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我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
南人
“多好的妈妈呀！”
这是一家普通的医院，普通的病房，室中央吊着一盏小支光的天蓝色电灯，病人都睡着了，轻微的鼾声更显出长夜的宁静。靠左壁一张病床上，安稳地睡着一个孩子。在病床旁边，站着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女同志，浓浓的眉毛皱成一团，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焦急不安的神色。她注视着孩子的脸庞，孩子的嘴巴一动，她就俯下身子，凑近孩子，看到孩子仍然安静地睡着，她才放心地呼出一口长气。旁边一只病床上的一位病人翻了一个身，睁开眼睛，睡意蒙眬地说：“呀，你还没有睡呀，孩子吃了药打了针，没关系了，你也该休息了。”那位女同志轻声回答：“不，不要紧，谢谢您。”病人叹了一口气，说了句：“多好的妈妈呀！”就睡着了。“妈妈？”那女同志轻轻的自语，接着，她微笑了。从她又黑又大的眼睛里，显出一股自豪而激动的喜悦，她喃喃地对着孩子说：“孩子呀，在党和毛主席的哺育下，你长大了能为人民做多少事情啊！妈妈，嗨，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难道只有亲生的妈妈才能对自己的孩子无微不至地体贴和细心关怀吗？不，不，时代变了，社会变了……”这位女同志陷入了沉思。
她是谁？她并不是孩子的妈妈，她是上海南市区祥生药房的营业员，名字叫方静。啊！一个药房的营业员，怎么会到医院里替别人照顾孩子呢？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就在孩子住医院那天的下午，一位老妈妈带着一个孩子，焦急地走进了祥生药房，她指了指孩子对方静说：“刚才还在弄堂里跳呀蹦的，一会儿忽然发起烧来了，给买几片退烧药吃吧！”方静一听，急忙走出柜台给孩子量了一下体温，呀，三十八度九！她火速给孩子吃了药片，望了望孩子那烧得红红的小脸蛋，担心地对老妈妈说：“阿婆，孩子温度很高，吃退烧药恐怕不解决问题，还是到医院里去看看吧！”那位老妈妈却为难地说：“同志，这事我不能作主，要问她自己的爹娘呀！”方静问：“那你是她的……？”老妈妈说：“我是他们的邻居。”方静说：“哦，那你们住在什么地方？”方静立即摸出自己的日记本，记下了病孩的住址。老妈妈搀着孩子走了。
方静站在店门口呆呆地望着她俩的背影，很久很久，她怎么也放心不下，她想：做爹娘的谁不爱自己的孩子，孩子病了，能不着急？怎么要托邻居来买药呢？……下了班，她就按地址找到了病孩的家里，一看，有三个孩子躺在床上。下午来买过药的那个孩子，面色绯红，她马上拿出体温计，一量，唷，四十度一。
“孩子的病不轻呀，大姐，快送医院吧。”方静心急如焚地建议。
“唉，同志，不瞒你说，家里四个孩子，倒有三个一起病了，孩子的爸爸又忙着完成一批生产任务，我实在分不开身呀！”做妈妈的说着几乎哭出来了。
孩子妈妈忧虑的眼神，加强了方静的决心，她自告奋勇地说：“我送她去，好吗？”说完，她就一把抱起孩子，奔了出去。
到了医院急诊室，医生诊断孩子患的是急性肺炎，要马上住院打针、注盐水，而且要大人陪夜。方静焦急地想：这该怎么办？叫她妈妈来陪夜吗？还有三个孩子需要照顾。叫她爸爸来陪夜吗？人家正忙着要完成一批生产任务。……孩子已经送进病房了，方静还呆呆地坐在那里，她想：只有我来陪夜了。可是，自己有两个孩子，特别不凑巧的是，一个孩子也正在生病，爱人不在家里，自己的母亲又是一个“药罐头”，我来陪夜，家里怎么办？……可是她再一想，人家三个孩子同时生病，多么需要帮助，怎么能光想到自己的孩子呢？再说，自己的孩子是出水痘，人家的孩子可是急病，家里又没有老人，自己的母亲虽然身体不好，总还能帮着照料照料哩！她暗暗责备自己：方静，方静，想想人家，比比自己，你为自己想得太多了。
现在，她望着孩子熟睡的安详的小脸，听着值班医生和护士在隔壁病房里紧张地忙碌。
“都是一家人”
时间在慢慢地过去，东方逐渐露出了鱼肚白。方静心里一动，赶紧摸出了自己的日记本，翻一页，嘴里默默地诵读一下，翻一页，闭上眼睛想一想，点一点头。电灯的光线越来越朦胧暗淡，天空泛出了微微白光，灰色的云雾在急遽地涌动，天气不好呀。方静跑出病房，不禁打了一个寒噤，但是，方静挺了挺胸，举手掠了一下头发，向护士交代了一下，就急急地走出了医院。
