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果戈里的信（注一）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给果戈里的信（注一）
俄·伯林斯基作 何家槐译
伯林斯基这封信，列宁和日丹诺夫都曾提到它，认为是俄国民主派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革命的文献，有其巨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农奴制度，反对愚昧迷信，反对非人所能忍受的肉刑，反对作家的阿谀权贵，出卖灵魂，而站在最坚定的立场上拥护真理，护卫人民。“为了保护人民而反对一个狂妄的人，是不惜任何手段的；即使这个人是荷马自己，也无例外。”这就是这封信的基本精神，也就是伯林斯基的基本精神。我们中国的目前情形，虽与俄国十九世纪的情形大不相同，可是，信里的一些话，还是很可以供我们的参考，当作我们自己的座右铭。同时，从这封信里，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两位作家——尤其是伯林斯基：列宁曾经说：这封信是伯林斯基的文学活动的概括和总结。——译者识。
你认为我的论文是由一个愤怒的人写出来的论文；这只有部分是对的：愤怒这个形容词，对于我在阅读你那本书时所发生的心情，实在还是太温和，不足以表达。你那些关于你的天才的崇拜者的话，自然是不大客气的，但你如果以为我的愤慨即系由此而起，那可就完全错了。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一个人可以忍受对于个人自尊心的损害，如果这就是事情的要点，那末我一定会让事情过去，而默不作声；可是一个人决不能忍受对于真理和人类尊严的侵犯；当有人在宗教的掩护和鞭子的保护之下，将说谎和不道德当成真理和美德宣扬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不能沉默的。
是的，我确实曾经用一个与祖国血肉相连的人所能用以爱其祖国的希望，声响，光荣，以及促使她不断地觉醒，发展，和进步的伟大领导者之一的热情爱过你。当你丧失了这种爱情的时候，自然不免会至少是暂时的感到懊恼。我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自信我的爱情就是一种对于一个伟大作家的适当报酬，而是由于我并不是只代表我个人，却是代表很多人，其中大部分我们从没有见过，他们也是从来不曾见到过你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向你充份描述你那本书已在所有高贵的心灵中引起了如何巨大的愤怒，而它的出现，又是如何的使得你的一切敌人——包括那些非文人，例如乞乞珂夫们，诺兹特洛夫们，以及市长们……和那些你很熟知的文人，发出狂野的欢呼。你自己也看得到就是那些与你的这一著作见解相同的人，也已经将它置之不顾。即使之写成是基于深刻而且真诚的确信，也不能给广大读者以比现在更好的印象。如果无论什么人（除了那极少数必须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以免不以得到他们的赞许为荣的人们以外）都把它看成一个利用宗教方法来达到纯粹的世俗目的，虽则机智却很卑劣的阴谋诡计，那并不是任何人的错误，而只是你自己的过失。这其实毫不足奇；而你竟觉得惊奇；这倒是足以使人惊奇的事。我相信这是因为你的深刻俄国知识，只是属于一个艺术家，而不是属于一个思想家的，虽则在你那本荒谬的书里，你曾经那末徒劳的想扮演这么一个角色。这也并非说你不是思想家，而只是说不多年以来都是习惯于从你那美丽的远方（注二）来看俄国；但你却不知道我们在观察事物的方法上，是再也没有象从远处来看它们那样还更容易的；因为在那美丽的远方，你所过的生活，完全和俄国的不同，你生活在你自己或和你精神相同，受你影响和感化的人们的小圈子里。因此你就不能理解俄罗斯并不是在神秘主义，苦行主义，或处敬主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拯救，而是在文化，文明，和人道的胜利上看到了自我解放的道路。