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利息理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利息理论”
郭家麟
在资产阶级的庸俗的“利息理论”中，除了那些相互剽窃的论点之外，几乎每人都可成为一派；但其主要说法不外下列几种。
“生　产　力”　说
所谓的“生产力”说，简言之，就是说资本是生产的，因此，资本应得到它的报酬，利息就是资本从事生产服务的价格。
“生产力”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萨伊、马尔萨斯、图能、卡莱、罗雪尔、克拉克等。根据萨伊的说法，一切财货的产生，都是由于三种要素（自然、资本和劳动力）的合作。这些要素好像是生产基金，国家一切的财富就是从这生产基金产生出来，而且构成国家财产。这就是萨伊的所谓“三位一体”公式。根据这个公式，劳动应得工资，资本应得利息，土地应得地租，根本不存在剥削现象。用萨伊的话来说，利息就是资本服务的结果。但是，当有人问他资本如何服务时，他就不能回答了。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他说：“资本必须与人类的活动一起工作，就是这种合作，我称之为资本的生产服务。”但是，资本和人类的活动一起工作所得到的生产服务、或生产出的产品，究竟是工人的劳动果实呢，还是资本的劳动果实呢？很明显，没有工人的劳动，资本是不会生产出任何产品，作任何服务的；能够生产和服务的只是工人的劳动，而不是资本。
德国历史学派的罗雪尔认为，利息是资本效用的价格。他举了许多例子企图证明不靠劳动，资本也能生产剩余价值；如雪茄烟、酒、乳酪等产品，仅是由于消费的延缓，并不需要参加一点劳动，就能得到较高的价值。这种论点，马克思在批判詹姆士·穆勒和麦卡洛克时已经作了有力的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分析了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的意义的同时，指出不能混同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这两个范畴，否则，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马克思还指出：“一些商品停滞在生产过程内（例如存放在窖中的葡萄酒）；在这个时期内，没有劳动被使用在它上面，它不过被安放在一定的自然力作用下。……但这个时间，在人们计算中，好像也有利润生出来。在这个时间内，商品是不安放在劳动下的，但这个时间，仍被当作劳动时间考察。”①罗雪尔正是重复了詹姆士·穆勒和麦卡洛克的错误。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边际生产力决定利息，这种“理论”只是把资本能生产剩余价值的理论，增加了一个更唯心的观点，认为利息是由资本生产的，但决定利息的大小是根据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也就是说，“前后一个单位的资本所增加的产量，决定了利息的标准。”（克拉克：《财富的分配》）这种“边际生产力”的说法，完全是建立在“收益递减”规律的基础之上的，认为在工人人数不变的条件下，每增加一单位资本所提供的产品，要比以前增加资本时为低，利息是由最后增加的资本来决定的。这种论点只是一种老错误的新提法。列宁在批判“土地收益递减”规律时，已彻底地揭露了这种方法论的错误。列宁写道：“事实上，‘追加的（或连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以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技术的革新为前提的。要大规模地增加投入土地的资本量，就必须发明新的机器、新的耕作制度、新的牲畜饲养方法和产品运输方法等等。”②列宁斥责
“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拥护者们把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的变化撇开不谈，正如同只看见火车在站上停着而看不见火车在轨道上跑一样。列宁的批判对这些主张“边际生产力”说的人仍然是完全适用的。
“生产力”说，宣扬使用鱼网比徒手捕鱼多，使用农具和肥料可以多收获农产品；而鱼网、农具、肥料都是资本家用资本买来的；同时又想尽一切办法歪曲利息和利润的关系，企图证明资本家所得到的利润是由资本带来的。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鱼网、农具、肥料，都只是代表物化劳动，它们本身不能带来任何新的价值。资本家的利润根本不是资本带来的，而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时　间　偏　好”　说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们捏造种种谬论，企图说明利息在生产之前就已经存在，甚至不生产也能存在。在这方面，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特别卖劲。他找出一个“时间偏好”的说法来为借贷资本家和食利者们作辩护。
所谓的“时间偏好”，就是说，“一个人愿意在某一时间内保有一定数量的物品和劳务，而不愿在另一时间保有”；也就是说，人们宁愿现在保有某物或劳务，而不愿在将来保有；宁愿在最近将来保有，而不愿在遥远的将来保有。从这个心理作用出发，庞巴维克认为利息的产生和决定，取决于下列因素。
