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文字应该并举吗？——与吕叔湘同志商榷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语言和文字应该并举吗？
——与吕叔湘同志商榷
刘征
吕叔湘同志在《关于语文教学问题》（今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一文里，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提出了一些意见。有些意见，如指出在课堂上教师不要旁征博引、不厌其详地讲解，要让学生多活动，的确十分中肯。但是，有些意见值得商榷。这里，只就语言（口语）和文字（书面语）并举的问题谈一点粗浅的意见，谈得不对的地方，请吕叔湘同志和读者们指正。
吕叔湘同志提出一个论点：“语文教学应该语言和文字并举，以语言为基础，以文字为主导，就是说，文字的教学应该从语言出发，又反过来影响语言，提高语言。”语言和文字究竟应不应该并举，这是语文教学的一个大问题，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对改进语文教学是有益的。一
为了很好地研究这个问题，先让我们重温一下毛主席的这一段话：“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①毛主席的话是对革命干部说的，但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也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由此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语文教学是中小学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教育是上层建筑，必须积极地为经济基础服务。这就是说，考虑语文教学应该教什么，着重教什么，要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
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我们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读和写是帮助他们提高革命觉悟、打开文化大门的一把钥匙。没有这把钥匙，要想真正学好革命理论、掌握科学知识和做好革命工作是不可能的。不难看出，培养青年一代具有读写能力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三、光会说话不会读写，不能使一个人突破直接见闻的狭小范围，在政治上、文化上打开眼界。这样的人通称文盲，因之，培养说话能力不应该跟培养读写能力等量齐观。加以目前能读会写的人还不够多，就更见出培养读写能力的特别重要。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是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出发点，我们就来看看实际吧。二
吕叔湘同志说：“在实际生活中，用语言的时间比用文字的时间多得多。职业上或者职务上经常要跟文字打交道的人不算，一般人一年里边除了写上几封信，开上几张便条，有时候记个笔记之外，拿笔的时候就不多了。可是三百六十五天没一天能不说话，有时候还得说很多话，不光是说一些零零碎碎的话，还得说整段整篇的话。……口头表达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这好像不用多说大家也会承认的。”“口头表达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这是吕叔湘同志主张“并举”的一个依据。
吕叔湘同志所说的“职业上或者职务上经常要跟文字打交道的人”以外的“一般人”，是些什么人呢？不外是工人、农民以及大多数基层干部。他们果真如吕叔湘同志所说，“一年里边除了写上几封信，开上几张便条，有时候记个笔记之外，拿笔的时候就不多了”吗？他们是否还需要读点什么东西呢？实际情况跟吕叔湘同志的说法是不大相同的。
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经过长期努力，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有力地推进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这就要求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具有更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科学技术水平。试就农业建设一个方面来说。我们的农村早已不是旧时代的农村，而是打垮了封建制度、建立起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要求广大农民以及农村的基层干部有更高的政治觉悟以及管理集体经济的能力。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机械化，以及各项农业科学实验的逐步发展，要求广大农民以及农村基层干部有越来越深广的科学知识。而要想达到上述两方面的要求，必须以能读会写为前提。例如，在江苏省的一个县里，有关单位向社员、干部、教师、学生以及电灌站、化肥厂、加工厂等单位的职工征求意见，他们都认为随着农业四化和技术改革的发展，需要有相应的技术人员和劳动者，并且一致认为要让中小学学生学好语文。大家对有些毕业生“四不会”（不会记账，不会写应用文，不会写毛笔字，不会打珠算）很不满意，要求加强这四方面的教育。值得注意的是，这四方面中倒有三方面是与读写能力有关的。至于提高说话能力的问题，极少有人谈起。
一个农民和农村的基层干部到底需要读些什么、写些什么呢？据我们了解，大致有如下一些：需要读毛主席的著作，读党的决议、指示，读条例、通知、规定、布告，读报纸以及各种农业科学技术读物；需要记账，写毛笔字，写条据、书信、合同、黑板报、大字报等各种农村应用文，还需要写请示报告、生产总结、情况汇报，等等。关于农村需要哪些应用文，曾征询过一位公社干部的意见，他拣重要的就开列了近二十种。至于各种技术人员在读写方面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这里就不多说了。
由此可见，在我们的国家里，读和写的确是越来越重要了。为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具备读写能力的不仅有专事文字工作的人，而且有广大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工农群众一年只写几封信开几张条子的旧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了。语文教育要适应这种实际需要，积极地为它服务，就应该把培养读写能力放在首要地位。三
吕叔湘同志批评目前的语文教学“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不良于行’”，指出人们在说话方面存在着磕磕巴巴、支离破碎等许多毛病。但是，吕叔湘同志没有把群众的说话能力跟他们的读写能力作一番比较。而作这种比较是十分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什么是群众的迫切需要。
