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子的需要和桌子的生产——从新型白薯切片机的创制谈起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桌子的需要和桌子的生产
——从新型白薯切片机的创制谈起
田丁
在《桌子的哲学》问题的讨论中，涉及生产和需要的问题。生产和需要的关系如何？讨论中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若水同志提到，“桌子是适应生活的需要而出现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需要也发展了”。黄林同志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桌子并不是为了适应生活的需要才产生的。一种新事物只有产生以后，人们才有可能知道它对于自身的利益如何”，“在没有桌子之前怎么会有桌子的需要呢”？争论的焦点是：桌子的需要是不是在没有桌子前就产生了呢？如果说是的，这种需要是怎样产生的呢？
让我先从三月十一日的《人民日报》所载《北京制成新型白薯切片机》的报道谈起。这个报道大意说：我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北方各省都种植白薯，产量很大。这种高产作物不易贮藏，收获之后必须尽快切片晒干，否则容易霉烂。目前，有一些国内制造和从外国进口的切片机，切食用白薯的效果都不够好。为了给农村提供性能优良的白薯切片机，以节约粮食和缓和收秋时节劳动力的紧张，北京市机电工业设计公司去年接受了设计白薯切片机的任务。几位青年技术员经过研究，反复试验，创制出一种新型白薯切片机。在创制过程的最后一刻，他们考虑到所设计的切片机造价太高，要一千多元，这样“有多少生产队愿意买呢？”于是他们又想出许多办法使成本降到二十元左右。
这件事说明了什么呢？第一，白薯切片机的创制是从需要出发的，连最后简化机件来降低造价，也是为了群众的需要。第二，这种需要是由白薯生产的发展所引起的。由于白薯的种植面积大，产量高，收获之后又必须及时处理，产生了对白薯切片过程的机械化的需要，即产生了对白薯切片机的需要，尽管这时白薯切片机还不存在。
根据这一事例，我们知道，需要和生产的关系问题，本来并不很复杂。总的说来，就是生产决定需要，需要促进生产。农业生产发展了，白薯这种粮食作物发展了，就提出了对于白薯切片机的需要。需要是由生产决定的。这种需要一经产生，就积极地作用于生产，促进生产的发展。人们对于白薯切片机的需要，促使人们去生产白薯切片机，从而保证白薯的正常生产。
这里包含着两重意思：一方面，生产是需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需要是生产的前提和目的。生产作为需要的物质基础，说的是生产创造了需要，并且只有生产才能满足需要。马克思说过，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了物质，并且它也为物质提供了需要”。需要作为生产的前提和目的，说的是需要在生产中的作用。人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一般地说，人们是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人们的生产劳动是有目的的生产使用价值的活动，是占有自然物以满足人类需要的活动。所以马克思说，
“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力，这是生产的前提。……如果说，生产从外面提供了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事，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了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如果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一四一至一四二页）
我们在这里把需要当作生产的前提和目的，是就生产和需要的最一般的关系来说的，是就人类生产的本来意义来说的。至于具体地说来，有怎样的经济条件，就会有怎样的生产目的。
综合前面所说的意思，我们也可以把它简化为一个公式，就是：生产——需要——生产。这个公式所表明的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不能把它割裂开来。不承认生产决定需要，不是唯物主义者，不承认需要反作用于生产，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这个公式所表明的还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不能把它看作静止的东西。在这里，后一个生产和前一个生产是不同的。诚然，人们看到别人制造某种东西，从而引起了自己的需要，并且加以仿造，这是常有的事。但是，我们既然讨论的是新事物的创造，就得承认，后一生产决不完全相同于前一生产。因此，由前一生产所引起的需要，是先于后一生产的，是后一生产的前提和目的。后一生产的完成，是一个创造物，一个新产品。它满足了需要，并且决定着需要得以满足的方式。与此同时，它又引起一个新的需要，这个新的需要又成为另一个新的生产的前提和目的。生产和需要就这样不断地辩证发展。
桌子的需要和桌子的生产的关系，也是这样。由于人类物质生活的发展，由于人类利用木材的技术的发展，人们产生了对于木质桌子的需要。这种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人们的一个生产目的，人们为此对客观规律作了许多的探索，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实现了这一目的，造成了第一张桌子。
我认为，若水同志所说的，也就是上面这个意思。若水同志明明说，人们的需要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这就肯定了一条根本原则：生产创造了需要，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不过我们倒要提醒黄林同志，需要对生产也具有毋庸置疑的积极的反作用，甚至在某种条件下，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黄林同志之所以得出这种看法，原因有三：其一，黄林同志所理解的需要和我们所理解的不同。他所理解的需要，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主观幻想的需要。这从他所举的每家需要一辆汽车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来。其二，黄林同志把人的创造性劳动看作毫无目的的盲目活动，而不了解人的生产劳动是有目的的生产使用价值的活动，是占有自然物以满足人类需要的活动。因此，他不可能承认人们在创制某种东西之前，就有对这种东西的需要。其三，黄林同志有时又把需要看作只是对生产物的被动的承受。因此在他看来，桌子的生产或白薯切片机的生产，都决不可能以对它们的需要为前提的。
黄林同志否定需要对生产的积极作用，其主要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这样一来，就否定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就会导致实用主义。这种说法也是不能同意的。说桌子适应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并不等于说桌子的产生和发展没有客观规律性。我们怎么可以说，这是没有内在规律的呢？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呢，还是某个人忽然心血来潮，欲吞天下于己腹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需要？既然不是以需要去代替客观规律，而是为了满足需要去掌握客观规律，去运用客观规律，这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实用主义的问题。如果按照黄林同志的逻辑，人们为了吃饭而生产粮食，为了御寒而生产衣被，为了健康而生产药品，都会统统成了实用主义了。
正确地解决桌子的需要和桌子的生产的关系，具有现实的意义。从理论上来说，这个问题是桌子的观念和桌子的存在问题的一部分，它的解决关系到唯物辩证法的彻底贯彻，关系到生产和消费（包括生产的消费）这类重大问题的辩证解决。从实践上来说，肯定生产决定消费的需要，又承认需要促进生产的发展，我们才可能分析各种需要，从而排斥不合理的需要，承认合理的需要，并以此作为前提和目的，合理地安排生产。其次，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关系到群众路线的贯彻，关系到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的贯彻。北京新型白薯切片机的创制，就正是从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