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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论隋炀帝开运河的历史作用
王义耀
最高的抽象只能在最丰富的具体中产生。要使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必须把它与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这里我只想从隋炀帝开运河，来探讨一下统治阶级的历史作用及其与劳动人民历史作用的关系。
林杰同志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没有必然联系么？》①一文中不同意宁可同志这样的说法：根据历史主义，应该肯定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功绩。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首先，运河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奢侈享乐的欲望和适应镇压农民革命的需要而开的，因此开凿运河没有什么进步的历史作用；其次，运河在隋炀帝时，只是给人民带来灾难，造成经济倒退，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等等；再次，运河在隋炀帝以后确实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但这只是因为隋末农民革命使得后代不少皇帝，不敢步隋炀帝的后尘去“巡幸”江都，从而使这条害民祸“国”的“御河”，变成促进历史发展的“运粮河”，使这条只给人民带来灾难的运河，变成推动历史发展的运河。同时，林杰认为宁可对隋炀帝开运河的论述是从抽象的三段式出发的，即运河是隋炀帝开的，运河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因此应该把开通运河算做隋炀帝的功绩。他认为宁可评价隋炀帝的标准，不是历史主义，而是后果决定论。林杰还把慈禧太后造颐和园拿来类比，以证实后果决定论的错误。
对于隋炀帝开运河这件事，有很多人作过评论。历代剥削阶级的许多唯心主义历史家，莫不把隋炀帝看作亡国之君的典型，认为他的全部作为都是灵机一动而作的孽，开运河一事也不例外。所谓“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土木之功不息。”“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②看起来似乎是鞭笞隋炀帝，事实上是把隋炀帝看作这一历史事件和整个历史发展的唯一主宰。解放以来，对这事的评价分歧仍然不小。现在，林杰则从隋炀帝的主观意图出发，否定了隋炀帝开运河的历史作用。我认为林杰对宁可的批评是不公允的。他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仍然重复着非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
由此可以看出，在具体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基本原则方面，学术界的意见还没有统一起来。究竟主要是以个人的思想、行动是否符合于历史发展规律，还是以个人的主观动机、愿望来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对历史人物主观动机的评价，是以对待今人的标准去衡量，还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把他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去进行分析和批判？这些问题都还需要通过讨论加以解决。
隋炀帝在开运河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隋炀帝究竟开过运河的哪几部分，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意见③。一般认为，隋代以前的南北运河经过一千多年的零星开展，到三国两晋时代已略具雏形，隋炀帝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加工、连接工作，完成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工程。隋炀帝开运河的工程主要分成四段进行：大业元年（六○五年）开通济渠，这便是历史上称为“御河”或“运粮河”的一段。同年开邗沟。大业四年（六○八年）开永济渠。大业六年（六一○年）开江南河。这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全长约四千里。此外，开皇四年（五八四年）隋文帝开过广通渠。
大运河之所以在隋炀帝的时代开凿完成，这主要只能从历史发展在当时所提供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上来解释。
第一，隋代以前，中国经济的重心还一直在黄河流域。然而到隋代以后，中国经济的重心便逐渐南移了。南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政治统一的局面。经济发展和政治统一，必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交通、促进物资交流；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和加强，也必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政治和军事的统治。在当时以河道为主要交通干线的情况下，由于中国的主要水系都是东西走向，所以要把它们沟通起来，就非开凿南北大运河不可。隋以前历代断断续续的运河工程，也无不来源于这种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不过，当时这个需要还不十分迫切。到隋代以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脱节逐渐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出现，更使这个问题突出起来。同时，专门从经济方面来看，当时实物地租已经是地租的主要形式了。隋朝统一以后，最关心的就是核实它所掌握的全国劳动力，以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实物地租，把当时南方产量日益提高的粮食，当作“漕米”更多更快地运到北方政治、军事中心去。所有这些要求，都迫使隋炀帝急需开凿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第二，隋炀帝的时代，不仅给隋炀帝提出了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要求，也给他提供了开凿运河所需要的一切政治、经济上的条件，使这一历史事件的完成成为可能。历史记载告诉我们，魏孝文帝、隋文帝等都曾经考虑到开通南北大运河的问题。但由于国家不统一、财力不充裕等等条件的限制，他们便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而到了隋代，则有了实现这一愿望的可能。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隋炀帝或隋炀帝没有从事这件工程，在这一时期里，这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是仍然会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的。马克思曾经指出：
