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 李思温　王盛邦一
爱德华·伯恩施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的首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流派中的头面人物，最先以完整的形式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
伯恩施坦的青年时期，正是欧洲工人运动高涨的时期。可是伯恩施坦却完全热中于银行业务，对于政治都漠不关心，甚至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出现，都“很少知道它的消息”，一八七二年初，他结识了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弗·威·弗里切，听了一次倍倍尔的讲演，对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社会民主党人反对一八七○——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表示敬佩，于是就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伯恩施坦入党后，长期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感兴趣。
一八七五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立即引起了伯恩施坦的兴趣。他说杜林的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很中他的意：“杜林对于社会主义中的自由主义因素的有力强调”最使他“称心”。
一八七八年夏天，伯恩施坦应资产阶级银行经理、混入党内的自由主义者赫希柏格的邀请，作了他的私人文学秘书。从此伯恩施坦发迹于赫希柏格手下，混到社会民主党的上层。
一八七八年十月十九日，德国反动政府颁布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就在统治阶级实行这种高压政策的时刻，伯恩施坦首次表现了毫无气节的投机本性，系统地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
一八七九年，伯恩施坦和赫希柏格离开德国到瑞士的苏黎世，在那里创办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在《年鉴》的第一期上，由赫希柏格、伯恩施坦、施拉姆三人，即所谓“苏黎世三人团”合写了一篇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他们不去谴责和打击俾斯麦（当时德意志帝国的首相）的反动政策，反而把来自反革命方面的进攻和迫害说成是革命者“不大乖的行动给自己讨来的一条鞭子”。因此，他们主张取消党，放弃革命，要求党赶快声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说党应该“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这是一篇屈服于统治阶级压力的悔过书，是对过去运动的否定性的批判和对将来运动的机会主义纲领。
当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收到了“年鉴”的创刊号时，立即给党的领袖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写了一封《通告信》，坚决斥责了“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观点。这时，伯恩施坦慑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运动中的威望，也由于自己的羽翼尚未丰满，因而当马克思、恩格斯发出《通告信》后，他的反马克思主义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一八八○年十二月，他曾去伦敦亲自向马克思、恩格斯悔过，表示决心放弃赫希柏格的思想。一八八一年初，伯恩施坦重新回到苏黎世，接替福尔马尔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
一八八八年五月，伯恩施坦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被瑞士政府驱逐出境，迁往伦敦。伯恩施坦到了这个欧洲大陆革命家麕集的英国，没学到革命的东西，却醉心于费边社的“社会主义”（一种以古罗马主张缓进的大将费边命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学派和经济理论，把英国工人运动中只求经济改良而忽视政治革命的工联主义当做榜样，并认为这是阶级可以调和的证明。伯恩施坦的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当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已暴露出来。一八九三年十月十二日恩格斯写道：“他（伯恩施坦）仍然没有做到他所应该做到的那个样子。他现在热中于琐碎的问题，而且越来越像他那位在《国民报》工作的英明的叔父了。”（注）二
十九世纪末，欧洲的自由资本主义逐渐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成了伯恩施坦否定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的“根据”。他利用恩格斯逝世的机会，肆无忌惮地公开转回到十六年前“苏黎世三人团”的立场上去。从一八九六年秋天开始，伯恩施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阶级斗争和妥协》、《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等一系列文章，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公然全面地修正马克思主义。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九日，他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总公式：“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一八九九年，他又根据上述一系列文章写成了一本全面阐述修正主义观点的、带有纲领性的小册子：《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极其全面的。在哲学上，他反对唯物论和革命的辩证法。在经济学上，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在政治上，他用阶级调和论代替阶级斗争学说，美化资产阶级民主制，说“民主就是妥协的大学”，议会制是实现无产阶级要求的“最有效手段”，是“促进事业实现的途径”。他把革命说成是“布朗基主义”、“无谓的牺牲”。他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在今天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了”。从以上错误论点出发，他提出了一整套机会主义的实际工作路线，主张社会民主党要把自己的全部工作都限制在资产阶级专政许可的范围内，即只组织些消费合作社、争取“公平分配”、制定“城市交通政策”、“住宅政策”、“市政工人政策”等微小的经济改良措施，并把这种投降主义政策叫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甚至公然提出把社会民主党改变成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
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三一九页。）例如，普列汉诺夫就曾揭发出伯恩施坦否认最终目的的口号，是从资产阶级学者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论社会和平》一书中抄袭来的。他反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贫困化的理论和改良主义的政治观点，则是从反动的尤利乌斯·沃尔夫教授和资产阶级“国家社会主义者”布连坦诺那里偷运来的。因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后，立即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热烈的赞扬和喝采。纳乌曼在《救济》杂志一八九九年第四期所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一文中高兴地说：“伯恩施坦在批评马克思主义时……批判得很好、很巧妙，而最重要的这是他批判的。如果是我们批判的，那末这就是‘敌人’批判的，但如果这是他批判的，那末就是‘同志’批判的”。德国自由派京特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运动》一文中说：“修正主义本身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良相比较只不过气质不同而已”。甚至最反动的《普鲁士年鉴》也相信“伯恩施坦所理解的工人运动并不含有任何革命主义的因素”。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刚刚巩固起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工人运动内部曾引起了极大的混乱。