这时天色还早，她匆匆地奔了一段路后，便到了南市梦花街一四一弄二号的门口。她轻轻跨上扶梯，在转角处一个小房间的门上“笃笃”敲了两下，问道：“伯伯，你醒了吗？”听到里面的应声，方静熟悉地推开门，只见老人还躺在床上，方静熟悉地干起活来，先替老人倒便桶，扫地，生煤炉，倒水，……然后，拿了一只小矮凳，坐在老人床前，替老人家解开脚上的纱布，洗净疮口，换上新的药膏纱布。
“呀，伯伯，疮口长出新肉了……。”方静禁不住高兴得笑起来。
“哦？！”老人也惊奇地俯首审视自己的脚，看着、看着，老人忽然哭了起来。
这是两个月以前的事了。一天下午，一位老伯伯拄着拐杖走进祥生药房，眉头紧皱，举步艰难。方静一见，立刻走去扶他坐下，一边倒水一边问：“老伯伯，你有什么不舒服？”老人嘴里不停地喘气，说：“痛，脚痛。”方静赶紧服侍他吃了止痛片，关心地说：“老伯伯，你的脚怎么啦？”老人说：“唉，脚烂得很厉害。”方静说：“我给你看看好吗？”老人说：“哦，不，你不能看。”方静惊奇地问：“咦，为什么不能看呀？”老人说：“我这只脚实在臭啊！”方静说：“没关系，脚烂总有些气味的。”她说着就拿出了纱布，棉花，药水，镊子。老伯伯推辞不过，就同意了。方静刚把老伯伯臃肿的裤腿掀开，一阵臭气迎面扑来，方静竭力不动声色地替他仔细地、轻轻地把纱布解开。哟，确实可怕呐，老伯伯的脚已经烂了很大一个洞，看来已经烂得很久啦。这有多痛苦！方静给他除去了脓，包扎完毕，已快要下班了。老伯伯感动得颤抖着嘴唇，但说不出话。方静问：“老伯伯，你贵姓？”老人木讷地回答：“郭……郭……”方静说：“你走路不方便，我送你回家吧！”他说：“不！”但方静仍一把搀住了他，陪着他回家了。
到了家，方静扶他在床上坐定。转身一看，房间又小又暗，东西放得很杂乱，她立刻帮着扫地，整理杂物，做得非常自然，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郭老伯阻拦不住，只是呆愣愣地望着她。做完事情，方静和郭老伯拉起家常：“老伯伯，你家里还有哪些亲人？”老人说：“我活到七十六岁，家也没有成过，哪来的亲人。”郭老伯突然激动起来：“我为地主当了大半辈子长工，自己也一直半饥不饱……”方静问：“那你的脚？”老人说：“那还是在我二十九岁的时候，有一天，在地里干活，累得腰也直不起来，地主却嫌我做得慢了，猛的把一把钉钯凿过来，受了伤不说，那时没有钱治，我的脚就慢慢地烂开了，等到我的脚烂得厉害了，地主就把我赶了出来。没有办法生活，我只好讨饭，从安徽一直讨到上海。可是到了上海又怎么样呢？上海过去是有钱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我什么事没有做过呀，就这样拖了几十年。解放了，我才安定了，政府安排我做了旧货摊贩，我的生活也有了着落。我的脚，领导上也在帮助我医治，还按月给我送生活费，常常来问候我，这里的邻居也常帮我做事情……”郭老伯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方静默默地听着、想着：一个老年人生了病，没有小辈和亲人照顾，是有许多麻烦的，郭老伯和我们大家一起翻了身，不应该让他在翻身以后感到美中不足，应该更多地让他感受到新社会的温暖。新社会里，劳动人民之间都是亲人。她便热情地说：“老伯伯，现在是新社会了，大家都是一家人，这样吧，你行动不方便，从明天起，我每天来替你换药，你不要多走动。”方静一边说，一边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把郭老伯在旧社会所受的创伤治好。第二天一早，方静就赶到郭老伯家里，给老人整理房间，倒马桶，烧饭，洗衣服。临走时，郭老伯拉着她的手说：“可是我，我怎么来感谢你呢？”方静说：“伯伯，为什么要谢我呢？要谢的话，让我们一起来感谢共产党，感谢我们的毛主席吧！”他俩同时激动地注视着贴在郭老伯床头的一张小小的、然而保护得很好很好的毛主席画像。
郭老伯年纪大了，加上有些家务事要做，平时又不大注意溃伤处的卫生，因而伤势始终没有好转。几个月来，方静每天到郭老伯家里去，替他洗疮口换药；还包下了郭老伯的全部家务，从不间断，这样郭老伯伤口慢慢有点好转了。
今天，郭老伯的脚上长出了新肉，方静怎么能不高兴呢？她兴奋地从袋里摸出日记本，边写边对郭老伯说：“明天该换另外一种药了，伯伯，你好好休息休息，我走了。”
从来没有告诉过旁人
走出弄堂，方静抬头看看天，天空阴沉沉地，压得人有些窒息，但方静却觉得浑身分外舒畅。这时，马路上行人渐渐多起来了。“呀，该到郁兴花老妈妈那里去了，今天这种天气，对害气喘病的人来说，是最麻烦的。”方静迅速地朝学西街一号走去。
