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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智共领导追随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立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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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64-04-07
第3版()
专栏:

智利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员集会通过决议
谴责智共领导追随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立场
热烈呼吁兄弟党继续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许多党员发言揭露智共领导宣扬的议会道路的反动实质
新华社六日讯 圣地亚哥消息:据智利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员的刊物《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今年二月的创刊号报道,智利共产党的大约六十名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员一月底在圣地亚哥举行集会,谴责智利共产党领导机构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追随苏共中央的修正主义立场。这次集会讨论了一些同党的发展、党的组织和党中央所制定的路线有关的问题。圣地亚哥一些党员和各省的一些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通过的决议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部分。决议的国际部分说,“鉴于目前控制着苏联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的集团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决定揭露这一行为,认为这是与党的革命斗争相违背的。
“向永远不应放弃的革命组织的真正继承者中国共产党致敬。
“承认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在美洲的第一个先锋,它的斗争和成就的范例是一个经常的号召,号召人们抛弃阶级斗争中的妥协道路。
“表示支持各附属国家目前展开的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
“热烈呼吁所有兄弟党继续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而永不变节。”
决议的国内部分说,“智利共产党的领导无条件地追随苏联共产党现任中央委员会的修正主义立场,已经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
“这一修正主义主要表现为看不到夺取政权的革命前途,以‘和平道路’的口号来代替群众革命斗争(不排除武装斗争)的口号。这一政策在党内散播小资产阶级幻想,助长阶级调和,从思想上解除群众武装。
“党的领导把革命原则置诸脑后,把斗争片面地导入和平道路,把党的精力耗费在大规模的筹款运动中,用以弥补党目前这个庞大官僚机构的开支。
“我们认识到党必须重新承担起它成立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所以号召一切没有让反革命的改良主义腐蚀的党员从思想上、在实践中展开斗争,把党的基层改变成为革命性的组织。
“如果领导机构阻挠革命斗争,就必须争取大多数同志,而不管领导机构破坏这一斗争的决议。”
决议说,“我们拒绝目前领导机构的一切投降主义及其修正主义政策,我们也同样坚决地拒绝托派立场和一切假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方式。
“我们热烈呼吁工人、农民追随革命共产党的永远战斗的旗帜参加革命斗争,这个党将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引导劳动阶级取得政权、在智利开拓社会主义的时代。”
在讨论过程中,许多发言者猛烈斥责了智共领导宣扬的“和平道路”的反动实质,认为智利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公塞普森区一位工会领袖的发言,揭露党的领导主张的“和平道路”是维护反动政权。他说,智共领导为了维护反动派所谓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稳定”,竟然允许智利反动派永久霸占政权。党接受了资产阶级玩把戏的规则,而对基层党员群众实行抑制。
他说,所谓的“议会道路”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一个廉价的奢侈品,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越轨,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国家的力量来镇压”。
他说,“对资产阶级国家说来,议会中有改良主义的共产党人,那等于一笔有利的投资,因为这证明有‘代议制民主’,而这是从‘争取进步联盟’获得援助时所要具备的条件。”
他揭露智利共产党的议会党团已经完全失去了革命性。“议会迷就这样变成使我国人民离开更有效斗争的又一个重担。我坦率地认为,议会已成为所有这些领导人的藏身之所,他们利用这个讲台来缓和阶级对抗。”
圣地亚哥第八区一位党员说,“选举中的胜利不意味着夺取了政权。剥削阶级在放弃其特权之前,不会不使用一切镇压手段来保持这些特权。必须最终消灭阶级敌人。”他说,“为了对付武装镇压,需要有特殊的准备才行,但事实上我们党并没采取任何这类措施。”
他还说,在智利,“群众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必须实现革命变革”。但是革命发展中有两个基本缺陷,一个是没有组织农民,另一个是没有一个真正革命的领导机构。
特穆古区一位教员的发言说,党的领导“把群众的活动死板地限制在资产阶级法制的框框之内”。“实际上一切罢工都是按照妥协的道路进行的,纯经济性的,工会的活动仅仅限于劳动法之内”。路易斯·科尔巴兰和其他领导人千方百计地阻挠农民去夺地。“我们的领导人不去推动群众的革命行动,准备在任何可能时机打破资产阶级的法制,来正确地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相反,我们党却阻挠这种自发的行动,总是污蔑这些行动是‘挑衅’,是‘冒险主义’”。
他说,“党的领导提出先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然后再革新它”,而不是像列宁说的那样,并像古巴所做的那样,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这是一种反革命的理论。
一位共青团员在发言中谈到武装起义的问题。他说,智共领导人硬说智利的军队是一支民主的军队,如果人民取得政权的话,军队一定支持人民。他们提出的党纲说:“武装部队和警察应该民主化。”他说,“这种概念上和语言上的含糊其词和混乱现象,这种明目张胆的机会主义路线,就是因为怕吓坏了资产阶级。”“我们的领导人除了歪曲我国武装力量这一社会现实之外,他们还都资产阶级化和官僚化了。……他们避开马克思主义,抛弃准备起义的思想,迫害那些主张要党准备并运用两手的人。”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不顾当前领导者,自己提出展开地下活动,从而组织武装斗争的时候了。我们应该估计到开创这一方面斗争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不仅仅有利于推翻亲帝寡头政权,而且也是这样一种强大因素,它有助于组织一支有高度阶级觉悟、对革命组织有深刻信念的队伍。科尔巴兰之流的一切主张对这支队伍来说都无济于事。”
“我们不是为暴力而暴力,更不是像智共总书记所说的我们要采取一项盲动冒险政策,但是今天广大群众渴望起义,必须通过行动和斗争把他们领导起来。”他说,“必须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和平的和非和平的斗争方法结合起来,因为这是进行革命和领导革命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另一位党员的发言着重谈到要警惕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他说,托洛茨基分子“利用国际上的思想分歧,乘机提出他们的口号”。“我们应该时刻警惕不要陷于我们的领导机构的那种右的倾向,但也要避免托派分子在我们刚成立的组织内制造混乱。”
他说,托洛茨基分子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不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而是取决于生产率的水平,这种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是绝对冲突的”。托洛茨基分子还“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和修正主义分子奇怪地一致。他们把苏联的错误的全部责任都归罪于斯大林”。
他说,托派分子是“‘耍手法和政治阴谋’的大师,他们已注定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与群众的一切联系”。“托派分子在党组织内也是有害的,因为他们很容易陷于盲动冒险主义、政治冒险主义以及最后造成我们惯常看到的层出不穷的分裂。”
他说,“我认为我们的立场必须坚定:不能同托派有任何牵连。”“我们有义务提醒希望战斗的下一代和还未腐化、还有点革命气节的老一辈:提防托派,他们的派别活动仍然是资产阶级阻挠工人阶级在马列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最好的盟友。”
另一位党员在发言时论述了智利需要哪种类型的政府的问题。他说:“我们必须为一个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而斗争;因为应由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革命要通过无产阶级的方法来实现,也就是说,摧毁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总之,是摧毁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并不排除在这一过程的某个阶段中与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一起合作这一可能性,但永远应由无产阶级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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