱人拉紧梁彦斌的双手，满含眼泪地说：“亲娘也没法解决女儿的困难，只有你关心我们！”梁彦斌笑着回答：“不是我，是集体、是党关心你。”从此李恒立夫妇想通了很多道理，后来成为厂里很有名的一对勤俭模范。梁彦斌总是这样耐心细致，循循善诱，帮助职工解决困难，从中潜移默化，使不少职工转变了态度。不注意节约的勤俭了，不努力生产的奋发劳动了。
梁彦斌对于全厂两百多名职工的工作、思想和她们的家庭情况，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她经常利用星期日和业余时间到职工宿舍去串门，谈心，帮助带孩子，做饭，……职工家属都亲切地叫她“三姐”。梁彦斌既是“妈妈”，又是“三姐”，不是亲生的父母，不是同胞骨肉，但比亲人还要亲得多。
我之所以不嫌其烦地写下这两个革命妈妈的某些情节和事迹，主要是因为：这两个革命妈妈，并不是年纪已经到了四五十岁了，老了，该叫她们做“妈妈”了；也并不是她们具有一般的母爱心肠，该叫她们做“妈妈”了。她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以及阶级感情和阶级友爱。因此，就能够热情关怀阶级兄弟姊妹，把别人的缺点当做自己的缺点，把别人的进步看成自己的进步；把别人的忧愁当做自己的忧愁，把别人的高兴看成自己的高兴。看到别人有了困难，就想方设法地去帮助解决；看到别人身上沾有旧思想、旧习惯，就耐心细致地去帮助丢掉包袱。这些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美德。具有这样的美德，她们才被叫做“妈妈”。这样的“妈妈”越多，共产主义精神的光芒越会照射得更加光辉灿烂。
在这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光荣日子里，我们不应该忘掉旧社会的剥削阶级的家庭，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家族特权、男权和夫权；不应该忘掉还有二十亿以上没有解放的阶级兄弟姊妹，他们还在家族特权、男权、夫权和金钱关系的重重压迫剥削之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共产党宣言》曾经说过，资产阶级扯掉了生动的多情的纱幕，把家庭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宣言号召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打碎枷锁，争取解放。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出现革命的幸福的大家庭，才会涌出像徐惠彬、梁彦斌这样的革命妈妈，才会把一切家庭改造成为平等和睦的新家庭。这正是一九○九年美国芝加哥女工举行大罢工游行示威所要争取解放的伟大目标，也正是一九一○年克拉拉·蔡特金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次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上建议以三月八日为世界妇女斗争日的根本意义。想到这些，就要牢记蔡特金的遗言：“伟大的目标照耀着世界。历史性的时机要求最坚决的斗争。它威严地向女无产者们、劳动妇女们指明：要小心，认清，行动，斗争，再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