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田里的一场革命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棉田里的一场革命
——记吴吉昌棉花芽苗移栽法的创造和推广
本报记者　燕凌
“哭不活的娃娃，栽不活的棉花。”这句话在农民群众中间，不知流传了多少年。
“七成不再补，八成算全苗。”在许多人看来，棉田缺苗两三成，是平平常常的事情，也是难以补救的事情。
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使棉花很难捉全苗。人们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争取一次播种、一次全苗。可是，就是在天气很适宜、播种工作又很细致的情况下，至今也还不可能在大面积土地上做到绝对不缺苗。
缺了苗怎么办？补种棉花吧，季节迟了。补种豆子、芝麻吧，就要少收棉花。过去也有过一些移苗补缺的办法，可是都很费工，或者成活率不高。能不能用一种很简便而又很稳当的方法解决棉田大量缺苗的问题呢？这是许多年来许多人都在思量的一个大问题。
一九六○年五月，在山西闻喜东镇公社涑阳大队的棉田里，劳动模范吴吉昌第一次用简便易行的办法把棉花苗栽活了。只要在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方法，在缺苗的地方剜个二寸来深的小窝，倒进去一二两水，从苗稠的地方把只有两个子叶的芽苗轻轻连根拔起，放在小窝里，然后把旁边的土往小窝里轻轻一拥，就行。（具体办法见本报四月二十五日第四版和五月九日第五版的介绍）
这样栽，能活吗？不但能活，而且能同一般的棉苗一样整整齐齐地成长起来，甚至长势还要更好些，株形更紧凑些。长大了能结桃吗？不但能结，而且不比一般的棉花结桃少，在水浇地里有的甚至比直接播种的结桃更多些，吐絮更早些。
这样栽，费工多少？一个劳动力一天能栽八百来苗。也就是说，如果一亩应有四千苗，缺苗百分之二十，一个人一天可以把一亩地补成全苗。
这是在我国人民公社条件下发生的棉花栽培方面的一场革命。这解决了棉花栽培史上从来未能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从此，我们有比较稳妥比较简便的方法在大面积棉田上捉全苗了。看起来，这个方法很简单，很不显眼；可是，它的意义的重大，正在于能解决大问题而又简便易行。
这个现在看来相当简单易行的方法，它的产生和推行却是并不简单也不容易的。棉花芽苗移栽这个新生事物的芽苗，也像别的许多新生事物的芽苗一样，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风雨，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斗争。在党的阳光照耀下，在群众的雨露滋润中，它终于成长起来了。
从西瓜苗想到棉花苗
一九六○年，一春无雨，棉花缺苗特别多。五月初，中共晋南地委书记处书记李广耀同志到了闻喜涑阳，看到吴吉昌对增产棉花的科学实验很热心，就给他提出了一个新任务：
“我们晋南地区种棉花三百来万亩，常常缺苗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不少地方缺苗百分之三十。这样，等于是几十万亩棉花从缺苗断垅的地方悄悄地溜走了。这是个大问题！看出来缺苗，就立夏了。即使能补种，长出来也是七高八低的‘子孙苗’。用移苗器补苗，太费事，天这样旱，也很难移活。你试验的冷床育苗，能提早播期，能保证全苗，是个增产的好法子；可是，用这个法子也比较费工，技术也不好掌握，只有土地特别少、劳力比较多的地方可以办。你能不能创造个更简便的旱地水地都能用的保全苗的方法？”
李广耀同志走后，老吴一直思谋着党交给的新任务。从哪里找这个简便的好法子呢？棉花冷床育苗的方法，是从过去种瓜的老办法上想出来的。更简便的保全苗方法，能不能也从种瓜的老经验上找出来呢？他一整夜没有睡好觉，从瓜根想到瓜梢，从主蔓想到偏藤，从芽想到叶，从花想到瓜，一会儿比比划划，一会儿喃喃自语。他在从西瓜和棉花的对比中找它们的共同的脾性，他在从过去和现在的对比中想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事情……