第一，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之间价值上是有差别的。现在的物品是由现在的供求情况而得到它的价值；未来物品则在未来时间里当我们有了它们的时候，才由类似的供求情况得到它们的价值。人们对当前就能得到一定数量的物品的评价，总是要比未来可能得到的同样数量的物品的评价，要高一些。
第二，人们对未来的考虑，特别是对遥远的未来的考虑，都或多或少是不完全的。这是因为：（一）对于未来的估计不会相信它一定能够实现；（二）由于意志薄弱，常会把将来需要的钱用于现在；（三）由于人寿有限，所以即使将来的预料确有把握，也会轻视将来财物的价值。
第三，现在的财物在技术上有其优越性，就是说现在的财物，在技术上是满足人类欲望的更优越工具，因而比较将来财物，有更高的边际效用。所以，现在财物的价值高于未来财物的价值。
庞巴维克根据他以上的唯心主义论点，得出结论说：在经济社会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普遍现象，即将来财物的主观与客观的价值都较少；少到怎样的程度，要看离现在时间的长短而定。所以如想把未来财物变为现在财物，则价值上即应有折扣，这个折扣就是利息。因此，用最直接的话来说，利息是由现在财物和未来财物之间价值上的差别所产生的。（庞巴维克：《资本肯定论》）
自从庞巴维克于一八八九年出版了他的《资本肯定论》，提出了他的“边际效用”说和“时间偏好”说后，由于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急先锋，因而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极大重视，几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二十年间，所有资产阶级的“利息理论”，都只是庞巴维克理论的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产阶级“利息理论”的重心虽然转至熊彼得方面，但是，熊彼得的“利息理论”差不多完全是以庞巴维克的理论为依据的。庞巴维克的“利息理论”是十分荒谬的。一个稍具科学头脑的人，很容易就会看出，主观评价不过是心理和精神现象，它决不可能创造价值；同时时间因素也不可能增加价值。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劳动，利息无非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如果像庞巴维克所说的，利息真是主观价值上的差额的话，那么在各种生产方式下的利息都没有任何区别了。这样就抹煞了利息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息体现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它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高利贷榨取。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利息的存在，但本质上就完全不同了。此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从事生产是为了利润，现在财货价值和未来财货价值的变动，由利润多少决定，决不是由心理上的原因决定的。“可　贷　资　金”　说
“可贷资金”说是瑞典学派所倡导的。这一学派的代表主要有魏克赛尔、林达尔、米尔达尔、俄林等人。他们认为，利息是信用或贷款的价格，因而利息决定于信用或贷款供求曲线的交叉点。他们把信用的供求分为净额和总额两方面：所谓净额是指新的信用，而总额则包括未清偿的旧信用。在某已知时期内，某一些人所愿意增加的各种债权及其他资产的数量减去另一些人所愿意减少的数量，即形成这一时期的信用供给曲线。同样，在某已知时期内，新债权的供给减去旧债权的清偿形成各种信用的净需求量。在信用市场上，这些信用的价格（也就是利息率）决定于它的供求曲线，正如商品市场上价格决定于商品供求曲线的交叉点一样。（俄林：《斯德哥尔摩理论的一些注释》）
瑞典学派的这种说法，首先是把利息的产生问题局限于货币范畴，同时又以货币范畴代替了借贷资本的范畴；把利息的产生和决定都说成是“可贷资金”或货币运动的现象。他们错误地把利息率归结为信用或贷款的供求关系，而不是依存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不是依存于借贷资本的运动。他们所谓的
“可贷资金”和借贷资本完全是两回事。“可贷资金”只有在它被用来参加“货币——商品——货币”的流通时，只有被用来直接或间接地剥削他人的劳动时，才能成为借贷资本。事实上，利息的产生和决定都不能取决于信用或贷款的供求，而只能取决于资本的借贷。瑞典学派的“利息理论”和他们以前的传统庸俗政治经济学者一样，都想用“货币——货币”的假象来混淆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真象。这种理论实在是太庸俗、太简陋了，甚至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罗伯生也说，“可贷资金”理论是一种常识的解释，符合于一般人所熟知的资金市场实况。这种“理论”还被目前一些庸俗经济学者捧为一种新的“利息理论”。其实他们所谓的“新”，只是在那些陈腐的老庸俗理论中，改换了一些名称，加上了一些“事前”与“事后”的解释而已。
