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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过友谊的接力棒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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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64-06-07
第7版()
专栏:

接过友谊的接力棒
张瑞芳
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是我特别值得记忆的两年。去年在上海舞台上我荣幸的扮演过朝鲜著名话剧《红色宣传员》中的李善子;今年又正在拍摄由《红色宣传员》话剧改编的彩色影片——《李善子》。
《红色宣传员》的话剧从朝鲜移植到中国,它像在朝鲜一样,找到了合适的土壤。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先上演之后,全国各大城市几乎都上演了。有的剧团还特地组织农村演出队,将它送到农民兄弟面前。许多地方戏曲也相继地改编演出。等到朝鲜《红色宣传员》影片来到中国之后,又出现一次动人的放映高潮。《红色宣传员》可以说红遍了全中国。广大观众,不论是工人、农民、战士,还是干部、学生、市民,他们不仅在艺术欣赏上得到了满足,更主要在思想上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品德的教育。李善子这个朴素鲜明的朝鲜千里马时代的英雄形象,已经深入到中国观众心里,得到人们无限的敬重和喜爱。
我自己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参加《红色宣传员》的演出工作的。我跟随着人物,一次次的生活在舞台上,越来越深的爱上了李善子。我对她这个充满了革命激情、柔韧而坚强的姑娘有了更深的感情。她对党无限忠诚,对同志充满了热爱。误解和冷淡她不计较,依然满腔热情,以身作则,忠心耿耿地把党的工作做到每个人心里去。她平平常常但又光彩照人。在生活里我要学习李善子崇高的品质,在舞台上也愿尽最大努力去塑造李善子平凡而高大的形象。但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艰巨的,尽管在每场演出之后,不断汲取各方面意见改进工作,而我对自己的表演始终不能满意,总好像在捕捉一个还没有完全抓到的东西。
正在这个时候,领导上又把在银幕上扮演李善子的任务交给了我。说老实话,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即令在舞台上勉强能过得去的形象,在电影上往往会更显露其弱点。通过银幕的扩大,在举止行动上不像朝鲜人民的地方;外型、年龄上与角色的距离,以及精神状态和内心刻划上的不足,都会暴露得更清楚,要加以克服也就要比舞台上加倍困难。但当我一想到能通过这次工作,进一步向英雄的朝鲜人民学习;向中国观众再一次传达朝鲜的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工作方法;能使朝鲜千里马时代的英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银幕上;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献上一枝清新的花朵;我的种种顾虑就被莫大的兴奋和喜悦代替了。
一九六三年九月,以海燕电影厂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工、作曲等方面组成的学习团,怀着向朝鲜人民学习,向李善子学习,拍好《李善子》影片的决心奔赴朝鲜。当火车喷着白色的烟雾,穿过碧波滚滚的鸭绿江后,望着车窗外,丰收在望的田野,秀丽的河川,重叠的峰峦,朝气蓬勃的人们,我的心也随着奔驰的列车飞向平壤。
也就在这美丽的英雄的城市——平壤,开始了我们的学习,受到了朝鲜朋友的盛情款待。亲密的友谊像透明的水波激荡着我们,特别是电影戏剧界的朋友们,对我们手足样的情谊,更是我永生难忘的。
在朝鲜《红色宣传员》影片中,成功的扮演了李善子的宋英爱同志,刚从中国访问回国就投入紧张的拍片工作。她特地从拍外景的地方赶回平壤,不顾疲劳,当晚就向我们介绍创作经验。她热情地谈她在创作中遇到的困难和怎样克服的经过。在舞台和银幕上深刻生动扮演了崔镇午和福善大婶的李梦、俞敬爱同志,以及话剧中最先创造了李善子光辉形象的韩贞淑同志,都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放弃了休息,赶来和我们促膝谈心。正在演出我国《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朝鲜国立艺术剧院院长朴永信同志,也在日夜场的间歇中抽出了宝贵的时间,向我们介绍了《红色宣传员》话剧创作演出的经过。剧院并请艺术家们,为我们组织了《红色宣传员》话剧的专场演出,而这个戏剧院已有一年多未上演了。作家赵白岭同志,电影导演朴鹤同志,虽然都有新任务在身,但他们还是分出许多时间,详尽而诚恳地向我们谈经验和创作中的甘苦。他们甚至估计到我们可能出现的问题,可能遇到的困难,甚至自己走过的弯路以及在作品完成后产生的许多新的设想,都向我们推心置腹的倾谈了。
为了使我们直接深入生活,朝鲜的同志们还安排我们和角色的原型,朝鲜劳动英雄李信子同志见面。她现在已是梨岘里合作农场的管理委员会的委员长,她作过宣传员的第八作业班已获得双重千里马作业班的称号。梨岘里,如今不仅誉满全国,所有来朝鲜的国际友人也都纷纷慕名拜访,他们每天几乎平均要接待两三批来访的客人。而我们却能够连续五天和她见面,这真是使我们非常兴奋的事。李信子同志挽着我的手参观了她们的合作农场,我们并和她一起割了一会庄稼,梨岘里在一九六三年又是一个大丰收。她向我们介绍了梨岘里的过去和现在,她的第八作业班的亲密同志们,也就是《红色宣传员》中班长,崔镇午,官弼等角色的原型也和我们见了面。他们用那样充满感情的眼光看着李信子,谈着李信子,又用那么信任的神色无拘束地谈自己转变的经过,如今两枚千里马奖章,正骄傲的在他们的衣襟上闪闪发光。
在没有来到朝鲜之前,李善子这个人物总在我的脑海里摇摆不定,尽管作者已经提供了生动的细节和丰富的性格色彩,但我总被许多概念所约束,到底应当怎样才能正确体现李善子这个典型形象呢?确是存在许多困惑的。直到与李信子同志接触以后,她那闪闪发光的共产主义品质,在我心里才更具体化了。她开朗而又谦和,坚韧而又幽默,憨厚而又聪明。在她身上不单具有朝鲜妇女传统的美好素质,更主要具备了在劳动党教养下新劳动妇女的特点。而我在角色创造上出现摇摆的原因,恰是在这两者之间顾此失彼,我开始找到了我困惑的根源。
现在我正在拍摄《李善子》,每当在创造中遇到困难时,我就回忆在朝鲜时的感受和体会,翻看当时记下的那些宝贵的笔记。同时再三观摩朝鲜朋友们拍摄的影片,不单看《红色宣传员》;也不断学习其他影片。影片所体现出来的健康思想,优美的情绪,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千里马时代飞跃前进的步调,每次都使我对朝鲜艺术家的革命成就增加敬佩。同时对我扮演的角色也增加了新的了解和新的体会。这样我仿佛又来到了朝鲜,继续向朝鲜朋友们聆教,那海洋般的友谊又使我从中得到鼓励。
我暗暗的叮咛自己,朝鲜的同行们是把一根充满友谊的接力棒递到我们手里,他们替我们跑过了创作上最困难的路程,并帮助我们扫清前进的障碍,希望我们更顺利的达到目的地。我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把角色演好,否则,就会对不起前面已经取得巨大成绩的朝鲜同志们。
(附图片)
宋英爱和张瑞芳在一起亲切交谈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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