“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④恩格斯也曾经指出：
“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
要有另外一个人来替代他，并且这个替代者
是会出现的，——也许是较好些或较差些，
但经过一些时间总是会出现的。”⑤
林杰从运河的开凿是隋炀帝为了满足奢侈享乐的欲望和适应镇压农民革命的需要这点出发，否定隋炀帝开运河的历史作用和运河所起的历史作用，显然是过于夸大了个人动机的作用。当然，这决不等于说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可以完全不考虑其动机。问题在于如何考虑历史人物的动机。
第一，对于开凿大运河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说，隋炀帝个人的动机和他在这一事件中的地位总只能是次要的。评价隋炀帝在开运河中的历史作用，主要应该看运河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毫无疑问，剥削阶级所作所为的每一件事情，他们的动机都是为剥削阶级的阶级利益着想的。但是，这并不排斥他们在某些事情的某些动机中，可以包括顺应历史发展方向的内容。否则，就会得出这样的错误结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他们的主观动机。剥削阶级都是为他们的剥削、压迫事业在动脑筋，因而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都是一无是处。隋炀帝开运河的动机中，就有适应历史发展方向的内容在里面。先从隋文帝说起。隋文帝在历史上以节俭和与民休息著称。这主要是为隋代开国初年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然而即使在当时民穷财尽、百废待兴的历史情况下，为了保证京师供给，他在开皇四年（五八四年）也毅然把开凿连通长安到潼关的广通渠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来进行。到隋炀帝时财力充裕，开通运河就更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了。另外，还可以从封建统治者对漕运的认识方面来看。本来通济渠并不是像林杰所说的那样，被人民起义一拳打将出来的为人民服务的运粮河，而是统治阶级借以吮吸民脂民膏的吸血管。正是因为它主要运的是漕米，所以它被称为“运粮河”。隋文帝在开广通渠的诏书中就曾明确地指出，开凿广通渠是为了“晨昏漕运”。到隋炀帝时，解决南粮北运的问题显然是更迫切了。
因此，不能说隋炀帝开运河的主观动机都是违反历史发展方向的，不能认为他的主观动机是与运河推动历史发展的客观效果完全对立的。
第二，对隋炀帝开运河主观动机的分析，必须坚持阶级分析。说隋炀帝在开运河的活动上和主观动机上有它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一面，肯定它有历史进步作用，这并不是说，他的这种活动和动机便不带剥削阶级的阶级性了。剥削阶级的进步作用只能是相对的。这种进步作用只是由于他们的某些活动和动机，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与历史发展相适应。在隋炀帝开运河这件事情中，来源于剥削阶级反动本性的奢侈享乐、加紧剥削人民、镇压农民革命、对外扩张等等动机当然是存在的，开运河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对生产力的破坏也是令人发指的。我们必须加以揭露和批判。但是，离开了产生这种历史黑暗面的阶级根源，简单化地斥之为罪恶、暴行，这只能认为是小资产阶级廉价的义愤，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当然，隋炀帝在开运河中的罪恶，给人民带来了许多严重的灾难。除了隋炀帝个人因素以外，这主要还是剥削阶级的反动本性在离开大规模农民革命较远和国力充裕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最显明的反映。
至于说对隋炀帝开运河进步作用的肯定，我是从以下几方面来比较的。首先，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其它作为相比较。隋炀帝开运河这件事，从动机和效果方面来看，都有它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方面。而封建统治者的其它一些作为，则并无任何积极作用。例如秦始皇造骊山陵墓以及林杰所举的慈禧太后造颐和园，都是如此。混淆这两类不同的事件，说成或者它们在解放以后都能为人民所利用，因此都有历史进步作用，或者它们在解放以前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都没有进步作用，这是不妥当的。其次，作为从剥削阶级利益出发来从事各种活动的同一个隋炀帝，尽管他的动机是一贯的，而他的各种活动所起的历史作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开运河有它的进步作用，而征伐高丽就没有进步的东西在内。再次，从开运河这件事情本身来看，尽管它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巨大的灾难，但是这些负担和灾难与其说是因为开运河的缘故，不如说是因为开运河的组织者隋炀帝反动的阶级本性的缘故。如果不开运河，隋炀帝给予人民带来的负担和灾难也不会稍小一些。
最后还应该指出，评价隋炀帝开运河的历史作用，也不应该完全排斥隋炀帝个人的特点。就是说，隋炀帝不仅有为其本阶级的动机，还有其个人的动机，个人的野心。这对于运河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如何开法、在开凿过程中对人民残暴的程度等方面，也都是有影响的。不过对其阶级利益来说，这总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的。
运河在隋炀帝时及在他以后所起的作用
明确了隋炀帝在开运河这一历史事件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以后，可以了解，只有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即认为运河只是隋炀帝为了个人享乐和镇压农民革命而开出来的，再加以简单的推理，才会得出运河仅是起了提供隋炀帝玩乐、劳民伤财的破坏作用的结论。如果承认运河的开凿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产物，那么也就必然承认运河开成以后，无论在隋炀帝时还在他以后，都对历史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还应该指出，运河本身是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的产物，它本身没有阶级性，也并不存在有破坏作用的方面。
隋朝的历史非常短促，但耕地与户口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快的。据估计，南方的耕田和户口的发展，比北方要快得多。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时正处在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另一方面运河的开凿必然加速南方经济更迅速的发展。南方经济随同运河的开凿和利用迅速地发展起来，江淮一带工、矿、农、林等方面都很快成为全国财赋集中的地区。至于南北经济交流，特别是南粮北运的情况则尤其显著。杜佑在谈到隋炀帝开凿运河时说：