郁兴花老妈妈六十八岁了，也是孤身一人，而且体弱多病：胃痛，气喘。方静认识她还在一九六○年下半年的时候，那天她来买止痛片，方静看她面色不好，身子虚弱，关心地问清了情况，就把照料这位老妈妈作为自己的经常事情，详细地记在日记本上。她三天两头到郁老妈妈家里去帮她做家务，服侍她服药，替她捶背、按摩。为了减轻老妈妈胃病的痛苦，方静把自己的热水袋送给她焐胸口。老妈妈身体不好，没力气梳洗头发，方静就半个月或一个月替她洗次头，每天帮她梳头发团。老妈妈感动地说：“好妹妹，你真比我的亲人还亲呀！”方静说：“咳，妈妈，论年龄，我应该是你的女儿哩！”老妈妈说：“唷，我可没有这么好的福气。”方静说：“别这么讲，我就做你的女儿好吗？”老妈妈笑了。从此，郁兴花仿佛真的有了一个亲女儿。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日晚上，方静正在药房里参加小组的学习，忽然门外一阵敲门声，一位小姑娘进来说要买“消利平”，方静一看这小姑娘很面熟，她不是郁兴花的邻居吗？是不是老妈妈发气喘了？她正想问个明白，小姑娘已飞也似的走了，方静的心再也定不下来。学习结束，已经十点多了，方静就朝学西街奔去。走进郁兴花家里，只见她躺在床上，满头满脸的大汗，眼睛不住的向上翻，喉咙里“咕噜噜”地作响，手脚不住地抽搐。邻居有位老婆婆正在旁边急得团团转。方静一急，脱口就喊：“呀，为啥不送医院呢，太危险了。”那位老婆婆顿了顿脚说：“这……我儿子媳妇都在上夜班，家里剩下老的老，小的小，叫我怎……唉！”方静立刻说：“我马上送她到医院去。”方静把郁兴花背在肩上，向街上走去。天气太热了，路上又叫不到车子，方静定一定神，决定把她背到蓬莱医院去。半路上，方静实在精疲力尽了，浑身上下早已被汗水湿透，眼前金星乱飞，一颗心好像要从喉咙口窜出来了。看出去，马路两旁的房子东晃西摇，方静脚一软，不能控制自己了，但她心里很清楚，她向前一伏，趴倒在地上，两只手还紧紧地反扶住郁兴花，让她斜躺在自己身上。这时已近十一点，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怎么办呢？方静一屏气，一鼓劲又挺立起来，继续一步一步地朝前走去。走啊走啊，背上的负担越来越重了，她拼命地咬紧自己的嘴唇，朝前走。终于，在十一点二十五分，她把病人送进蓬莱医院急诊室，护士和医生刚一接住病人，方静已昏头搭脑的跌倒在墙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经过打强心针、输接氧气，郁兴花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医生查了查病历卡，对方静摇摇头说：“恐怕危险了！”医院里商量了一下，就打电话到值完早班的主任医师家里。不一会，主任医师赶来了，经过反复抢救，病情稍有好转。这时，那位主任医师老注视着方静，忽然，他微笑着亲切地对方静说：“嗯，我认识你，你好几次送病人来医院急诊了。”主任医生热情地握住方静的手，医院里的人也都激动地围拢来，一时静寂无语。半晌，主任医生说：“这位老太太病情很严重，今晚不能离人，要随时注意。”
清晨五点五十五分，邻居那位老婆婆赶来了，还特地带来了一碗面，对方静说：“孩子，你辛苦了，快吃吧！”方静说：“不，婆婆，你自己吃，我要去找医生呢！”征得医生同意后，方静就赶回去上班。晚上，她又去医院服侍病人，一直到郁兴花出院。
方静在外面做的这些好事，从来没有主动告诉过旁人，包括药房的领导干部，长期都不知道，她只是默默地，经年累月地做着她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要不是后来郁兴花老妈妈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送来了表扬信，要不是郭老伯后来托人写了两张大字报，亲自送到药房里，要不是那位孩子的妈妈把情况告诉了孩子的爸爸——上海第一羊毛衫厂的工人林梅凤，他们买了十五个鸡蛋送给方静，方静坚决不收，送来推去，最后推到了祥生药房经理的手上，药房的领导还不会知道这一切。
在方静的日记簿里，记满了数不清的地址、人名。这种簿子她已经有了四本。去年十一月，朝鲜商业考察团到上海进行考察访问的时候，商业考察团团长金成根受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曰龙的委托，把“千里马骑手”光荣称号授予上海一批先进生产者，方静就是荣获这一
称号的一个。可是当别人每次访问她的时候，她
还是那样一句话：“我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
（原载上海《文汇报》）（附图片）
吴为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