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布赖特：代替旧神话的新神话——美国《进步劳工》杂志一九六四年第三卷第四期的社论（摘要）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富布赖特：代替旧神话的新神话
——美国《进步劳工》杂志一九六四年第三卷第四期的社论（摘要）
我们似乎再度陷入了被称为美国外交政策周期性“痛苦的重新估计”的剧痛之中。所有这些“重新估计”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在“痛苦”过去之后，必然是美国外交政策越“改变”，它的反动的帝国主义本质越一成不变！
如果对参议员富布赖特大肆渲染的“新真理”、“不可设想的想法”加以检验，就会发现这都不过是肯尼迪“推销”的声名狼藉的货色（美国的侵略和世界霸权）的继续，只不过加上了更漂亮和骗人的装潢！
最近的“辩论”是在外交政策遭受普遍挫折的情况下，政府当局经过精心策划而发动的“预防性进攻”。“辩论”所采用的形式，是约翰逊总统、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汉弗莱、国务卿腊斯克先后发表的主要谈话。最后集其大成的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向参议院发表的题为《旧的神话和新的现实》的正式演说。
所有这些声明的主题都是“灵活性”、“多样性”，尽管形式上有所不同。所有这些声明都承认今日的世界已经不是昔日的世界。现在所面临的是一个有活力的、革命的世界，美国从过去的固定地位出发，无法为了自己的目的“抓住”这个革命。总之，都是一种悲叹的调子——美国的外交政策制订者成了他们自己的宣传的俘虏！
什么是新的？
不过，所有这些并不像所渲染的那么“新”。事实上，在这个“大辩论”中并没有什么实质是新的东西。富布赖特演说的基本假设，正是前总统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在大体上为约翰逊政府所继承而继续存在。这次“大辩论”同杜勒斯的第一次“痛苦的重新估计”以来的各次“大辩论”一样，反映着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由于在国际舞台上面临严重挫折而引起的策略上的（并非目标上的）争论。它也是大选逐渐进入高潮时期国内政治斗争的反映。
尽管肯尼迪擅长蛊惑宣传、精通权术，美国外交政策仍旧迅速陷入困境。约翰逊上台以后的短短期间，整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华盛顿的环球“同盟”都处于不同程度的解体状况。美国从经济上扼杀古巴的努力，据富布赖特自己证明，是“一个失败”。巴拿马行动起来了。从委内瑞拉到智利都出现了麻烦的信号。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接近全盘失败。美国干涉者及其在南越的朝不保夕的新走狗阮庆处境险恶。小小的柬埔寨敢在外交上进行还击而且占了上风。美国对印度的大规模军事援助使巴基斯坦与美国疏远、放弃对美国的依靠而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印度尼西亚坚决反对在它门前以“独立的”马来西亚伪装出现的美英新殖民主义。不仅如此，法国总统戴高乐在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的中国以后，迅速提出了结束南越敌对行动的中立化建议。跟着就产生了那个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恼人的问题”。接着，还有塞浦路斯、桑给巴尔问题，刚果人民斗争的重新爆发，东非的起义——这些都不是驻扎在西德、塞浦路斯、马来亚的单薄的英国军队所能制止的。最后，还有中国总理周恩来从从容容地在非洲、亚洲旅行，结交朋友，产生影响。
摧毁社会主义
尽管遭受了这些全球性的挫折，“灵活性”的鼓吹者在一系列的官方声明中和富布赖特的演说里，坚决主张继续实行旨在破坏、摧毁社会主义阵营的肯尼迪战略。这个战略采用两面手法对已经成功的革命和新兴的解放运动进行腐蚀和破坏，建立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一方面扩军备战，必要时用武力达到它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武装力量进行讹诈，而用增进经济关系的“诺言”企图造成“共产主义集团内部建设性的变化”（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演说），如有可能，就“和平地”取得胜利。华盛顿出谋划策的人物打算巧妙地利用“没有战争的世界”这个概念，建立一个没有社会主义、没有自由的世界！
虽然各国人民争取政治、经济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使这个战略遭到显然的失败。但是，无可否认，由于苏联领导人的合作，这个战略在促成社会主义阵营一些国家内部发生“演变”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效。这就是美帝国主义所指望的“美国式的和平”的基础。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发展，使美帝国主义能够利用这个弱点来破坏或延缓其他地方的革命的进展。苏联内部的“演变”，至少使人看不清楚美帝国主义的本性。这样就使苏联采取了错误的战略和战术，导致对革命努力的破坏，并且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施加影响，鼓励他们向美帝国主义者投降，成为当地的反动派的尾巴。这种事例过去几年在印度、伊拉克、刚果、巴西都发生过。而这只是其中的少数几个例子。
富布赖特所主要关心的是美帝国主义利用一切重要的缺口以促进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演变”的能力，其他一切都是外表的、次要的。富布赖特说：