自是天下利于转输。“……通济渠，西
通河洛，南达江淮，炀帝巡幸，每泛舟而往
江都焉。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
漕商旅，往来不绝。”⑥唐初陈子昂也说：
“即日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
巩洛，计有百余万斛。所司便勒往幽州，纳
充军粮。”⑦
从隋代大规模之设仓及其富足的程度上也能反映运河在这方面的作用。隋文帝创设黎阳仓、河阳仓、常平仓、广通仓，就是与开凿广通渠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此渠开成只“关内赖之”。隋炀帝时尽管大兴土木，穷兵黩武，却依然能广设仓廩，而且十分丰裕，以至唐初仍有积粟。此外，运河开通以后，运河沿岸的商业都市日益繁荣。例如，杭州、京口、江都、楚州和汴州等，都成为一方繁盛的都会。当然，城市繁荣的原因很多，而且三国以后沿运河旧址已络续有不少城市在发展起来；不过，隋代运河贯通对它们有很大促进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至于运河对隋朝政治、军事上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显明的。隋炀帝得以大规模的修长城、筑驰道、通西域等等，都是与当时的经济发展，与运河开凿所提供的物质保证分不开的。当然，统治者是用它来保证加强剥削农民、镇压农民革命和对外扩张等等需求的；但是，它在加强全国的政治统一上是有积极意义的。至于运河对后世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在一千三百年中，它一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加强南北统一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人民群众的作用、个人的作用以及
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开运河这件事上如何认识人民群众的作用、个人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这是讨论隋炀帝开运河问题的中心环节，也是正确评价隋炀帝开运河历史作用的根本目的。今天我们对隋炀帝进行专题讨论，并不是因为他有怎样了不起的历史功绩，而是因为隋炀帝开运河这一历史事件相当典型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封建社会中农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一条绝对的规律。然而，它是通过种种复杂的形式来体现的。它可以通过急风暴雨式的农民革命摧毁阻碍历史前进的腐朽社会集团来实现；可以通过农民革命无比强大的威慑力量，迫使新的统治集团在不同程度上施行一些让步政策，被迫承应农民群众的意志，充当农民革命“遗言执行人”的角色，相对地减弱它对社会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阶级斗争迫使封建统治者担当起对生产、社会生活和国家事务的组织和管理的职能，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完成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和想不到的推动历史的任务。隋炀帝开运河就是属于最后这种类型。
封建统治阶级为什么有可能担当起对生产、社会生活和国家事务的组织管理职能呢？因为封建统治阶级不是人类历史上偶然出现的灾难，而是历史上的正常的必然的现象，是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正是为了完成历史所赋予它的这些任务，而不是单单为了给人类带来种种灾难和痛苦的。剥削阶级担负种种社会职能，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一点，并不是游离在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而是包含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中的。
同时，我们必须十分强调其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剥削阶级的产生，既是历史的必然，更是历史的罪恶。上述剥削阶级的历史进步作用，不仅是以劳动群众艰苦的生产活动为基础为前提的，而且它的实现也都是通过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来完成的。历史发展规律，本质上就是劳动人民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规律。由于时代的限制，历史上的劳动人民要推动历史的发展，不得不借助剥削阶级作为历史发展的杠杆，不得不为了推动历史发展而忍受剥削阶级带来的种种消极因素，使历史循着最狭窄、最崎岖、最曲折的道路艰难地前进。恩格斯说：
“自从各种社会阶级的对立发生以来，
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
历史发展的杠杆。”⑧这不仅是对剥削阶级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的科学分析，而且是对剥削阶级正是代表历史局限性的最深刻的揭露。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要求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历史问题时，都采取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相结合的原则。林杰的文章尽管主观上想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但由于在具体分析的时候离开了一定的历史范围来谈论阶级性，没有分析当时社会的水平给予各阶级的限制和由此产生的阶级局限性，所以一方面苛求古人，要隋炀帝有真正为人民的动机才承认他有历史进步作用；一方面又美化古人，以为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已经可以消灭封建社会的历史局限性。虽然作者是歌颂农民革命的威力，但不能不说这是对农民革命作用的简单化的评论。
（原载《学术月刊》一九六四年第三期，本报在文字上作了删改）
①载《文汇报》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以下
凡引林杰同志的话，均见此文。
②《隋书·炀帝纪》。
③参看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扬州师院历
史系大运河史编写组：《隋朝以前的南北运
河》，载《江海学刊》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一二一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
五○六页。
⑥《通典》卷一七七《州郡典》七。
⑦《陈伯玉文集·上军国机要事》。
⑧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
结》，第二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