不错，有些人说话是存在着如吕叔湘同志指出的那些毛病的。但是，人们接受说话的训练不限于在学校里，也不限于在语文课的课堂上，而是有一个领域广阔、时间长久、教师众多的社会学校。因此，所有人都具备有一定的说话能力。人们借此得以普遍地互相交际。开会发言，作报告，教学生，带徒弟，接洽事务，办交涉，讨论问题，摆事实，讲道理，样样都在进行。不仅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也同样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间进行。工农群众的说话能力比起知识分子来还往往要高明得多。
读和写的情况就不同了。读写的训练，开始的时候要借助于教师和教材，一般是在学校里特别是在语文课里进行的。解放以来，我们的语文教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广大工农群众中能读会写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群众写读能力的提高，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一个农民如果不识字，看布告，看工分账，写书信，写对联，样样都要求人。且听听群众的意见吧。我们曾访问了几十位农民学生家长，大家都认为让孩子上学的目的是读书识字，如一位学生家长（贫农）说：“现在男女都要识字。就是种田，也要有文化才行。识字的人到了生产队里，不论什么都能看懂。不识字呀，只好呆呆地坐在旁边。接到一张条子，都得请人：‘?，代我看看！’”留乡毕业生中许多人经常写应用文。他们反映，往往因为不会写毛笔字，不会写“庄稼字”，不懂某些应用文的写法，难以满足工作的需要。这是群众的呼声，在这呼声中是找不到“并举论”的痕迹的。
如果把说话能力和读写能力比作两条腿，那么，广大工农群众正是说话之腿长，读写之腿短的。他们深切地感到这样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不良于行”，向我们提出要求。我们应该怎样考虑呢？工作，尤其是文化教育工作，必须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办事。群众最缺乏的，就是我们要首先供应的；群众最感困难的，就是我们要着重解决的。这样考虑问题，“并举”就显得很不合适了。四
吕叔湘同志也许要说，“并举”并不会削弱培养读写能力。因为，说话训练对于读写训练“不但没有妨害，而且大有帮助”，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那种认为会“顾此失彼”的想法“是错误的”。
情况是不是这样呢？现在再来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说话训练和读写训练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这种说法，一般地说是正确的。但由此得出两者应该并举的结论却未必妥当。说话和读写毕竟是两回事。字硬是要一个一个地去识。话说得再好，不努力识字还是不识字，不努力学写文章还是不会写文章。古今中外都有话说得好而文章写不好、或者文章写得好而话说不好的人，正是这个缘故。由此可见，说话训练和读写训练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说，在语文教学中，两者的关系摆得恰当，能够起到这方面的作用；摆得不恰当，则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
“并举”是不是一种恰当的摆法呢？
从小学低年级谈起。儿童入学的时候，说话能力已经相当具备，字却识得很少或者一个不识。不识字，在学习的道路上寸步难行，这就大大妨害他们学习各种知识。这种情况说明，识字，是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的关键，必须集中力量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搞“并举”呢？能不能如吕叔湘同志所说，另编一套拼音课本，使“汉语的学习和汉字的学习暂时分两条线进行”呢？按照吕叔湘同志的意见来做，就要分出大量的教学时间来教拼音课本。教拼音课本，实际上是另搞一套拼音文字的读写训练。搞这种训练问题很多，这里只谈一点，即这种训练进行得再好，也不能代替学生识字，字还是要一个个地教。这样做不是集中力量，而是分散力量，对解决识字问题如果有些促进作用，那末其促进作用也远不如其消极影响来得大。
到了小学高年级和中学能不能“并举”呢？也不行。
前面已经谈过，摆在小学高年级以及中学语文教学面前的重大任务是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要学读，就得多动口去读；要学写，就得多动手去写。曾有人问苏辙“学文如何”，苏辙回答说：“前辈但看多做多而已”②。鲁迅先生也曾说：“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③这话跟古人的说法真是若合一契。可见“看多做多”是古今学文的共同经验。我们的语文教学的实践也证明这一点。过去在语文教学中对读写训练有所放松，学生的读写能力老是难以提高。自从提出加强基本训练以来，情况有了变化。以河北省某中学初中二年级的一个试验班为例。学生才入学的时候语文水平很低，作文大部分好像书面答题，往往不分段，不标点，语句不通，错别字较多。到了二年级上学期有了较大的进步，作文大部分能围绕题目来选择材料，并能适当分段，使用标点基本正确，错别字也减少了。拿初一第一次作文与初二第三次作文比较，错别字率已由百分之一点七降到百分之○点八。这样看来，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的语文教学要切实解决提高学生读写能力的问题，就必须集中力量抓读写训练，“并举”也是靠不住的。
当然，在中小学语文教学里适当注意说话训练是必要的。就是单从提高说话能力来考虑，也要把读写训练放在首位。因为学生说话能力的提高，要有个凭借，要有个样板。最好的凭借和样板是用现代语写的好文章。好文章在语言的运用上具有准确、鲜明、生动的特色，让学生读这样的文章，并且借助于一定的训练，就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说话能力。认字、写字、读书和作文为主，说话训练为辅，只有这样，才能收到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效果。
怎样“以语言为基础，以文字为主导”？怎样“从语言出发，又反过来影响语言，提高语言”？吕叔湘同志没有提出具体意见，使人想不清楚。按照通常的理解，现在语文教学里经常进行的朗读、复述、答问等等是属于说话训练的。可是吕叔湘同志却说，现在的语文教学在说话训练方面“采取什么措施没有呢？没有”。什么才算是说话训练的措施？也使人想不清楚。这些问题只好存疑。
①《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第二○○页。
②苏籀：《栾城先生遗言》。
③《鲁迅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