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一样”求“一个样”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从“不一样”求“一个样”
本报记者　宋　琤
每个先进生产单位都有它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著名的山西曲沃杨谈公社杨谈大队的特色是什么？近几年来，它为什么一年比一年更吸引人们的注意？
他们在大面积丘陵旱地上创造了罕见的棉花、小麦高产纪录——去年三千八百多亩丘陵旱地棉花亩产皮棉一百三十八斤；八千多亩丘陵旱地小麦亩产二百八十斤。但是，只是棉麦高产，还表现不出杨谈人的特色。到了杨谈，放眼一看就叫人佩服的是：大面积土地上农活质量标准高，块块庄稼长得均匀整齐。用许多参观的人们称赞的话说，就是：几千亩棉花长得好像“一个样”，几千亩小麦长得好像“一个样”。他们的棉麦产量高并不是有什么特别出奇的技术，主要是由于不断力争高标准，力求在大面积土地上比较平衡地增产。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进一步了解一下，这同他们政治、管理、技术三结合的一套好经验分不开，也就是把旺盛的革命精神和求实的科学态度密切地结合起来。
杨谈人用力争高标准的精神种棉花、种小麦，杨谈人用力争高标准的精神对待一切他们认为是重要的事情。力争高标准的思想逐渐渗透在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和行动里面，它已经逐渐成为杨谈大队的队风。
几年来，杨谈人始终不懈地用力争高标准的精神对待生产，取得了大面积平衡增产的成果。全大队中条件最差的是第九队。这个队地处山边，土质比其他队更为瘠薄，社员大都是过去从外地迁来的，植棉技术比较差。几年来，他们努力追赶高标准，去年的亩产量也达到一百一十五斤皮棉。杨谈的庄稼长得好像“一个样”，指的就是他们基本上消灭了远地近地之间、好地坏地之间、小块地大块地之间的那种明显的差别。这并不是对每块地都平均使用力量的结果，而是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改造“落后地”，不断努力向高标准看齐的结果。
孤立地看一块地、一件事，不大容易看出杨谈人力争高标准的精神表现在哪里。他们的这种精神主要表现在：他们所提出的每一项农活的高标准很快就成为全大队普遍达到的标准。
杨谈人在农业生产上力争高标准的精神，不只是表现在某一样庄稼或某几项措施上，而是一着不漏一丝不苟。种棉花，从整地、施肥、播种、定苗、整枝打杈、中耕、治虫，一直到摘花，样样都有细致的分项的质量要求和操作规程。可是，各队干部和社员并不以达到统一规定的起码的质量标准为满足。在这里，不论哪样农活，都没有长期不变的固定标准。去冬今春，曲沃全县的生产大队鼓足干劲学杨谈赶杨谈，到播种前，有些大队认为自己的备耕工作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杨谈标准。播种开始前，全县的先进经验推广网在杨谈开现场会。一看杨谈的备耕工作，这些大队发现自己赶的原来是杨谈去年的或者是前一段的标准，和杨谈现在的标准比，差距还不小。杨谈人不是达到一个较高的标准就停顿了，而是不断力争高标准。 高标准从哪里来？
杨谈大队各项工作的高标准，是从哪里来的？并不是大队干部在办公室里规定出来的，而是群众自己干出来的实实在在的活榜样。力争高标准，就是尽力向当时当地实际上已经出现的最高水平看齐。
谁是高标准？今年这个队是最先进的，明年那个队又赶上来或者超过他们了。这一段农活这个队做的最好，下一段别的队又会赶上了他们，超过了他们。在不是最先进的队里，也会有某些地块上的某项农活创造了新的高标准。去年冬天，开始整地以后第一次检查，整地质量最好的是五队、十三队。再次检查时，二队、九队也赶上来了。
