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红梅——记在农民群众中扎根的汉中歌剧团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巴山红梅
——记在农民群众中扎根的汉中歌剧团
刘野
陕西省汉中歌剧团，带着他们自己创作的歌剧《红梅岭》，到北京来演出了。
陕南山区的群众，都亲切地称呼汉中歌剧团是“我们红星家”。原来这个歌剧团就是一九四九年随解放军西进至陕南汉中地区的“红星文工团”。
当地农民谁不喜爱这支和自己共同生活、共同斗争的队伍呢？解放初期，“红星家”肩负着宣传队和工作队的双重任务。他们背着背包，扛着武器，翻山越岭，走乡串镇，在陕南山区和平川，敲起了胜利腰鼓，扭起了解放秧歌，把革命的新文艺第一次带给了陕南山区的人民。一九五三年，红星文工团改为汉中歌剧团。他们的名字变了，红心却一直未变。
歌剧团人员不算多，设备很简陋，他们只有一套破旧的幕布和一些不齐全的乐器，既没有什么排练场，也没有什么绘景室，一间饭厅作各种用途。十四年，他们踏遍了汉中地区的大小山川，全区十一个县（市）的二百七十多个公社，哪里没有留下“红星家”的足迹，哪里没有响起过“红星家”的歌声呢？十四年，他们演出了二百多个剧目，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反映革命斗争的现代剧和健康的民间小戏。
汉中地区，山川纵横，交通很不方便。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歌剧团的同志们，为了满足山区群众对革命文化的迫切要求，常常背着行李，扛着道具，爬山涉水，送戏上门。他们曾经一连六天横跨“二十四道脚不干”的峡谷，翻上矗立云霄的土地岭；也曾经攀登悬崖绝壁，你搀我扶，一步一跛地走进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总是白天行军，晚上演戏，自己搭台，自己装卸，不辞辛苦地为山区群众演出。汽灯、油灯、松明、火把各种照明，他们都用过；山坡、阁楼、河堤、土坝各种“舞台”，他们都演过。
为农民兄弟服务嘛，他们从不叫苦，不喊累，不讲任何条件。冬天，手脚被冻僵了，他们冒着严寒演出；夏天，衣服被汗水湿透了，他们顶着太阳演出。下雨了，观众不散，他们淋着倾盆大雨继续演。在西乡马鞍堰上，他们专门为两个坚持工作的民工唱过歌；在沔［miǎn免］县高潮公社的敬老院里，他们也专为老人们演过戏。
剧团的许多同志上台是演员、舞台工作人员，下台又是服务员、管理员和炊事员。行李道具，自己带；锅碗瓢勺，也自己带。每到一处，他们就帮助群众担水、扫院、砍柴，水缸不满不走，院落不净不走，借的东西不还清不走。到黑木林演出，因为天晚了，他们宁愿露宿，也不去惊动群众；可是当有些农民看完戏遇雨回不去的时候，他们却把床铺让给群众睡，自己裹幕布，睡舞台。
汉中歌剧团这种老八路传统，这种革命作风，怎能不深受陕南人民的爱戴呢？陕南的群众说：“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好戏，也看到了你们的好心。”
汉中歌剧团是怎样在山区扎根的？答案只有一条：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武装了他们，火热的斗争生活锻炼了他们。
十四年来，汉中歌剧团给自己规定了一条行动准则，就是“四个不脱离”：不脱离党的文艺方向，不脱离现实生活，不脱离革命斗争，不脱离人民群众。”这“四个不脱离”，使他们始终走着一条健康的大道。
剧团一成立，就从人民解放军那里学来了一套严格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他们在中共汉中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始终把抓政治、抓思想放在工作的第一位。有多少次，他们反复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多少次，地委的负责同志到剧团来拉家常，帮助大家认识怎样做一名革命的文艺战士。剧团的同志有人不安心在山区落户，闹过情绪；有人受不了上山下乡演出的艰苦，哭过鼻子；也有个别人说：“在农村是浪费青春，到大城市去看广告，也比在山里进步快些！”但是，“我们究竟为什么演戏？为谁演戏？难道不是为了革命吗？”经过一次又一次地学习，一场又一场的讨论，他们终于用革命的文艺思想击败了种种错误观念，在陕南山区扎根落户了。
但是，要使剧团人员真正变成革命的文艺战士，仅靠剧团内的思想工作是不够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于是，他们保持着既是宣传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十四年从不放弃任何一次参加农村政治运动的机会。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时期，他们在洋县两个区和农民一道胜利地完成了建立二十个初级社的任务。一九五八年，他们到略阳、沔县和群众一起投身大跃进的行列。一九六○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侵袭着陕南农村，他们没有留在城市里，而是来到西乡雒家坝山区的老革命根据地，和群众同甘共苦，战胜灾害，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去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他们又来到南郑县访贫问苦，编写“三史”，和群众一起领受深刻的社会主义阶级教育。