吴吉昌过去种过十几年瓜，是当地有名的种瓜能手。他的种瓜技术是祖传的。他爷爷在光绪年间大灾之后，带着七岁的儿子吴化明（就是吴吉昌的父亲），带着瓜铲和祖传的瓜籽，从山东临朐逃荒到山西闻喜。他们年年在闻喜或过河到陕西给地主种瓜，受尽了百般剥削，千般苦难。日本侵略军占领期间，生活更凄惨了。他们种的瓜，年年要被日本兵抢去大半。吴化明在六十多岁的时候，被日本军官用马刀刺伤，受惊而死……
从解放前种瓜的苦难和辛酸，想到近些年办社的斗争和幸福，五十岁的共产党员吴吉昌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坚决完成党交给的新任务！
白天在地里一边劳动一边想，黑夜在家里坐着想、躺着想，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宁。一夜又一夜，一袋烟又一袋烟，满屋子烟雾腾腾。五天之后的一个夜晚，终于从过去天旱时候种瓜的情景，联想到了移栽棉花的芽苗。他想：瓜和棉花都是“火田庄稼”，都喜欢温度高一些。瓜在旱天直接在地里播种不好出苗，可以在沙盆里育出小苗来栽。棉花，能不能也用芽苗移栽？——“有门道了！”半夜里，他喜欢得不由得自己笑出声来。
老吴不光靠自己一个人想。自己有了主意，总要再找群众商量。一大早，他就找过去一起种过瓜现在又一起种棉花的老伙计们商量这件事情。大家议论了一番，都同意试一试，还共同出主意决定了怎样作这个试验。
大家在地里干活干到午前天暖的时候，开始试验了：用瓜铲先在地里剜了四个小窝，每个窝窝倒进一些水；又用瓜铲挖松了一些棉苗旁边的土，把小苗不带土拔起来。他们选了八苗，每窝放两苗，按照这些小苗原来生长的深度埋了土。八株棉苗，有两苗是只有两个黄瓣瓣（子叶）的，有两苗是只有两个绿瓣瓣（子叶）的，有两苗是有了一个真叶的，有两苗是有了两个真叶的。——要看看什么样的芽苗比较合适。
到天晚散工的时候，他们看到：只有出了两个真叶的苗苗有些发软，另外三窝六株都活得好好的。
他们细心地保护着这些小苗苗。过了几天，黄瓣瓣的变绿了，绿瓣瓣的生出真叶了，一个真叶的叶色更绿了，两个真叶的也缓过苗来了，一苗也没有死。
有人说：“给公社报告报告这个好消息吧！”老吴说：“不忙！再多试验试验再说。”
他们在地边又试验移栽了几十苗，过了几天再看，也大都活得很好；只有已经长了三个真叶的和浇水太多的，不好活。
这些都是在中午前后移栽的，别的时间移栽行不行？他们又作了一些试验。结果是：晴天早上栽的，还行，十苗里头活了七苗；下午三、四点钟以后栽的，只活了一半；阴天下小雨的时候栽的，十苗里只活两苗，还长得不旺。
多次试验之后，吴吉昌把棉花芽苗移栽的经验总结成了四句话：窝要小，水要少，苗要小，天要好。他们把这要领教给社员，开始在部分大田里缺苗的地方补起苗来。
闻喜县农场场长许青山在涑阳作了棉花芽苗移栽的试验记录，向县委作了报告。县委的同志们讨论以后，断定这个创造很有价值，当即召集全县各重点大队的干部四十多人到涑阳去开争取棉花全苗的现场会议。到会的人每人都在大田里移苗补栽了一行。下午开了几个钟头的会，讨论了苗期田间管理问题；散会的时候大家到地里一看，自己动手移栽的绝大部分都活了。看一个个那股子高兴劲吧——这一下，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大家回到自己队里，都用这办法在大田里补起苗来。
“及时雨”引起了争论
吴吉昌给李广耀同志写信，报告了棉花芽苗移栽试验的初步成果。李广耀同志又到涑阳去看了看，鼓励了一番。晋南专署农建局局长张鹏九也去对这件事作了考察，建议《晋南报》立即报道。《晋南报》上很快就登出来了，题目是《及时雨》——对于迫切需要解决棉田缺苗问题的广大棉区社员群众来说，这真是“好雨知时节”啊！
在农业科学研究人员中间，对待棉花芽苗移栽这个新事物，却有两种大不相同的态度：有些人经过调查、试验，看到确实有效，就热情地大力支持；同时，进一步帮助试验、研究。有少数人不深入了解生产的实际情况，也不深切了解群众的迫切需要，不热心对这场“及时雨”作一番实地考察，只是觉得它不符合自己过去的研究成果，就把它看成一种“奇谈怪行”，硬是不承认它，对于在报纸上报道这件事大不以为然。
六月十八日，山西全省棉花保蕾保桃会议正在运城举行。《及时雨》在报上发表以后，吴吉昌接到一个通知，要他立即到运城去。他以为是叫他去听保蕾保桃的经验介绍，坐在火车上满心高兴。到了运城，才知道叫他去是因为有人要验证棉花芽苗移栽是真的还是假的。
一连串的疑问和解答之后，决定到地里去试一试。
六月中旬，一部分棉花已经现蕾，哪里去找芽苗呢？老吴焦急地找来找去，在大田外一棵树下找到一些小苗。那是偶然抛撒在那里的一些种子在雨后发了芽、扎了根。因为树下的土又干又硬，所以这些苗苗才没长大，看来很小，其实已经是些