她并不需要说教（她已听够了这个！），也不需要祈祷（她已念够了这些！），却需要在人民的心灵上唤醒那种久已在污浊生活中丧失了的人类自尊心；她需要那种并不是遵循教会的说教，却是按照常识和正义而制定的权利和法律，并且必尽可能严格地遵守。但她目前给我们看的却是一幅很可怕的国家景象：在这儿，人可以自由买卖，甚至连那些曾经宣称黑人为非人的美国农场主们所曾狡滑地利用过的借口都没有；在这儿，人们并不叫自己的名字，却只叫自己的混名，例如凡加，伐斯加，史蒂希加，普拉希加等等；在这儿，不但没有对于个性，荣誉，和财产的保护，而且也没有公共秩序，却只有由形形色色的官家盗贼组织而成的巨大公司！俄国今天最迫切的问题，是消灭农奴制，废除肉刑，和尽可能地遵守至少是那些已经存在着的法律。关于这一点，就是政府自己也已经发觉了（它很明白地主们是怎样的虐待农民和农民是怎样的每年都有大批逃亡），它采用了救济农奴的胆怯而无任何实际效果的弥缝政策，和以“三股鞭”代替“一股鞭”（注三）的滑稽方法，就是证明。
这些就是在她沉沉的昏睡中，苦恼着俄罗斯的迫切问题！而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却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有些很有艺术价值和深刻真理的作品曾经这样有力地帮助俄国的觉醒，使她能够在他的作品中犹如照镜子一样地看到她自己——拿着一本书跑了出来；在这书里他以基督和教会的名义教唆野蛮地主更残酷地剥削农民和虐待农民……象这样，你难道还能希望我不愤怒吧？……因此，即使你曾经想加害于我的生命，我的憎恨，也不会比因为看到你这一本可耻的书而引起的憎恨更大……而在这以后，你竟还敢希望人民相信你的意向是真诚的！不！假使你真的曾被基督的真理所感召，而不是受到魔鬼的指使，那你这本新书无疑的会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你会得告诉地主由于他的农民是和他同教的兄弟，由于不能把兄弟当成奴隶，他必须给他们以自由，或至少使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他们劳动的成果，使地主由衷地认识他对他们的错误的关系。
至于“哦，你这肮脏的猪鼻子你！”这一句话，你是当作一个大发现似地献给世界，说是用以开导俄国农民，当着他们谋福利的；而事实上他们之所以不爱干净，无非只是因为听信了地主老爷们的话：他们并不是人——试问你究竟是从那个诺兹特洛地夫和后开维支那儿偶然听到了句话的呢？还有你对于俄国司法制度的理解，也是荒唐得很的，在“有罪和无辜应该同样挨鞭子”这句愚蠢的成语里（注四），你究竟发现到谁的理想呢？自然，我们的情形确是常常如此，虽则事实上也往往是无辜的人受罪，除非他能够自赎；但关于这一点，却有另一句成语，就是：无罪之罪！而你却想把这样一本书看成艰苦的内心过程的成果，看成崇高的精神上的启示！决不可能！或者是你病了——如此你就得赶紧医治，或者……我真怕把我的思想形之笔墨！……
答刑的提倡者，愚民政策的宣扬者，蒙昧主义和地狱黑暗的拥护者，鞑靼人的道德的歌颂着——你究竟是为的什么啊！看一看你的脚下罢——你正站在深渊的边缘呢！……我能理解你的这些教义为什么要拿正教教会来作基础的理由，因为它是常常支持笞刑和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可是为什么你要把基督混在一起呢？在他与任何教会，至少是与所有的正教教会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之点呢？他是首先将自由，平等，和博爱带给人民，而且以殉道来确立这些教义的真理的第一人。而这种教义本来是只有在教会中组织起来，而且以正教的原理为其基础的时候，才能拯救人类的。可是，我们的教会却只是一个僧侣的集团，因而成了不平等的拥护者，权贵的阿谀者，人类团结的敌人和迫害者——直到今天它还是如此。但基督的真正教义，却被前一世纪的哲学运动所发现了。