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扶植新事物的幼芽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社论

热情扶植新事物的幼芽
棉花出苗以后，总有缺苗现象，一般缺苗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结果，种的是一百亩棉花，等于只种八九十亩。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多年来，各地对于解决棉花缺苗的问题，想出了不少办法，但在大面积的棉田里采用起来，困难都很多。山西省劳动模范吴吉昌同志经过了多年的研究、实验和大田推广，创造了棉花芽苗移栽法，比较简便易行，效果很好。今年四五月间，北方许多棉花产区都积极地推广这个芽苗移栽法，有效地推行，解决了大田里的棉花适时补足全苗的大问题。这个方法的产生是棉花栽培技术上的一个新成就，在农业生产上和农业科学研究上都有很重大的意义。
棉花芽苗移栽是一个新创造，晋南地委、闻喜县委和东镇公社党委积极支持这个新事物，山西农业科学院运城棉花研究所的同志们热情帮助进一步试验、研究。他们是从生产实际和群众要求出发对待这个新事物的。另一方面，也有少数专家同志却采取了另一种态度，他们认为这个方法没有科学根据，既不参加研究，也不主张推行。他们是从书本知识出发对待这个新事物的。他们也是好心好意，怕把事情办坏了；但是，他们对新事物的认识和思想方法是不正确的。后来，在越来越多的事实面前，他们终于承认了棉花芽苗移栽法的科学性和重要性，他们对这一新事物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毛泽东同志说过：“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棉花芽苗移栽这个新生事物的成长，正是这样的。在党的领导下和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它经历了不少曲折的斗争，才在广大群众的生产实践中扎了根，健壮地成长起来。
通过棉花芽苗移栽的曲折过程，大家对于如何对待新生事物、如何对待科学根据，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什么叫科学根据？科学根据从哪里来？科学，就是人们对于事物的客观规律的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曾经指出：“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自然科学的一切知识，归根结底，是从生产斗争的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来的。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总是以广大群众世世代代生产活动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感性材料为源泉的。科学实验，归根结底也是从生产实践中产生出来，是以人们的丰富的生产经验为基础的。对于外国的古代的科学知识，应当借鉴和批判地继承。必须认识，前人的科学知识在条件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下，究竟是不是全部适用，还需要在当前的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加以检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的，新的科学根据也必然要在这些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实践中不断产生出来。如果说凡是在书本上找不到科学根据的事情就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那末，科学怎么能前进哪怕是一小步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的生产技术一再在实践中成功了，其中必有自己的科学根据。群众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一些新创造，一时找不到已有的科学知识来解释的情况是有的，甚至较长时期内找不到必要的科学知识来解释的情况也是有的。科学工作者应该怎样对待群众生产实践中已经行之有效的这些新创造呢？运城棉花研究所的同志们做得很对。他们不是开口向群众要科学根据，而是一面同群众一起试验、调查、研究，一面热情支持有步骤地推行，从实践中寻找科学根据。他们把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人员的科学实验结合起来，把研究所外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和研究所里面人工控制条件下小规模的科学实验工作结合起来。这既解决了生产实践对科学研究工作提出的重要课题，推进了生产，又多快好省地得出了科学研究的成果，培养了科学研究的人材，开拓了科学研究的新领域。
世界上有许多发明创造，常常都是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劳动人民的功劳；有许多自认为知识很多的人，并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做了主人，创造性和积极性大大提高了，而且渐渐掌握了文化知识；知识分子也渐渐同劳动人民和生产实践结合了起来。这就为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应当善于运用这些有利条件。
棉花芽苗移栽的方法，为什么是由农业劳动模范吴吉昌创造出来的呢？这中间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棉花用芽苗移栽能够栽活，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只不过以前人们还没有这样做罢了。既是客观存在，当然可以由吴吉昌发现，也可以由别人发现。由吴吉昌发现了，这有一定的偶然性。可是，一切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我国大部地区人民种瓜的历史要比种棉花的历史长得多。人们在种瓜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吴吉昌接受的祖传的种瓜经验特别多，他从瓜和棉花之间找出了它们的共同的脾性，从移瓜芽得到移棉芽的启示。为什么在解放前他创造不出棉花芽苗移栽法？因为当时的社会条件对于他和广大的农民只能是剥削、压迫和摧残。他们为求一时的温饱尚不可得，哪有心思去搞什么发明创造。现在，吴吉昌是社会主义的公社社员，他从事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积极性大为高涨，生产棉花不是像过去种瓜一样为了一家人活命，而是为了国家和集体的社会主义建设，他在多年种瓜的经验之外又有了多年种棉花的经验，又有党的领导和支持，这才有可能创造这个新方法。这样看，棉花芽苗移栽的方法由吴吉昌这样一个农业劳动模范创造出来，又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在人民公社的条件下，在农民群众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新的创造。科学研究人员应当对这种必然性有足够的认识，而决不可认为农民群众中的新创造只是某种“偶合”，不予重视。
当然，经验并不等于科学。农民群众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摸索的新经验，并不是每一件都符合科学，有些或者不完全符合科学。对于有些新经验，有些农民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还有待于继续实验和研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进一步提高为科学。农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同群众一起进行试验和调查研究，取得比较广泛比较完备的第一性资料，总结群众中的生产经验和科学实验成果，把群众中哪怕是零碎的、片断的经验集中起来，或者再经过科学部门的室内的以及所内场地上的比较精密的实验，化为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知识，再到群众中去传播、试验、调查，把更进一步的生产经验和实验成果集中起来。如此多次反复，就逐渐发展成为科学的新成果。科学工作者不可只是居于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指导生产的地位，也不能只是居于群众的生产经验和实验成果的鉴定者的地位，虽然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虚心地认真地学习和总结群众的经验，并且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到群众的生产实践中去检验。先要从生产到科学，然后才是从科学到生产。
科学实验和研究，应当脚踏实地，从一件件“小事情”上做起。棉花芽苗移栽，看来是件技术上比较简单的事情；曾经有人因此认为它没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认为在它里面没有多少高深的学问，认为从里面出不了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因此没有热情地研究它。对于一项科学研究工作的价值和水平，应该怎样看待呢？离开生产实践的标准，就不可能判断一项科学研究工作的价值。每年棉花缺苗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甚至更多，用比较简便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大有助于提高和稳定棉花的产量，怎么能说这个问题没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呢？多少年来，多少人都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有人把它解决了，能够说这个水平是很低吗？当然，对于某些比较复杂的，从长远的目标来看对生产有作用的科学研究工作，也不可以忽视。问题在于如何分清轻重缓急、作出全面安排。一定要把为当前农业生产服务的项目放在首要地位。事实证明，在为当前生产服务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必然能发现对长远的研究项目有重要意义的材料。在棉花芽苗移栽的科学研究工作中，不是已经为育种的科学研究工作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吗？
列宁说：“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护’这些柔弱的幼芽。”
（《伟大的创举》）晋南地委、闻喜县委和运城棉花研究所的同志们扶植新生事物的热心而又细心的态度是值得发扬的。无论是新生事物顺利发展的时候，或者是在新生事物碰到困难的时候，都要用高度的热情和高度的细心，扶植新生事物的幼芽，帮助它们成长壮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