“小老汉”了。老吴把这些小苗剜起来一看，又发了愁：不把硬土块砸掉，栽活了人家也不承认是不带土的芽苗；把土块砸掉吧，根就会砸断。这可怎么办？他想了一下，要来一盆水把干土泡掉，才把这个难题解决了。
就在路边挖了十个小窝，栽了二十苗。……
这是一场考验，也是一场斗争。老吴的心里很不平静。
第三天早上，参加会议的人正在饭厅吃饭，一向支持吴吉昌的科学实验的运城棉花研究所所长杜耀生同志走了进来，用欢呼的声调对大家讲：“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吴吉昌同志在这里移栽的二十棵棉花小苗，活了十八苗……”
老吴这才放心了，这才吃了三天来的头一顿饱饭。
运城棉花研究所的同志为了要老吴给大家示范，抬了一个大木箱来，装上土，又找了些小苗来，请老吴在院子里表演。
一些人还是不大相信棉花芽苗移栽时“天要好”，故意把栽好了小苗的木箱抬来抬去，早上放在院子西边，下午放在院子东边，让太阳一天到晚晒它。老吴心里暗自发笑：晒吧，不怕！
后来，一些人又把木箱抬到房子高处去晒。有人爬上去看，不小心把木箱弄翻，跌了下来。老吴急忙去把跌翻了的土和苗收拾好，重新栽上。尽管小苗受了这些折磨，几天以后散会的时候，木箱里的小苗还是活得好好的。
活了，有些人还是不承认它。——“能活，未必能长大！”
“能长大，也未必能结桃！”
秋天，在闻喜涑阳和别的一些生产队里，用芽苗移栽的办法补栽的棉花，绝大多数同直接播种的棉花长得一个样，结桃也不少。老吴他们最初试种的那四窝八株，用黄瓣瓣苗移栽的，平均每株结桃四十七个；用绿瓣瓣苗移栽的，平均每株结桃四十五个；用一个真叶的苗移栽的，平均每株结桃三十六个；用两个真叶的苗移栽的，平均每株结桃三十一个。
尽管如此，有的人仍然不承认它。——“这很可能是偶然碰上的！”
哪怕雹子打，还要发新芽
运城棉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不顾别的棉花专家的反对，继续坚决支持劳动模范吴吉昌的试验和创造。他们坚决地把科学研究与群众的生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把所内的科学研究与群众性的科学实验紧密结合起来。所长杜耀生常常到涑阳去，同吴吉昌一起研究棉花栽培的科学技术。一九六○年，他们就派了研究员住在涑阳向吴吉昌学习；一九六一年，又派了一些研究员长期住在涑阳，特别着重研究芽苗移栽，要从实践中寻找科学根据。一九六一年春天，运城农业专科学校也有五十来个学生和教员到涑阳来了，他们住在这里，一面进行劳动锻炼，一面学习植棉技术，也着重帮助试验和研究芽苗移栽。几十个人同涑阳人一起，愉快地参加有重大意义的创造性劳动。
五月初，涑阳大队的全部棉田都用芽苗移栽的方法补足了苗。小苗都在精神抖擞地生长着。
风云突变。五月二十二日午后，暴风雨夹带着冰雹子，从天上往下倒。涑阳等地的棉花苗，都被打成了光秃秃的小柴棒。
这该怎么办？犁了种玉米？不能！棉花芽苗移栽和别的几项有关棉花的科学实验，没有了棉花，还怎么进行？一耽搁就是一年啊！……老吴翻来复去地想，同老伙计们商量，向年纪更老的人请教，到附近地区调查研究，信心越来越坚定了：一定要把棉花救活！也一定能把棉花救活！
商议的结果：留二十二亩水地棉花、十亩旱地棉花作试验。
社员群众动员起来了。棉花研究所和农专住在涑阳的几十个学生和教员也都参加了这次救活棉苗的斗争。快中耕、深中耕，散凉气、晒太阳，施暖根肥、催苗肥……
过了十天光景，光秆秆上又长出了新芽。半个月以后，棉田里的绿色又成垅成行了。一次又一次中耕，细心地定苗、整枝，再过半个多月，这些棉花的长势，竟然超过了别的地方没有被雹子打过的棉花。多么顽强的小苗！哪怕被雹子打成了光秆，只要还有一个生长点，它就又茁壮地成长起来。
最后，这二十二亩水地，平均亩产皮棉一百九十三斤四两；十亩旱地，平均亩产皮棉九十一斤。其中用芽苗移栽的办法补栽的，在遭受冰雹的袭击以后，也仍然同直播的棉花长得一样好，落铃率比一般的棉花还少一些。棉花研究所的同志们做了许多艰苦深入的试验和调查工作，对几种移苗补苗的方法的效果做了许多细致的比较，在这一年中积累了大量有助于科学研究的第一性资料，对芽苗移栽的科学性进一步作了研究。
这一场斗争又创造了震动人心的新经验：棉苗被雹子打成了光秆也还是可以救活、而且能够丰收的；芽苗移栽的棉花，同样不怕雹灾的折磨。涑阳人打出了一条抗灾植棉的道路，为社会主义作出了更有价值的贡献。运城棉花研究所的同志们，在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结合的道路上也跨进了一步。