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象以无情的嘲笑来扑灭欧洲宗教狂和愚妄的烈火的伏尔泰这样似的一个人，要比你们所有的牧师、主教、大主教、总主教等等还要更配称基督的儿子，更配称他的亲骨肉！你竟想说你并不知道这个道理！但这个道理，现在甚至对于一个小学生说来，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了……因此，以你这样一个“巡按使”和“死魂灵”的作者，难道竟能够诚心诚意地，完全由衷地歌颂你那把它高高地位于天主教徒以上的，万恶不赦的俄国牧师吗？就算你不知道前者总算曾经做过一些事情，而后者却除了是世俗权力的仆人和奴隶以外，根本没有做过一点好事情；可是，难道你竟想说你也不知道我们的牧师们，在俄国社会和俄国人民中是普遍的遭人轻视吗。俄国人民所讲的淫秽故事，究竟是谁的故事？谁都知道这些丑闻，都是关于牧师，牧师的妻子，牧师的女儿，以及牧师的农场管理人的。难道俄国的牧师，不是饕餮、贪婪、下贱、和无耻的化身吗？你难道所有这些都不知道？奇怪！依照你的意见，俄国人民是世界上最信宗教的。这是一个谎话！信仰的基础是处诚、崇敬、和对于上帝的畏俱。而俄国人民则一面祈祷，一面抓痒，随随使便，漫不在乎。他们是这样说圣象的：如果它不好祷告，却好拿来盖罐子。
只要更仔细的观察一下，你说会发现俄国原是一个标准的无神论的民族。她虽则还有很多的迷信，却没有丝毫信仰的痕迹。迷信是随文化的发达而消灭的，但宗教信仰却往往还是伴随着他们；法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儿，就是在今天，在富于教养和文化程度很高的人们中间，也还有很多严肃真诚的天主教徒，就是否认基督的人们，还是很固执地皈依着某种上帝。俄国人民可就不同了；神秘的崇敬并不是他们的本性；他们很富于常识，清醒的心境，和积极的精神；因此，也许她的前途是无限扩大的（译注一）。在俄国，就是在教士里面信仰也还没有生根，因为只有极少数以苦修出名的人，并不能证明什么。但我们教士的大部分却往往是以他们的大腹便便，自炫博学和野蛮的无知出名。将这认为就是俄国人的宗教热狂和执着，是可耻的；其实我们宁可赞美他们那对于信仰的可资表率的冷淡。在俄国只有在“分离教派”中间才能看出信仰，他们在精神上距离俄国的人民是如此之远，而在人数上说，他们又少得这样厉害，简直不足道。
我并不打算絮述你对于那种存在于俄国人民及其统治者之间的“新密关系”的歌颂。我只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你：这种歌颂不但到处都引不起同情，而且甚至已在那些别方面本来和你见解很接近的人们限中降低了你的身份。至于说到我个人，那我当然可以随你自己良心去赞美专制政治的神圣之美（这是又安全又有利的）但只希望你继续从你那美丽的远方小心谨慎地赞美，因为一接近它就不会这样的动人，也不会这样的安全……我只是想说：当一个欧洲人，特别是一个欧洲的天主教徒，一有了宗教热情，就成为反对罪恶的权威的控告者，好象控告那些世界上伟大从物的罪恶的希伯来先知们似的。但我们俄国的情形却恰恰相反：一个人（即使是著名的人物）一染上了那种精神病学者称为宗教狂的病症，就会在地上的偶像前面比在天上的神只面前还烧更多的香火，而且他简直会做得这样的过份，使得前者很愿意酬报他那奴隶的热情；如果他不了解在社会的眼光中，这简直是害他自己……我们俄国人真是何等无赖啊！……
我记得在你书上还说起另一件事情，就是识字对于普通老百姓不但无用，而且简直极有害，你说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伟大真理。对这我还能说什么呢？你的拜占庭上帝（译注二）也许可以原谅你的这种正教思想，除非你在写它的时候，你简直不知道自己胡诌些什么……可是，也许你会说：“就算我犯了错误，我所有的观点都是不对的，但我为什么没有犯错误的权利，为什么人们怀疑我的错误都是真诚的呢？”这是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这样的倾向在俄国早已陈旧了。不久以前，勃拉巧克（注五）及其同党们已经把这倾向暴露殆尽，把这种谬见发挥无遗了。