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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改变了对一位老贫农的看法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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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64-06-21
第2版()
专栏:

我改变了对一位老贫农的看法
辽宁安东县前阳公社胜利大队挂网沟生产队长 张德财
我们队里有个老社员,名叫王雨亭。他今年五十七岁,从小就给地主放猪、扛活,累成了“罗锅”。十五年前老伴下世了,没留下儿女,现在他孤身一人,炕上地下全得自己干。可是这些年来,他在队里干活从来没误过一次工,每年都做三百多个劳动日,是队里数得着的好劳力。有时候别人劝他:王大爷,身板不好少干点吧!队里又不太缺人手。他听了不太满意:“我腰没断,腿没瘫,吃饱穿暖不干点活干什么?”他心直口快,看到别人做了不利集体的事,就批评,不怕得罪人。一九五九年,他在蔬菜组当组长,有个社员晚上私自拔了几个萝卜,让他看见了,说了多少好话他也不听,第二天就把这事告诉干部了。秋天起胡萝卜,有的人一边拔一边吃,他狠狠地批评他们。前任队长的妈妈拿了两个回去给小孙子吃,他说什么也不让:“你儿子当队长,你怎么能随便拿队里的东西呢,你拿了大伙也跟着拿怎办?”秋天稻子熟了,他看见谁家的鸡鸭没圈起来,糟蹋稻子,就捉住送到队里,坚持照章罚款。平时他看见谁干活不卖力气、不用心,张嘴就批评。
天长日久,有人背后就议论开了,说他“越老越糊涂,有福不会享”,“孤独棒子人,天生就是怪”。有人公开讽刺他是:“三队长”、“义务管理员”、“老钱锈”、“老怪头”……,有些社员干活时离他远远的。日子长了,我听了这些七言八语,也觉得这个人是有些倔,小理小气的太怪;肯劳动倒好,可不该这样招惹人啊!
有一次我在地里干活,随便和他唠,我说:“王大爷呀,怎么很多社员都对你有看法呢?”话音刚一落,他有点气哼哼地朝着我说:“怎么?别人对我有看法,你当队长的对我也有看法?”被他这样一问,我倒真答不上来了。我一边干活一边想:是呀,老王头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呢?
后来我就留上心看他到底什么事做的对,什么事做的不对。有一年,队里种了一亩青麻,小苗出来以后就赶上插秧,没顾得侍弄。插完秧,社员放了两天假,都办自己的事去了。他看麻苗和野草一齐长,就坐不稳了,一个人蹲到地里一点一点整整弄了两天,把一片青麻地收拾出来了。当时他谁也没告诉,后来才知道是他干的。八月初,青麻叶该打了,他又自动利用午休时间,一棵棵打好了。稻子快熟了,家边道边的稻子有的扑倒了,他就抽空一棵棵扶起来,用包米秸绑上。队里买了些石灰,块大,有些社员不愿意去砸,嫌呛;他却一声没吭,三天砸了九千多斤,怕砸得不细,又用筛子筛了一遍。他自己日子过得非常仔细,手里积攒了三千多元存款,可是一件棉袄穿了三十年,一年到头就是年节才买三五斤肉。可是他对集体、对别人,手一点也不紧。种地时队里牲口料不足,他从家拿了三十斤高粱米来;社员崇喜家有困难,他张嘴就借给一百元;青年社员于作礼结婚没有房子住,他听说了就把自己的房子腾出一间来。
这些事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对比前后的事情,我翻来复去想了又想,开始认识到:不是老社员王雨亭错了,是我自己错了。王雨亭八岁就给地主放猪、扛活,一直扛到三十九岁,三十多年挨打受骂,忍饥受冻的,不知受了多少苦。记得有一年,他给一个姓贺的地主干了一年,吃的是猪食一样的饭,干的是剥皮一样的活,秋后一算账,还没赚下一双草鞋钱。这样的人今天怎能不一心一意靠集体,勤劳节俭,大公无私呢!他没有忘本,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而我这个贫农出身的人,当上了干部,竟然连谁好谁坏都分不清。越想越觉着惭愧。
认识提高了,我就下决心主动接近他,表扬他。队里换化肥缺粮少钱,他主动拿出三百七十斤稻子,一百元钱借给队里,我在社员大会表扬了他。别人看场园一冬烧两千斤好稻草,他看的时候就光烧乱稻草和稻糠。队里送粮缺细绳扎口袋,他一早一晚搓出六十多丈。夜里下大雨,他起来冒雨把大车一台台拖进棚子。……。这样的事真是太多了,数不过来。每当他做了这些好事,我都及时表扬他鼓励他,号召大家向他学习。有时候我和社员一起干活闲唠也说:老王大爷无儿无女一个人,这么大年纪了,还和咱们一样干,把队看成自己的家,真使人钦佩!社员都点头称赞。说人家一心为集体,真值得学习。就这样,慢慢就把这个老贫农在队里树立起来了。过去背后议论过他的人,现在尊敬他,学他。
有了这样的好社员,我当队长的像多了一个膀臂,少操很多心。有时候我出去办事,他就领着大伙把活干了;什么事情疏忽了,他就提醒你。所以,我看了“佟金凤”的文章以后(“贫农佟金凤的革命风格”,见六月十一日本报第五版),就想到了我对王雨亭的态度。现在,我更明白了,当干部的什么时候也得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大大发扬像佟金凤、王雨亭那样贫农的革命风格。他们是队里的顶梁支柱,支持他们,鼓励他们,集体经济没有个办不好的。
(原载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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