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上到手上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从心上到手上
　　尉如澜
曲沃县杨谈公社杨谈生产大队，经过长期摸索，以提高农活质量为中心，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的劳动管理制度。他们的这套制度，受到晋南地区以至山西省许多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重视。大家对他们以质量标准为主计算劳动定额的办法特别感兴趣。大家普遍感到：这是提高社员集体主义思想的好办法，也是更全面更准确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好办法，它使新技术的普遍采用和农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得到了管理制度的保证。可以说，农活质量标准是政治、管理、技术“三结合”的最重要的一个“结合点”。
在推行这个办法的过程中，不少地方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开头执行觉着很“灵”，过了一个时期就渐渐地坚持不下去了；有些地方刚开始推行不久，就碰了钉子。同样一个制度，为什么在杨谈就那么有效，到别的大队就行不通了呢？
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这一套科学的劳动管理制度，从产生到推行，直到逐步提高，都进行了大量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都有丰富的、生动的思想内容，都要依靠党组织坚强领导下的贫农下中农阶级队伍。有些大队在学习和运用他们这一套制度的时候，只取“外壳”，不求“灵魂”，只是简单地照抄条文，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样，就把活生生的制度变成了死板板的条文，群众没有从思想上接受它，自然行不通。
杨谈大队是如何处理思想政治工作和劳动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呢？这有好几年的曲曲折折的过程。
科学的管理制度来自先进的思想
杨谈大队以农活质量标准为主计算劳动定额（简称“质量工分”）的办法，是一九六一年创造出来的。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杨谈同许多地区一样，遭受了严重的旱灾。特别是一九六○年的百日大旱，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困难。但是，他们始终坚持集体化方向，充分发挥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威力，战胜了严重旱灾带来的重重困难。一九六一年春天，他们进一步贯彻执行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广大社员参加集体劳动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可是，有些社员没有把这积极性用到正确的地方，做活贪求数量，不顾质量。大部分社员对这样的现象很有意见，许多贫农下中农老社员意见更大。
党总支对部分社员做活质量不高的问题作了认真分析，认为根本原因是有人用旧思想从事社会主义劳动，也就是说，在一部分社员心里还没把集体和个人的位置摆对头。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扬群众中的积极因素，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
一九六一年六月，先后召开了讨论提高农活质量的全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和各队的社员大会。一连七个晚上，队队都在讨论：要工分还是要质量？不讲究农活质量有没有高的产量？农活质量不高是技术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这是一场新旧思想的大交锋。贫农老社员郎子发说：“农活质量高低主要看心劲高低。一心向集体，手就听指挥。技术差点劲，可以去练习。”还有的贫农社员说：“农活质量先在心上，后在手上。”不少社员主动检查了以往的错误观点——干活快，挣下工分是自己的；农活做得不好，是属于集体的。大家深刻地认识到：不讲究农活质量，工分是空的；每干一件农活，先要想到能增产多少粮食和棉花才对！
这次讨论，实际上是反映两条道路的两种思想的一场斗争。经过讨论，贫农下中农维护集体利益的思想占了上风，社会主义正气大大发扬起来。讲究农活质量光荣、不讲究农活质量可耻的新风尚，从此逐渐树立起来。
