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比喻”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谈谈“比喻”
吴建国
比喻，通俗的说法叫作打“比方”，这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种表达思想的方式。它的特点在于：不是直接地以下定义的形式，而是间接地通过那些已知的、常见的、容易为人了解的具体事物及典故，揭示认识对象的特征、属性或本质。
一
比喻有低级和高级的两种。前者是指那些基于感性认识的比喻，后者是指那些基于理性认识的比喻。比喻既可以用来表述感性认识的内容，也可以用来表述理性认识的内容。
比喻作为一种认识形式，远在原始人的思维中就已存在了。在人类认识发展的低级阶段上，在抽象概念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事物的属性、共相在人们的意识中还没有从具体事物中分离出来，因而他们也还不可能给事物作出理论上的规定。那个时候，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实现于一系列对事物的外在的、直观的表象之中的。例如，当他们想要说明一个战士的勇敢的时候，他们没有“勇敢”这样的词和概念，因而只有借助于另一个具体的、已知的、带有象征性的实物来表示，说他像一头狮子。在这里，表述的形式和认识的内容都是直观的，表述的直观性是认识的直观性的直接表现。起对认识对象规定作用的是由另一物、另一行为和动作引起的生动的联想。一旦有如“勇敢”之类概念形成，思维进程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理性认识阶段。前面说的理性的比喻，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之上的。
这样一种比喻的特点是把理性认识的成果——反映对象本质的概念，“外化为”（表述为）具体的、生动的、直观的形象。
基于感性认识的比喻是不同事物的单纯的表象与表象的联结；基于理性认识的比喻是另一事物的表象与被比喻对象概念的联结。基于两个不同认识阶段的比喻，不仅在内容上不同，而且在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在感性认识阶段，比喻既是一种认识手段，也是一种表述的手段；而在理性认识阶段，对于使用比喻的人来说，却主要是一种表述和论证的手段，只有对于接受比喻的人，才有一定的认识论上的意义，即提供他们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认识过渡的桥梁。总之，在通常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比喻的目的，不外是为了加强理论本身的通俗性，激起人们在感觉上的印象，增加理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是巧用比喻的大师。在他们的著作中，有着各种各样的雄辩而机智的比喻，通过它们使自己的论点和论证活生生地显现出来。例如，马克思曾把革命比作“历史的火车头”，把暴力比作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产婆”。从“火车头”可以使我们想到革命之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动力的作用，从“产婆”可以使我们想到暴力在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中的作用。列宁曾把那些“高唱什么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机会主义者比作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的人，他说：“在理论思想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这就同在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一样”①。这就揭露了那些违背革命发展进程的要求、以经济斗争代替政治斗争的经济主义者的面目。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地用“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句俗语，比喻各国反动派的蠢行，说明“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②
所有上述的比喻都是建立在理性认识上的比喻，这种比喻集中地反映了革命、暴力、经济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本质的特点。这种比喻只是在形式上是直观的，而在内容上却是抽象的（与直观相对而言）。它们不是感性认识的产物，而是理性认识的产物。它们是感性知识在理性思维中的再现和补充，这种再现是经过对对象的科学分析完成的。
二
比喻的正确性，首先取决于它所表现的命题的真实性、客观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所运用的比喻所以正确、所以具有巨大的说服力，首先在于它们所比喻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和真理。马克思在批判消极反抗的软弱性的时候说过：