科学根据从哪里来？
一九六二年七月初，山西省省长卫恒到了涑阳。虽然节令已经很晚，他用芽苗移栽法栽了一株棉花，也活了。
卫恒同志说：“这个办法好，解决大问题，是无价之宝！”
老吴说：“办法虽好，只能在涑阳办，出不了远门。”
卫恒同志问：“为什么？”
老吴说：“说也没用。咱没有科学根据，人家的科学本本上没这一条，就不行。”
即使已经有了两年和不少单位、不小面积的试验成果，而且有了运城棉花研究所的同志们提供的精确可靠的调查材料，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有少数棉花专家仍然认为是“偶合”，不足为凭，不同意在报纸上和大会上介绍棉花芽苗移栽的方法。
老吴说：“就算我一个人是冒碰上了，难道全涑阳大队的社
员都是冒碰上了？就算在涑阳都是冒碰上了，难道在别的地方也都是冒碰上了？就算一九六○年是冒碰上了，难道一九六一年又是冒碰上了？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搞棉花芽苗移栽，既不是耍把戏卖票，又不是为自己赚钱，也不是为个人出名；是党培养我，支持我，给了我这个任务，才试验出来了这个办法。在旧社会种瓜的时候我才保守技术秘密；现在我愿意早些说说，早些介绍出去，是为了给国家多增产棉花，是想叫各省各县都得些好处。有些人不相信，不同意介绍，也是好心好意，怕把事情办坏，只是没有亲自试验，太不了解实际。……”
卫恒同志了解了前前后后的情况，当即打了个长途电话，建议山西日报派记者到涑阳，报道吴吉昌是怎样进行科学实验的，包括芽苗移栽的试验在内。
七月二十五日，山西日报发表了关于吴吉昌的报道：《敢于向困难斗争的人》；同时，发表了社论：《向吴吉昌学习些什么？》
中共山西省委坚决地支持和表扬了吴吉昌的科学的创造精神和革命的斗争勇气。
一九六三年三月，在山西省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吴吉昌终于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芽苗移栽的经验。东镇公社涑阳大队，也第一次被评为全省的特等农业先进单位。
这年春天，阴雨连绵。棉花播种后，气温和地温连续下降，种籽和幼芽大量沤烂，许多地方的棉田缺苗三成到四成，有些棉田甚至缺苗一半以上。闻喜县播种的十一万三千多亩棉花，按缺苗率折合等于少种三万多亩。
是芽苗移栽的方法发挥威力的时候了！五月初，中共闻喜县委又在涑阳召开了棉花芽苗移栽现场会议，发动全县各公社各生产队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全体动员起来，用芽苗移栽的办法保证棉田全苗。各个人民公社运用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层层传授经验，队队互相支援，既是大规模地又是很细致地有秩序地进行了芽苗移栽工作，集中力量打了一个争取棉田全苗的大胜仗。全县总共移栽棉花一亿二千多万株。这一年，闻喜的棉花产量由上一年的平均亩产二十六斤一跃而为五十四斤。如果不是用芽苗移栽的办法补了苗，决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成绩。——如果还要找棉花芽苗移栽的科学根据，那就应该下工夫在这大量的事实中去寻找。
晋南各县以至山西全省各产棉区，多亏有了这个好法子。不然，一九六三年要少收多少棉花啊！
棉花芽苗移栽，还解决了育种工作中的一个大问题。过去培育出来一个新品种，在田间播种，有许多损失，繁殖很慢；用沙床育苗、芽苗移栽的方法，就大大提高了种子繁殖系数，大大加快育种工作的速度。——这又是芽苗移栽的科学性和重要性的一个铁的证据。
棉花芽苗移栽的方法，在广泛推行的过程中，集中了更多社员群众创造的新经验，又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在推广过程中，也有一些单位、一些人最初没有栽活，对芽苗移栽又发生了怀疑；经过检查，才发现是取苗、送苗、挖窝、填土等工序做得有些不对，改进了以后就栽活了。这就从反面丰富了原有的经验。吴吉昌吸取大家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在“窝要小，水要少，苗要小，天要好”这“四大要领”之外，又总结出来了“八项注意”，使芽苗移栽的技术更容易比较准确地掌握。各地社员群众，还创造了适应各种不同土质和不同湿度的移栽方法。有些地区为了解决远距离送苗成活率不高的问题，创造了事先在棉田地头育苗的办法。