福尔马尔、奥艾尔等机会主义领袖与伯恩施坦结成一伙，更加嚣张起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人物如卢森堡等虽然与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但总的说来，这种斗争是不彻底的。当时党内绝大多数人包括拉法格、李卜克内西、梅林等左派代表，没有把马克思主义者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的分歧，提高到关系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严重政治问题的高度，因此对这场斗争并未采取应有的坚决措施。而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则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调和主义。他们否认党内存在着危机，说伯恩施坦反映着对“新道路的追求”，“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信心，而是使得我们思考，为这一点我们应该感谢他”。因此，虽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一八九八年）、汉诺威（一八九九年）、吕柏克（一九○一年）、德累斯顿（一九○三年）等历次代表大会上，都讨论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问题，但对他仅限于“同志式的辩论”，并没有削弱或剥夺他在党内活动的阵地，因而每次大会的决议，只是在形式上谴责一下修正主义而已。党的领导集团甚至不支持下层组织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反而一味同伯恩施坦讲团结，还派他参加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这种做法，实质上就是允许修正主义者和革命者在党内和平共居，使修正主义合法化。
历史证明，这种姑息、妥协的软弱态度不仅不能克服修正主义，而且更加怂恿了伯恩施坦的反马克思主义活动，使他得以利用党内的地位与国内的、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沆瀣[hàngxiè航（去声）懈］一气，逐步在党内占了上风，以致不仅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丧失了它在国际上的巨大威望和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地位，并且最后导致整个第二国际的破产。三
二十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方面的转变。这时，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愈来愈尖锐化，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真实面目也愈来愈暴露了。
一九○○年，伯恩施坦退出了《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经常撰稿人集团，成为《社会主义月刊》（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刊物）的经常撰稿人。一九○一年，伯恩施坦由国外回到德国。一九○二年当选为帝国议会的议员。在他当议员的期间，写了许多文章，作了许多讲演，积极宣传和推销修正主义，在思想上政治上愈来愈无耻地投靠资产阶级。
伯恩施坦积极支持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政策，把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活动说成是“输送文明”，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最有力的杠杆之一”。他极力反对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诬蔑它是“野蛮人反对扩展文明的起义”。他甚至想把这种思想推广到国际上，在一九○七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曾竭力维护实行“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的决议草案。
伯恩施坦不仅反对政治性的总罢工，而且反对一九○五年俄国工人的武装起义，说什么“政治罢工”和“街垒暴动”“应该当作无谓的生存牺牲加以抛弃”。
伯恩施坦极力向人民散布战争恐怖与和平主义的幻想，说战争会使“整个整个的文明”“毁灭”，“我们赞成中央党（即德国天主教党——本文作者注）所背叛了的口号：在地球上确立和平，给人们以欢乐”。
战争把机会主义的腐朽、下流和卑鄙全部揭露出来。一九一四年八月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后，伯恩施坦马上站到本国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立场上，积极推动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赞助和批准帝国政府的战争拨款，成了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直接帮凶，成了举世公认的叛徒。
在战争期间，伯恩施坦收到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谴责他的叛卖行为的很多来信。他开始意识到，支持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已使他自己和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外的社会主义界”丧失了“迄今在民主欧洲享有的巨大政治威信”。为了挽回这种威信，他千方百计地企图掩饰他的叛徒行为。他参加了“中派”分子组织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于一九一七年四月成立），摆出一副好像要与右派脱离的姿态，实际上只是为了暂时蒙蔽一下群众的眼睛。一九一九年，他又回到了右翼社会民主党中。四
修正主义者是自己不革命，又反对别人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国工人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伯恩施坦表现了刻骨的仇恨；从此他走上了公开反苏反共、反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他用最疯狂、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十月革命和领导这个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他说，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变得“粗糙化了”、“变得野蛮了”，布尔什维克“相信野蛮暴力的全能”。又说，布尔什维克不懂得“马克思恩格斯所了解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之间的区别”，是“教条主义”。说“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一个不断进行着的拙劣试验”，它不仅加剧了俄国“经济的混乱”，而且“狂热的布尔什维主义信徒的冲击给德意志共和国的社会创造劳动”带来了“损害”等等。这些说法，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的诬蔑完全是同出一辙的。
一九一八年末，伯恩施坦担任了德意志共和国国家金库（即以后的财政部）的助理，经常参加内阁核心的重大会议，为资产阶级政府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出谋划策。当时他为了反对工人总罢工、游行示威等革命活动，经常向工人讲演，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叛卖活动进行辩护，向工人群众宣扬什么“不要过火行动”，“要采取正常的合法手段”，“一切通过民主选举的国民议会”等等。他向资本家献媚说：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领导的运动，“那末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就不仅是革命，而且会有无政府状态以及和它相连的恐怖。”一九二○年伯恩施坦又成为共和国第一届国会议员。一九二一年，伯恩施坦到柏林大学作特邀讲学，后来他把他的讲稿集印成一本书，题名《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就在这时，他还假惺惺地说“我宁愿把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只限于在社会主义家庭内部相互争论的范围内”以欺骗世人。
一九三二年，伯恩施坦终于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走到坟墓里去了。但是，伯恩施坦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向敌人卖身求荣等叛变活动，却成了后来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
注：伯恩施坦的叔父阿伦·伯恩施坦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柏林国民报》的编辑。这段话转引自《恩格斯传》，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二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