“都应当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消极反抗应当以积极反抗为后盾。否则这种反抗就像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一样。”③在这里，比喻所依据的是阶级斗争的规律。迄今世界上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以消极反抗取得胜利的先例，却有的是消极反抗惨痛的教训。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反抗比作“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才有发人醒悟的力量，才能加深人们对阶级斗争严酷现实的感受。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队伍中还有一部分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当时毛泽东同志指出：“它（指革命高潮——引者注）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④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通过比喻，给我们描绘了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景象。这种比喻所依据的决不是一种空洞的信念，而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充分显现出来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主客观条件。只有这样，
“航船”、“朝日”、“婴儿”等比喻，才有振奋人心的力量，才会加强人们革命必胜信心。
相反，倘若比喻所依据的是主观随意捏造，是对现实的歪曲，那么这种比喻就会变得和它原命题一样的荒谬。例如，怀疑论者认为，一切事物都没有确定性，真理是不能被认识的。他们比喻说：“我们试想像，在一间房子里，存在着许多宝贵的东西，有很多人在夜间去寻找黄金：这样每个人都会自己以为找到了黄金，但即使他真正得到了黄金，他也还是不能确定地知道。同样，哲学家走进这世界，如像走进一间大房子一样，去寻求真理；即使他们获得了真理，他们也还是不能〔确定〕知道他们获得了真理。”⑤尽管这个比喻是“很迷惑人的”（列宁语），但它还是错的。其所以如此，并不在于这个比喻不切题意，而在于原命题本身的错误。因为真理并不是一种不可辨认、不能确信的东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凡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正确的认识都是真理。但是，假使我们转换一下这一比喻所论述的主体，即不用它来否定真理的客观实在性，而用来表述怀疑者的真理观，那么这个比喻就变得既恰当而又正确的了。因为真理并不是像这一比喻所说的那样，但怀疑论者对真理的观点却正是这样。
很显然，比喻的正确性始终是和被比喻对象的真实性、客观性密切相关的。比喻和被比喻对象真实性、客观性的统一，是鉴别比喻正确性的主要条件。否则，比喻不管多么精巧，也不会因而变得正确些。
三
其次，比喻的正确性取决于比喻和被比喻对象之间关系和联系的实在性和确切性。这也是构成正确比喻的一个条件，因为在肯定被比喻对象的客观性、被比喻命题的真实性之后，还有一个比喻的恰当与否的问题。
我们要以比喻的形式去说明某一对象，不能找一个与该对象在任何方面都渺不相涉的东西。正确的比喻要求在比喻和被比喻对象之间，在某一方面总要有某种实在的共同之点，相似之处。这种共同点、相似之处表现得越切近、越一致、越突出、越鲜明，比喻也就显得越深刻、越有力。
在运用和理解比喻的时候，就不能着眼于比喻和被比喻对象概念的语词含义以及它们所反映的对象自身的质的规定性，特别是不能逐一地去对比它们的实物形态、质料、成分等外在的特征。这样的话，任何比喻都会成为不解之谜。
俄国有这样一个寓言：“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列宁在一九二二年曾经用寓言中这两个角色来比喻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和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列维、谢德曼、考茨基之流的人物。列宁指出：卢森堡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始终是一只鹰”，可是列维、谢德曼、考茨基及其同伙却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很显然，没有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会责难列宁：“鹰是鹰，鸡是鸡，怎么能和人相提并论？”许多无耻的敌人曾经对列宁的言论作过无数的曲解和攻击，但是究竟还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提出这样问题的白痴。因为常识告诉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只会证明自己的无知。的确，卢森堡不是遨翔天际的鹰，但是她在政治上却像鹰那样敏锐、高瞻远瞩。列维、谢德曼、考茨基等人不是鸡，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却是像在粪堆里觅食的鸡群一样的低下。把鹰和卢森堡联系起来的是两者所共有的勇敢和坚定的品质，把鸡和列维、谢德曼、考茨基等人联系起来的是两者所共有的目光短浅、专事脏秽勾当的品质。当人们从不同的事物、现象和过程中找到了这种类似的共同的品质和特征，那么比喻就可以赖以进行了。这种共同的品质和特征，可以被看作是逻辑上的类概念在比喻中的表现，可以被看作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在思维中必须具备的“原素”。能否正确地运用比喻，除了被比喻对象的客观性、真实性之外，就看是否善于发现和把握住这种“原素”了。倘使运用比喻的人，根本不顾及比喻和被比喻对象间实有的联系，而胡乱地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观念任意地撮合在一起，其结果只能导致谎言、谬误和混乱。
马克思、恩格斯的同代人克利盖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不仅在理论上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而且通过一些比喻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加以歪曲。在谈到共产主义的时候，克利盖把它比作“圣餐”，在谈到无产阶级的命运的时候，把它比作“承担着人间罪恶的上帝的羔羊”等等。试问，共产主义和