自然，在你的书里包含着比他们的著作更多的智慧和才华（虽则这二者也并不多）；然而他们已经更有力和更精密地发展了你们的一般理论，已经很勇敢地达到了最后的结论，已经把所有香火都献给拜占庭上帝，一点也不留给撒且，而你却想用一柱香烛同时供奉他们两个，因而陷入了矛盾，例如，如果照你自己的意见，只要你不否认以前的说法，那末普希金，文学，戏剧，所有的一切，都是决不能拯求灵魂，却只能使它永却不复的……谁能理解果戈里的见解，是与勃拉巧克的见解完全相同的呢？如果你以为俄国人民会相信你在这方面的真诚，那你未免自视太高了。对于傻子是自然的事，对于一个天才却是不一定如此的。有人曾经想把你那本书看成精神错乱到近乎发狂的结果。但他们随即就放弃了这种假设，因为你那本书很显然地并非在一天，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写成，而是成于一年，两年，或者三年；它很完整；在它那随意的抒写之中，很快可以看出预先的深思熟虑，和对于那特别眷顾了这位忠诚作者的当局的歌颂。难怪圣彼得堡已在谣传着你写这本书的目的，原是想当皇孙的师傅。在那以前，你给乌伐洛夫伯爵（注四）的信已在圣彼得堡公开了。在那里面，你说你那些关于俄国的著作被人误解，使你感到遗憾，于是你表明你对于以前作品的不满，宣称只有当沙皇欢喜它们的时候，你才会满意你自己的作品。现在请你自己判断罢，你这本书已经使你在人民大众的眼光中不但降低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地位，而且也降低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身份，难道这还值得奇怪吗？……
照我的理解，你并不能很好的了解俄国人民。她的性格是被俄国的社会条件所决定，在这社会中，新的力量正在崛起，且急于求得表现，但被沉重的压迫所压倒，找不到出路，它们所得到的，只是沮丧、疲乏、和冷淡而已。只有文学表示了生命和进步的运动，不管沙皇政府的检查制度是如何严密。这就是何以作家是这样的受人尊敬，何以即使小有才能的作家也是如此容易成功的原因。诗人与作家的称号，很久以来就已使是灿烂的肩章和豪华的制服黯然失色。这尤其说明了为什么每一个所谓自由倾向者，纵然才能是如何贫弱，都会受到普遍的注意，并且为什么伟大天才们的名声，只要是真心地或非真心地侍奉于正教，专制政治，和国家权力，就会很迅速地衰落下来。最显著的例子是普希金，他只不过被迫写了两三首带有忠君色彩的诗，穿上了宫庭侍从（Ｋａｍｅｒ—Ｊｕｎｋｅｒ）的制服，就免不了立刻降低自己的声响，失去群众的爱宠！如果你真的以为你这本书之所以影响不好，并不是由于它的恶劣倾向，而是由于你所引用来批评大家的真理过于苛刻和逆耳，那是大错而特错的。假定你能这样的设想作家们，然而你又该怎样的说明人民呢？难道在你的“巡按使”和“死魂灵”中，反而把真理说得比较不透澈，不严格，不逆耳一些，比较地缺乏真理和才华吗？当然，那些旧派曾经非常激烈地反对你，但“巡按使”与“死魂灵”丝毫不受影响；而你最近这本书，却实在是一个完全可耻的失败。人民是对的，因为他们把俄国作家看成他们反对俄国专制政治，俄国正教，和国家权力的领导者，保护者，和拯救者。因此，他们虽则随时都可以原谅作家写了一本坏旧，却决不能饶恕他的有毒的著作。这表明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潜伏着多么新鲜而健康的直觉，虽则还只是在开始萌芽的时期；而这也证明了俄国是有前途的。如果你爱俄国，那你应该和我一齐庆祝你这本书的失败！……
我愿以一种带些自慰的心情告诉你，我总算有些了解俄国的人民。你这本书之所以使我吃惊，实在是由于它很可能对政府当局和审查官们发生坏的影响，倒不是怕它会给俄国人民什么了不起的影响。正当圣彼得堡谣传着政府当局打算大量翻印你这本书，而且以最低价格出售的时候，我的朋友们都不免感到优虑；但我立即告诉他们：无论怎么样，你这本书决不会得到成功，不久即将被人们忘却。事实上现在更为人所记忆的，确也并不是你这本书本身，而倒是关于它的那些评论。是的，俄国人民确有一种虽则仍然未曾发展却是深刻的，对于真理的本能。