就在这种实际斗争的锻炼中，他们的思想感情渐渐地和劳动人民接近了，一致了，融为一体了。一种全新的风气已经在汉中歌剧团形成。为长期深入生活、深入斗争，永远保持和农民群众的联系，他们在沔县、宁强、镇巴、南郑等地，建立了五个固定的生活根据地，分期分批，或长或短地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在石泉的社员家里，和群众一起救过火；在安康的汉江水中，和群众一起防过洪；半夜里，群众起来防霜，他们也去防霜；一清早，群众上山干活，他们也去干活。剧团的许多同志在农村都有了“亲戚”，每次下乡演出，不是他们去院坝里请“婶子兄弟们”来看戏，就是“大娘叔叔们”到剧团里拉他们去吃饭喝茶。高潮、中所、油坊等公社的社员们，一到汉中，总要去剧团里“走人户”。陕南的群众说：“一根蔓上结不出两样瓜，你们和我们简直是一家人。”
歌剧团的同志们，多么迫切希望提高新歌剧的艺术水平，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啊！但是，到底怎样才能提高呢？他们从历年的实践中体会到：“高标准不在天上，而在地下，在全区二百万劳动人民之中。新歌剧要用新思想去教育群众，必须有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因此，他们采取了“向巴山学习，在唢呐行里找提高”的作法，创造具有陕南地方特色的新歌剧。
这样的认识和作法，也不是轻易得来的。一九五三年，红星文工团改为汉中歌剧团以后，许多人曾经认为新歌剧在山区没有发展前途。有人说：
“给农民演歌剧，等于把洋楼修到山区小镇了！”有人说：“陕南的土壤，开不出新歌剧这朵鲜花。”但是，等他们演出歌剧《白毛女》以后，群众非常欢迎。于是，有些人又不顾群众的爱好和需要，不顾剧团的实际条件，一味地追求“大”，崇拜“洋”。他们演出过接近西洋形式的歌剧，群众说：“你们唱的这是哪路货，我们山里人听不惯这些洋歌！”他们演出过自以为音乐优美的歌剧，群众又说：“天上一声，地下一声，半天云里打圈圈，把人听得云里雾里的了！”他们演出几部重唱，群众说是唱乱了；他们演出几部合奏，群众又说是拉乱了。
事实教育了他们，给那些一心搞“洋化”的人一声棒喝。为什么自己满以为不错的歌剧，农民却总是不喜欢呢？他们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猛然发现自己的艺术趣味和农民群众是格格不入的。艺术趣味的不同，根本上还是表现了思想感情上的距离。于是，他们决心回到党所指出的文艺方向上来，从现实出发，从生活出发，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向民间的艺术遗产学习，创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歌剧。
为了把陕南山区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遗产学到手，他们常年不断地派人爬山越岭，到深山老林里去采风。许多同志是外地人，要学山歌，他们就先学汉中地方语言，他们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亲耳听，亲口学。为学一支山歌，他们翻上几座大山，都心甘情愿。有时候，他们把民间老艺人和“歌牌子”请到剧团来，一句一句教，一声一声学。就这样，十四年，他们搜集了陕南民歌、山歌八千多首，“端公”、“花鼓”等民间小戏一百二十多出，掌握了“汉中曲子”的绝大部分曲调，学会了“汉调二黄”的基本唱腔。同时，对于陕南地区的“道情”、“碗碗腔”，以及其他地区民间音乐的精华，都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这一切优美丰富的民间音乐遗产，成了他们创造新歌剧的重要借鉴。那些原来盲目崇拜西洋的同志从此纠正了崇洋思想，从内心里感到“山中有宝”。
汉中歌剧团的同志们，一面虚心地向民族、民间遗产学习，不断地运用和提高；一面从现实生活出发，不断地创造新的乐曲和剧本。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扎扎实实，一步一步迈出创造社会主义民族新歌剧的步子。开始，他们运用陕南民间舞蹈“采莲船”的形式，创作了反映农民群众支援抗美援朝的《韩太公劳军》，由于唱的是“花鼓调”，耍的是“采莲船”，又及时反映了新内容，受到群众的喜爱。接着，他们又运用“端公”、“八岔”等民间曲调，进行加工创造，编写了《打麦场》、《吹鼓手娶亲》等歌剧，这些戏由于反映了山区农民的生活，表现了巴山地区农民豪爽、浑厚、幽默的性格，说的是山里话，唱的是山里歌，演的是地方戏，引起农民群众极大的兴趣。这一来，他们创造新歌剧的信心更大了。于是，进一步运用民间歌舞艺术形式，加工整理，去芜存菁，大胆创新，在剧本创作上大力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生活，创造了深受陕南群众喜爱的大型歌剧《白石崖》、《红梅岭》等。就这样，十四年他们除了改编、移植外地的优秀剧目以外，自己创作了十八部新歌剧，写出了三十多部歌剧音乐。
现在，汉中歌剧团编演的新歌剧，已经在陕南山区的农民群众中扎根了。《吹鼓手娶亲》、《红梅岭》等许多歌剧的曲调，在深山老林、山寨江岸、村边地头到处流传着。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便奔走相告：“汉水戏，巴山歌来了！”剧团一演出，远远近近的群众连夜赶来看戏，几十里火把通明。有时，在这一处还未演完，那一处就来接戏了。社员们还常常拦住剧团的去路，不演出不放行。
陕南山区的群众赞扬他们的新歌剧说：“红星家的戏，巴山上长，汉江水浇，茅草坡上喊山歌，地道的汉中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