运城棉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对棉花芽苗移栽这个新事物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支持。他们在晋南各地到处宣传、推行，在群众的生产实践中作了大面积的调查，在所内和所外进行了从移栽直到收获以后的各种各样的对比试验，进行了大量的单项的、综合的研究工作。更多的科学根据，就从这些艰苦细致的工作中产生出来。芽苗移栽最适宜的温度、苗龄、水分、窝形，移栽后根系和株形的变化，移栽的和直播的棉花的衣分率、纤维长度等等的对比，都有了比较精确的数据。
根据多次反复试验的结果，一般气温在摄氏十五度到二十六度，土层五厘米深处温度为摄氏十九度到二十八度的时候，芽苗移栽最易成活。这时气温低于地温，这种地温适宜于棉花芽苗很快生长侧根，及时吸取水分和养分；在相对较低的气温中，棉苗子叶又小，水分蒸发量就比较小。因此，移栽后不易萎蔫，很快就同直播的苗生长一致。……棉花芽苗移栽为什么苗要小、天要好，为什么容易栽活，科学根据找出来了。
他们一边进行试验，一边在晋南许多县作了大量的调查，弄清了凡是结桃多的棉株都是侧根比较发达的。侧根发达正是芽苗移栽的棉花的特点之一。在移栽的时候伤断了主根根冠，主根不便向下伸长了，因而刺激了侧根的生长。主根的生长受了限制，棉株上部顶端的生长优势也就削弱了；侧根发达了，棉株果枝顶端的生长优势就相对地增强了。侧根发达，还有利于更多地吸取比较疏松的上层土壤中的养分，而且便于用深中耕切断部分侧根的方法制止棉株狂长。（在旱地里，主根扎得浅就不利于防旱，而且一般地说不发生狂长的问题，在移栽芽苗的时候就要力求不伤主根根冠。当然，即使做不到这一点，补了苗也总要比缺苗的收成好。）……在水浇地里，芽苗移栽的棉花为什么比直播的结桃多些、成熟早些，科学根据也找出来了。
芽苗移栽遍四方
今年二月，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山西省农业厅长康丕烈作了关于“一带二”的报告，然后又特别作了关于棉花芽苗移栽的专题报告。这些报告受到农业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们的热烈欢迎。
接着，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棉花会议，特别邀请吴吉昌介绍了棉花芽苗移栽的经验。一些省的代表不满足，又陆续请老吴去详细讲解。吃饭的时候，一些代表把老吴拉到他们的桌上，就用米饭当土、用勺子当铲子、用菜当芽苗，表演起来了。回到涑阳以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都有人去更仔细地学习棉花芽苗移栽的办法，老吴一一耐心地细心地教给大家。
棉花芽苗移栽的方法传播到全国各地去了，用这方法为更大地区棉花增产服务的理想就要实现了。老吴为这忙得常常顾不上吃饭，可是，他又为这忙得多么高兴啊！
他并没有满足已有的成就，还在继续进行更多的试验，并且时常在检查自己的工作中的缺点。他不喜欢向后看过去的成就，而是常常向前看更重大的任务。
他并不把创造棉花芽苗移栽法的功劳归于自己一个人，而是归功于党和集体。他说：“要不是有党的支持，要不是集体的力量，这办法决不可能创造出来，创造出来了也不可能推广。”他的实际行动证明，这完全是他的真心话。
每次省里县里发给他的奖品，他都给了集体和队里的先进工作者。由于棉花芽苗移栽法的创造对棉花增产有巨大的贡献，由于他到处传授先进经验对许多单位的棉花增产起了不小的作用，又由于他领导涑阳大队创造了二百亩地亩产皮棉二百零一斤的成绩，今年春天，在闻喜县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主席团决定奖给他一辆自行车。可是，他坚决不要。为这事争论了好几次，最后他请求把自行车换成一千棵小杨树，栽在涑阳大队村边、路边。
在闻喜可以听到吴吉昌同志的许多这一类的“小事”，桩桩件件都证明：他是一个高尚的无私的坚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