你的转向沙皇也许确是真诚的，但你想要把这一个转变引起俄国人民注意的这一念头，却是最可憎的一个念头。盲目崇拜的时期早已过去了，即在我们的社会里也是如此。俄国人民已经懂得了不论在什么地方祈祷都是一样懂得了那些找寻是督和耶路撒冷的人（注五），实在就是那些心目中根本没有基督或者已经失去了他的人。凡是能够以别人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看到别人的受压迫也能感到切身之痛的人，都是心里就有着基督，用不到跑到耶路撒冷去进香的。你所不断地宣扬的谦恭，第一是并不新鲜，其次是它一方面带着无比骄傲的意味，另一方面却又使人感到一个人的自尊心的最可耻的堕落。关于抽象的完美，和比任何人都要谦恭一些的观念，实在是骄傲或者软弱的结果，而且不管是骄傲抑是软弱，都势必至把人引起伪善，假处诚和“Ｃｈｉｎａｉｓｍ”。何况，你在这本书里不但曾经随随便便地嘲笑别人（这不过是粗野而已），而且还嘲笑你自己——这是很可厌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打邻人的耳光，会引起愤怒，那末看到他打自己的耳光，就允免引起轻视。不，你实在并未受到什么神的启示，而只是被蒙蔽了；你既不能把握现代基督教的精神，也不能把握现代基督教的形式。充满在你这本书里的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教义，而只是对于地狱，魔鬼，和死亡的病态的恐怖！
你说：“现在所有的人都已经变成废料了。”这是什么话？说到“已经”的时候，难道你真的相信用古写“ｈａｔｓ”代替“ｈａｓ”，就算是符合圣经的精神了吗？当一个人完全说谎的时候，智慧和天才就会遗弃他，这确是真的。假使这一本书不是署你的名，那末谁想得到这样浮夸而且肮脏的著作，竟是和“巡按使”与“死魂灵”同属于一个作者的呢？
说到我自己，让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以为我的论文只是由于你也把我当成你的批评家一之而加以评论，因而使我感到不快的一个表示，那是错误的。如果这是使我愤怒的唯一原因，那我也只会对这一点表示反感，而会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心平气和，不偏不倚。但你对于你的崇拜者，也实得批评得太过了。一个傻子的赞美和热情往往反而会使得他的崇拜对象看起来非常可笑；对于这样的傻子，我也知道有时或许是需要国以一点教训的，但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以常情而论，即使对于错误的热情，也颇难对它采取敌视的态度。何况在你眼光中的人们，虽则不算太聪明，却也不是怎样的傻子。这些人赞美你的著作，也许是更多热情的感叹，而较少理智的剖析；但他们对你的热烈态度，却是这样的纯洁而高贵，你实在不应该把他们完全出卖给你们的共同敌人，也不应该责备他们是有意误会和曲解你的作品（注六）。自然，你这样做可能是由于疏忽或出于无心，可是甫雅柴姆斯基（注七）那个贵族社会的王爷和文学上的奴才，却夸大了你的意思，而且印行了肆意攻击你的崇拜者（因而也特别猛烈地攻击了我）的东西（注八）。他之所以要这样的实行人身攻击，也许是表示感谢你把这样一个劣等诗人——如果我不记错他那“无力的，又长又臭的诗作”的话——提拔到大诗人的地位（注九）。这实在是非常恶劣的。究竟你是不是也在等待机会想给你的崇拜者们以公正的评价（在你已经骄傲而又谦恭地给了你的敌人们以评论以后），我并不知道；我不可能，同时，我必须坦白承认，我也根本不想知道。放在我面前的是你的书，而不是你的意向。我曾经把它读了又读，但我却找不到在那里面本来是没有的东西，而我所能找到的东西，却深深地刺痛了和激怒了我的灵魂。
如果让我尽情的来写这封信，那也许会长得变成很大的一本。本来我并不打算就这问题给你写信，虽则我曾经很想这样做，而你自己也曾经在书面上绝不保留地允许读者毫不客气地给你意见，说只要合于真理就行（注十）。假如我如我是在俄国，我也是不能写这封信的，因为地方上的希泼金们拆人家的书信，并不是单纯为了自己的开心，而且是为了尽职，为了告密。今年夏天初期的肺病将我赶到国外来“尼克拉索夫已经把你寄到索乐兹勃伦的信送来；我今天正想同阿尼柯夫离开这儿，取道梅因河畔的佛兰克府到巴黎去。”（注十一）。这不意的来信，使我可能消除因你的最近著作而起的不满。我在这儿说得很直率，我不能闪烁其辞，吞吞吐吐；这并不是我的性格。让你或者时间自己来证明我的结论是错误的罢。我将首先表示高兴，但决不会后悔曾经对你说过的话。这并不是我与你的个人问题，而是关于比我自己甚至比你都要重大得多的事情；这是关于真理，俄国社会，和俄国的事情。我给你的最后忠告，就是：如果你曾经不幸骄傲而又谦虚地否定你那些真正伟大的著作，那你现在即应严肃而又谦虚地将你的这本近著否定，而且为了补赎你曾将它出版的可怕的罪恶，你必须努力写出一些足以和你以前那些作品媲美的新的作。