“圣餐”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无产阶级和“上帝的羔羊”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这些比喻都破坏了正确比喻的要求——比喻和被比喻对象之间关系和联系的实在性、确切性。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比喻，即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只有这个比喻才确切地表达了无产阶级的本性。
四
再次，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总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因此，我们在运用比喻和理解比喻的时候，必须注意它的有效性的界限，而不能离开比喻自身所依存的关系和条件。任何真理，如果离开它自身的规定作无限的引伸，都会变成谬误。比如天主教神父和庸人们，常常把他们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饕餮［tāo-tiè　滔帖］、荒淫和贪婪等加到唯物主义身上去，但是，这已根本失却了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概念的原义。恩格斯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名词本来没有别的意思，它们只是在解决世界本源问题的意义上才被使用的。如果人们给它们加上某种别的意义，那就会造成混乱。同样，比喻也是如此。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等价形态时写道：“……因为任何商品都不能把自身当作等价物来发生关系，也不能以自身的自然形态来表现它自身的价值，所以，它必须以别种商品当作等价物来发生关系，或把别一种商品的自然容貌，当作它自己的价值形态。”为了阐明这一抽象的道理，他用“砂糖”和“铁片”比喻说：砂糖因为是物体，所以是有重量的。但是，我们既不能看到、也不能摸到砂糖的重量。“因此，我们就取各种重量已经预先确定的铁片。铁的物体形态，当作物体形态，是和棒砂糖的物体形态一样不是重的现象形态。不过，要把棒砂糖表现为重量，我们可以使它和铁发生重量关系。在这关系内，铁是当作一种物体，这种物体除了表示重量，就不表示别的东西。因此，铁的量，作为砂糖的重量的尺度，与砂糖体相对，只代表重，成为重量的现象形态。这个作用，要在砂糖（或任何其他的要把重量发现的物品）与它发生关系的限度内，才是由它担任。如果不是两件东西都有重，它们就不能发生这种关系，其一就不能用来表现其他的重。把二者投入天秤内，我们实际就会知道，当作有重的物，它们是相同的；依照一定的比例，它们又会有相等的重量。”可是，他在这一比喻的结尾指出：“但类比到这里就终止了”⑥。意思也就是说，正像“砂糖”和“铁片”不能在它们的重量关系之外作继续引伸一样，也不能在商品的价值关系之外再作等量的比较。
五
我们从各个方面指出了比喻正确性的条件，但这不等于说知道了这些正确性的条件，人们就可以无例外地正确地运用比喻和理解比喻了。能否正确运用和理解比喻的问题，不是一个支配语言的技巧和辨析词义的能力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正如任何一种正确思想一样，它的形成以至能否被理解，最根本的取决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对客观事物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
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承认亚里士多德把“灵魂”比作蜡块的有名的比喻。列宁说：“它使黑格尔像在早祷之前的魔鬼那样地乱转，并大叫大嚷，说这个比喻‘常常引起误解’。”⑦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一书中，把人的感觉比作蜡块，把物质比作刻有图纹的黄金，感觉的内容是这些黄金图纹印入的痕迹。黑格尔就此大发雷霆：“无论如何灵魂不应当是消极的蜡块，并从外界接受规定”。列宁对黑格尔这一激怒嘲讽说：“哈哈！！！”黑格尔为什么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亚里士多德的比喻，并且极力掩盖他的唯物主义实在论的特征呢？因为承认了它岂不就失去他的作为世界创造主的“绝对精神”位置。
能否正确对待比喻，不仅和人们对待客观事物的态度，即人们的阶级观点有关系，而且和人们的生活阅历、经验和知识丰富的程度有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倒是说出了一些唯物主义的思想。列宁在《哲学笔记》一书中曾经引述了黑格尔说过的一段很精彩的话：“正像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得完全正确）的口中说出来时，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⑧。
我们知道，比喻常常是以格言为典故的，引用格言往往是比喻的一种形式，因而黑格尔关于对格言的理解所说的话，同样适用于比喻。人们能否正确揭示某一比喻全部内容和力量，除了立场、观点、方法等原因之外，恐怕就要看人们有关的经验和知识的水平了。
①《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三三六页。
②《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三八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一○页。
⑤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三联书店出版，第二六○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卷，第三三至三四页。
⑦⑧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第二九五、七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