“灵　活　偏　好”　说
利息决定于个人心理的“灵活偏好”，这种说法是凯恩斯所捏造的。他说：“所谓利息，乃是在一特定时期以内，放弃周转灵活性的报酬。盖利息率只是一个比例，其分母为一特定量货币，其分子乃一特定时期中，放弃对此货币的控制权，换取债票，能够得到的报酬。”（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实，他的“利息理论”大部分是剽窃来的，“灵活偏好”只不过是
“时间偏好”的改装，把利息局限于货币的供求正是瑞典学派的说法，而他所谓的投资决定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的论点，又只是把“边际生产力”说的因果倒置了一下。只是到了凯恩斯手中就加上了许多伪哲学和伪科学的行话，使读者对他的“理论”感到高深莫测而已。
根据凯恩斯的定义，所谓灵活性，就是指在不损害其原有价值的条件下，变成现金的难易程度。这样说来，现金本身就是灵活性最大的资产，其次是商业票据、股票，至于机器、厂房等就很难一下子不亏本而变成现金，因此，灵活性很低。据他说，人们的心理都偏好于灵活性，也就是说喜欢保留现金，这就形成了对货币的需求。在货币供给方面，银行固然可以利用公开市场政策，从事证券的买卖，以伸缩货币的供给量，但是，如果人们的灵活偏好比货币数量增加更快的话，利息率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上升。不管凯恩斯用了多少骗人的名词，说穿了只不过是说利息率由货币数量和“灵活偏好”来决定，也就是由货币的供求来决定。对货币的供给，主要是看银行如何改变货币的数量；而对货币的需求，则是决定于上述的“灵活偏好”。
凯恩斯的“理论”所以成为今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原因在于他的“利息理论”给垄断组织提供了谋取最高利润的理论根据。他强调较高的利息率会导致经济危机，因此主张财政金融当局应以通货膨胀、降低利息率、并实施所谓的“投资社会化”的方法，以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和就业量。
凯恩斯固然用他所捏造出来的“灵活偏好”前提，推论出他预先拟好的结论，但是应当指出，不仅他的前提不能成立，而且他的推论也是漏洞百出，他的结论则更是反动透顶。就他的
“灵活偏好”的前提来说，如果说它是合乎实际的话，只能是合乎资产阶级的实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人民，绝大多数是寅吃卯粮，根本考虑不到“灵活偏好”问题，只有肥头大耳的资本家才有考虑的条件。同时在他的推论中，他把利息和利润完全分开，没有看见利息是利润中分割出来的一部分。两者不能独立地变化，更不能假设一者不变，而单对另一者进行调节，以刺激投资、解救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身，想用几个臆造出来的心理因素来解释危机，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从他推论出的结果来看，他以增加货币流通量来降低利息率的建议，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垄断资本掠夺劳动群众的最恶毒手段之一。在通货膨胀下，劳动群众的货币收入保持不变，但是，生活资料的价格却急剧上涨。结果是劳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或贫困化，而一小撮垄断资本家越来越富有。这就是凯恩斯降低利息率、防止危机的结果。所以说无论从他的前提条件、逻辑推论和预期结果来看，凯恩斯的“利息理论”和他的其他理论一样，都是极端荒谬的。
＊　＊　＊
上述四种资产阶级“利息理论”，只不过是他们“利息理论”里流行最广的四种，其他还有“效用”说、“忍欲”说、“期待”说以及其他种种的折衷的说法。
综观资产阶级的“利息理论”，真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同样地想尽办法企图避免利息理论和剩余价值这个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发生联系；力图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利息学说，从而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无数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利息学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它愈来愈为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所掌握；而资产阶级的“利息理论”是捏造的、反科学的，它日益被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所识破。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必将把资产阶级的庸俗的经济学说全部抛进历史的垃圾箱。
①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二○八页。
②《列宁全集》第五卷，第八十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