九队不是在条件很不好的情况下也做到了亩产皮棉一百一十五斤吗？在二百九十多亩丘陵旱地上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不是已经很不错了吗？可是，去年秋后他们总结一年生产成绩的时候，同别的队一比较，一计算，觉得差得还远。九队队长主动向社员群众作检查，认真地分析领导工作上有不少漏洞，诚恳地表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集体、对不起社员，激动得声泪俱下。社员们也都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决心进一步提高农活质量。九队有很多石碴底地，土层只有几寸厚，影响深耕，也不利于保墒。他们一狠心，把地下的一百二十多方石头挖了出来；最大的几千斤重，挖不动，就先用炸药炸。……
二队过去是先进队，近几年被五队赶过了。他们决心再赶上前去。二队有一百多亩棉花地，地埂不直，耕作不便，种不够数，而且容易踩庄稼。二队的人们参观了人家的高标准以后发了个狠：把一百一十二亩地的二千八百九十多丈地埂切直。切下来的土，社员们一担一担地平平铺在地面上，一共是十二万三千多担。垫地顶施肥，这等于一百多亩地普遍多上了一次粪。这样大的工作量，这样硬的苦工夫，谁看了不心服！
过不多久，八队又干出了更高的标准：为了保证全苗和便利中耕，社员们把地里的小瓦片小柴禾棒都拣了出来；他们还一锨锨把地拍得细碎平整。于是，人们又向这两块标准地看齐。
就是这样，后浪催前浪，一浪超一浪，力争高标准的精神产生出越来越大的物质力量。究竟哪个队整地质量最高？杨谈大队的同志们只能说：干到棉花播种时节，不论哪个队的整地标准，都大大超过了去年，连去年产量最低的第九队，整地也达到了全大队的较高的标准。高低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了。
群众的无穷无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各项农活、各种工作的标准越提越高；反过来，每一个新的标准的出现，又进一步启发了群众的智慧，进一步鼓舞了群众的创造热情。
布置每一段农活，大队干部总是根据前一段同类农活的较高的标准和存在的问题，把生产队长们带到大队的样板田里，大家动口，大家动手，边操作边训练，确定这一段农活的标准。样板田是为了普及上一段的高标准。布置下去以后，很快就会有人突破这个标准。这时候，大队干部又得从各个生产队中寻找新的标准。哪一个队的哪一块地作务得最好，哪里就被确定为全大队的标准地，就成为大家学习和追赶的活榜样。
杨谈的社员们都说，在杨谈，不论谁干了好事，都埋没不了。有一次第三队把一小块回茬麦种得赶上了正茬，这一小块地便成了全大队回茬麦的标准地。大队干部在各队参加劳动，哪里一有好苗头，就抓住不放，鼓励他们再加一把劲，并给他们出上几个主意……新的标准地很快地就出现了。 “一个样”和“不一样”
杨谈的几千亩棉花，几千亩小麦生长得好像“一个样”。杨谈的同志们却不承认他们的庄稼已经种成一个样。他们说：从产量上看，队与队之间，差别还不小；地块与地块也并不完全一样；他们强调差别，注意差别，这正是他们能够不断地消灭差别，把庄稼种成相对的“一个样”的重要原因。
杨谈大队领导生产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树立高标准，按照高标准来找差距、查漏洞。在杨谈，每一项农活有每一项农活的标准地，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标准地。同最好的榜样比，寻找各自的差距和漏洞，已经成了杨谈人的习惯。每年，杨谈在小麦和棉花产量定局的时候，有两次大检查大总结。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作业组长、贫农下中农代表、老农参谋，大家带上干粮整天整天在田间转来转去，逐队逐块检查、议论，把全年生产中的经验和问题集中起来，明确起来，成为来年生产的重要依据。
在杨谈，查成绩、找标准，查漏洞、找差距，经常是群众性的活动。每一阶段农活结束了，要查要找；每一小段农活结束了，要查要找；甚至每天都在查在找。大队干部帮助各生产队查、找；生产队干部自己查、找。成绩和标准越来越高，差距和漏洞越找越细，越找越深。
找出了庄稼不一样的原因，就要做不一样的工作，采取不一样的措施。棉花密植，是根据每块地的地力、土质、施肥情况，分别确定株数。一块地里，地边通风透光的条件好，棉花就要种得稠一些。去年棉花施底肥，大体上每亩七千斤左右，那些比较瘠薄和历年来施肥少的地就要多施一些。一块地里，哪一头土质差肥力弱，施肥时也要给以照顾。地里堆粪的地方，每年都要移动，以免土地肥力不匀。回茬地、播种时间晚的地施追肥的数量都超过平均数。棉花播种时，很多地块中间插上一个小红旗或撒上一些白粉。这些地方都是几年前的坑洼地，现在虽然垫平了，但是根据前两年的经验，这些地方还是容易出不足苗。撒上白灰或插上小旗，撒籽的人到这里就要撒稠一点。措施越是多种多样、照顾差别，庄稼的差别就越小。