“似乎有理由认为冷战的性质至少在目前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所以发生这种变化是由于苏联已从极富侵略性的政策后退，双方都默然放弃了一种‘全面胜利’的政策，而且美国确立了战略优势地位，而这种地位看来已为苏联所默认，因为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关于美国将本着负责和克制态度来运用这种优势地位。这些极为重要的变化最后可能被历史家认为是肯尼迪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首要成就……”
“如果苏联领导人放弃——事实上放弃即使不是明说放弃——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全球野心，我们就有可能同他们发生正常的关系”。
要求一切
仔细阅读富布赖特的演说就会发现，这种对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演变”的狂热，决不局限于富布赖特认为已经取得相当进展的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他主张用同样方法来对待古巴和中国。对于中国，富布赖特所指望的是“新一代的领袖”的取得权力。
肯尼迪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三日在美利坚大学发表演说的时机是经过仔细选择的，其目的在于使赫鲁晓夫在六月十八日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和七月五日的中苏会谈中能够“炫耀”他的努力的成绩。同上述情况一样，富布赖特的“亲切愉快”和娓娓动听的演说，也是一个展览品。它所选择的时机正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修正主义和革命路线的尖锐冲突的时刻。据《纽约时报》报道，赫鲁晓夫在匈牙利访问的时候“认为肯尼迪总统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演说，和近来约翰逊总统、腊斯克国务卿、富布赖特参议员所发表的演说，都是‘合乎理智的’。”毫无疑问，赫鲁晓夫先生“获得了这个信息”，而且对它作了研究。
不过，当这位从阿肯色州来的“改革派”参议员接触到具体细节，他就显出自己是一个典型言行不一的伪善的说教者。他嘲弄那种硬说一九○三年巴拿马运河条约“有某种精神上的神圣的东西”的神话，认为看不出美国有什么理由反对重新谈判这个条约。但是他狡猾地补充说：
“同意谈判修改并不等于同意谈判任何具体的修改。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地决定我们将愿意接受怎样的修改和多少修改。如果有人对这抱有任何怀疑，那么日内瓦会议的记录可以使他感到非常放心，在日内瓦，就‘全面彻底裁军’进行了几年的‘谈判’以后，我们仍然拥有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武器库。”
富布赖特参议员对古巴和拉丁美洲的普遍革命高涨的看法，也是不无兴趣的。如果从他在事实面前承认对古巴进行抵制的政策“显然是失败的”、美国“不是全能的，也不可能是全能的”看来，也许有人会说富布赖特的这些看法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们向正直的人们指出，帝国主义者企图扼杀人民革命的结果，是帝国主义者被自己的矛盾所扼杀。但是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把富布赖特的见解（更不必说同样坚决主张“灵活性”的约翰逊和腊斯克的见解）解释为甘愿放弃破坏、摧毁古巴革命的决心。行政当局的这些战略家所感到不安的，正是汉弗莱在参议院就拉丁美洲政策所发表的演说中所说的：美国因为古巴如此“着了迷”，以致于忽视了拉丁美洲其余部分，而这些其余的部分正是真正的革命火药箱。
富布赖特为对付拉丁美洲革命而开的药方，显示了他的极端狡猾。巴西最近的事件看来是同这个药方有特别的关联的。
“美国对整个拉丁美洲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上的：社会革命是可以在没有暴力动乱的情况下完成的……历史的形势很可能不利于实行和平的社会革命的前景……我们最好考虑一旦在一个或一个以上拉丁美洲国家里爆发真正的社会革命，我们可能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应考虑在具体的国家里有哪些集团可能领导革命运动，如果我们能够认出他们，那么我们就应当考虑我们怎样才能同他们联系，并且对他们施加影响，而使他们的运动如果成功的话，将不走有害于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利益的道路。”
富布赖特没有对南越这个严重的问题提出什么新的东西——连一句装点门面的话都没有。他完全同意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阮庆政权加速进行军事、经济援助的计划。
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富布赖特再一次推荐“灵活性”这个万灵丹。不过，他的戏法还没有耍完。他说：“我们必须打开我们的头脑，来容纳有关中国的某些现实，其中首先是现在并不真正有‘两个中国’，而只有一个中国，就是大陆中国。”但是，他补充说，“同大陆中国发生比较正常关系”的一个条件“必须是中国共产党人放弃——即使不是明确地放弃，也是默然放弃——他们的征服和兼并台湾的意图。”原来，“两个中国”的老说法之外，现在是一个中国、一个台湾（而台湾本是中国人的）。无论在大陆上或在台湾的中国人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其他的说法都不过是富布赖特所还没有打破的神话！
富布赖特参议员正在向容易受骗的顾客兜售代替旧神话的新神话。他的大谎言是没有什么真理的。富布赖特所贩卖的超级“神话”是：有些帝国主义者希望或能够改变他们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切莫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