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五日，于索尔兹勃伦。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译自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伯林斯基论文选集”英文本）
（注一）这对伯林斯基的著名的信，首先由赫岑发表于一八五五年的“北极星”（一八五八年伦敦第二版，六六页至七六页）上，根据这个版本曾经在国外翻印过几次。这对信的全文被收集在伯林斯基的好几个论文集中，出版于一九一四年的伯林斯基书简中也有这封信。他的原稿并没有保存下来。收在这儿的，就是从“北极星”翻印出来。
（注二）果戈里于一八三六年出国，除了短时期的间断，他在国外一直住了好几年。
（注三）“一股鞭”本是俄国的刑具，但是根据一八四五年的刑法，却以“三股鞭”代替了。
（译者注一）由于时代的限制，伯林斯基只看到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宗教并没有随文化的发达而消灭，而没有能够认识到宗教也不过是比较高级的迷信，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宗教是一定要随文化的发达而消灭的。但是，伯林斯基在这里所说的话，对于俄国人民的看法，却是一种深刻的认识和伟大的预见。
（译者注二）拜占庭上帝（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ｅＧｏｄ）即希腊教所信奉的上帝。
（注四）果戈里在给乌伐洛夫伯爵的信中，曾经说过这些话。
（注五）在“书简集”中，果戈里曾经说及想到耶路撒冷去朝山香的意愿。
（注六）在“书简集中”，果戈里虽则有提到伯林斯基的名字，但当他说到批评家的时候，却谁都明白是指的伯林斯基。他在第七章中这样说道：“奥德赛……将使批评重新获得生命。批评由于处理可厌的现代文学，已经困倦了，混乱了，它已经逸出常轨，走入歧途，不再谈文学问题，正在‘开始装老下去’了”。
（注七）甫雅柴姆斯基（Ｐ·Ａ·Ｖｙａｅｙｅｎｓｋｙ，１７９２—１８７８）系俄国亲王，诗人与批评家，一八二五年以前都是同情于十二月党的，以后就转向反动了。
（注八）可以参看甫雅柴姆斯基关于雅席柯夫（Ｍ·Ｍ·Ｙａｚａ、ｏｖ，１８０２—１８４６，俄国诗人，斯拉夫主义者）与果戈里的论文。
（注九）在一篇发表于“现代人”上的文章中，果戈写道：“感谢上帝，我们的两上……第一流诗人都还健在——甫雅柴姆斯基亲王和雅席柯夫。”看到了“书简集”的新版，果戈里还更进一步的恳求甫雅柴姆斯基：“把它读一读，使你自己熟悉它的内容，加以严格的审查和修正罢。……请你把这部稿子”，他接着写道：“当作你自己心爱的财产似的……因此，亲爱的亲王，请别遗弃我，上帝将要为此而福佑你，因为这是一个真正基督教的慈善行为。”这种歌颂和恳求很明显地发生了效果，因为甫雅些姆斯基亲王写了“论雅席柯夫与果戈里”来替他的著作辩护。
（注十）在“死魂灵”第二版的序文中，果戈里写道：“这本书有很多谬误，并不符合于俄国的实在情形。我请求你们，亲爱的读者，来纠正我。不要放弃这个责任罢；我请求你们来做这件事情呢。”
（注十一）括弧内的文字，很显然地是由赫尔岑有意略去，不让它们在“北极星”上发表出来，以免伯林斯基信里说到的尼克拉索夫和安尼柯夫的名字公开，使他们遭受迫害。
（除译注外，以上各注均系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英译本的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