找出上一段的漏洞，这一段把它堵上了；找出上一年的漏洞，今年把它堵上了。在新的一年、新的阶段，随着新的高标准的出现，新的漏洞、新的差距仍然可以找出来。发现和研究一些新经验、新标准，找出和消灭一些漏洞、差距，措施便越加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便掌握了更多的主动和自由，生产上的标准便又提高了一步。 万事不离“实”
力争高标准决不是事事处处强求一律，更不是片面追求外表的好看或一时的进度。
杨谈大队第五队是全大队的先进队。可是，在今年棉花播种以前，如果从地里土块细碎的程度来看，他们的棉田平整得没有第八队的一部分土地好。是不是五队的这项工作落后了？大队的同志说，不是，五队的整地工作同样是高标准的。这是因为五队的土质和八队不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土块拍得像八队的那样细碎。杨谈人力争高标准，就是这样严格地从自己的客观条件出发。大队干部检查各队的工作，也是从各队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来不脱离实际强求一律。
杨谈大队本来以地埂修整得好出名。有些好心的同志曾劝杨谈的同志把这里的地埂再拍一遍，拍得亮光光。杨谈的同志却说，修地埂是为了保墒，并不为好看，他们要把劳动力投到能够直接增产粮棉和有利于大面积平衡增产的地方。
前年秋天种麦子的时候，杨谈大队的进度一度落在全公社各大队的后面。他们先种回茬，后种正茬，回茬麦种着费劲进度自然要慢。有些生产队长一看进度落后着了急，也想先种正茬麦。总支书记王德合马上说服大家不要这样做，因为回茬麦种晚了要减产。他说：“我们争高标准争的是实效，争的是产量；妨碍了增产，进度再快有什么用？”杨谈大队把回茬麦细细致致地种完以后，再种正茬，进度立即加快，最后，他们种麦的质量最好，进度也是全公社第一，来年的产量还是全公社的第一。
“为主的是结合实际”，这是杨谈的同志们最爱讲的一句话。总支书记王德合是一位实干家，杨谈大队的干部们也大都是讲实效的人。他们力争任何一项高标准，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为了更多的增产棉粮，为了对国家有更多的贡献，为了更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这是一个革命运动
杨谈大队的生产活动，真正成了有领导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他们领导生产，不只是按季节布置农活的技术工作，同时也是一种同生产密切结合的政治工作。在杨谈的人们看来，做活的标准也就是做人的标准；农活质量标准的不断提高，同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断提高是分不开的。
活生生的高标准摆在面前，一个又一个差距和漏洞摆在面前，先进与后进之间的矛盾暴露得这样鲜明，就使干部和社员群众在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之后，来不及骄傲自满，也不敢故步自封。杨谈的同志们说：一年之中，只有眼看小麦和棉花产量定局的那几天，心里可以稍稍松散一下；紧接着进行大检查、大总结、大评比，新的更高的奋斗目标就又摆在眼前，紧张的战斗就又开始了。
杨谈的社员群众，也从各项农活标准步步提高，新的生产面貌不断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中，更清楚地认识集体力量，更坚定地相信集体力量。杨谈的同志们说：过去是人怕干活，现在是活怕人干。前几年刚开始修地埂的时候，一看到工作量那么大，要求达到的标准那么高，有些社员还有些胆怯；现在工作量再大、要求再严格的活，也吓不住人了。哪个队的社员干出了新的高标准的农活，走路说话的神色都不一样，那股痛快劲儿，叫人见了真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