随着群众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大家对农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时，一个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在三千多个社员中，总有先进的和后进的；在农活质量上旧的差距消失了，又会出现新的差距。再说，新的技术标准不断出现，有些人对新的质量要求往往不熟悉。究竟怎样作才算高质量？大家都希望有个“标尺”、“规矩”。这时，原先的劳动管理办法（基本上按数量计算劳动定额，对质量只有笼统的要求，没有明确的标准；责任不很明确；验收也不很严格），显得落后于群众的要求和实际的需要了。
究竟在劳动管理方面采取些什么科学方法才能适应提高农活质量的要求呢？解决问题的出路还得在群众中找。党总支发动干部和社员都来研究、摸索。
有一天，大队畜牧股长巩鸿昌和三队的十多个女社员一起打掐棉顶。干活前，鸿昌在地头先交代了大队和生产队的质量要求：每苗必须留足八个果枝。这是大家议定的新的农活质量标准。大伙儿一进地，虽然都很重视打掐的质量，但很少有人认真查看每苗的果枝是不是留够了。巩鸿昌在地里一边劳动，一边又对大家进行了一番重视质量的教育。大部分人表示他说的对；但也有少数人反驳说：“生产队派给的活是打正顶，俺挣的也是打顶的工分，谁还能顾上一苗一苗查看果枝够不够？”鸿昌一面听，一面想，一面和大家议论，脑子里慢慢理出了个头绪来：原来问题出在劳动定额和计酬办法太笼统。于是，他根据在畜牧上试行过的办法，提出一个建议：把劳动定额分成质量工、数量工两部分，一亩打顶的工分对半开。打完一亩，算一半工分；留够果枝，算另一半工分。哪项不够标准，就少算哪项工分。大伙同意试试看。果然，新的质量标准的实现有了保证。但是，这样一来，干活进度减慢了，比在别的地里没有严格按质量标准干活的社员少得了工分，大家又吵了一顿。鸿昌带着问题原原本本向党总支作了汇报。
党总支非常重视巩鸿昌的新发现，反复多次进行研究，并建议各队都来试验这种按质量、数量两部分来计算劳动定额和劳动报酬的新办法。经过几次试验和修改，大家公认：计算“质量工分”是劳动管理上的一大改进。采取这个办法，能使社员养成重视农活质量的习惯，能使社员在农活质量问题上把关心集体利益和关心个人利益更好地统一起来。
党总支又组织全体党员和干部认真讨论，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为了不断提高农活质量，既要不断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思想，又要不断改进劳动管理制度；一方面用先进的思想统率科学的制度，另方面用科学的制度促进先进的思想。
经过各队社员大会和全大队社员代表大会讨论，社员群众也都很赞成新的劳动管理办法，把它规定成了一套制度，逐步把重要的农活都按质量要求分项规定了“质量工分”。
先要严格要求干部和他们的亲人
杨谈大队的“质量工分”制度之所以能行得通，并能坚持下来，重要关键之一在于做到了严格检查验收。而做到这一条的前提，又在于队干部能够打破情面，以身作则。党总支书记王德合说的好：“群众几千几百双眼都看着干部哩！要是干部行得不正，验收时打不破情面，偏向亲人，管理制度再好，也难以执行。”
杨谈大队在开始推行“质量工分”制度的时候，头一关就碰到一些干部打不破情面的问题。
党总支发现这一问题，就组织全体干部讨论。大家认识到，如果干部不坚持原则，一味装“老好人”，只能是：怕麻烦，却带来大麻烦；怕“得罪”人，结果大得罪人；好制度，落得个行不通；想要高标准，结果成了低标准。因此，干部决不能徇情顾面，偏三向四。
为了严格执行“质量工分”和验收制度，杨谈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首先把严格的要求放在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身上。一九六三年收麦期间，五队妇女队长陈云儿带领社员割麦。头一晌她自己割的麦子就有一部分没有达到茬不过寸等质量标准。她主动作了检查，带头按规定少记工分，并立即改进操作。干部能带头，社员也就随着赶了上来。不仅干部违犯制度从严处理，连干部家属违犯制度也从严处理。在杨谈，总支书记王德合，副大队长谭福群，政治指导员李来旺，作业组长黄宝善，都曾经因自己的儿子、女儿做活达不到质量标准，主动领着孩子到队里扣工分，作检讨，并严格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十二队队长吴德胜，上地验收妇女锄棉花的质量时，先验收自己老伴做的活，看到不合质量标准就要她返工。社员们一看，没等老吴说别的，凡达不到要求的都主动返了工。一件件活生生的例子，使社员从干部身上看到了应该怎样对待集体的制度。大家积极地向干部学习、看齐。有些生产队开始执行“质量工分”等一套制度时还有些困难，干部以身作则之后，制度的执行就比较顺利了。严格执行制度不是迷信制度
杨谈大队党总支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制度是为了给人们提出一个标准，而不是为了用它“卡”社员。要把制度执行得好，最重要的还是要靠思想政治工作。社员思想通了，认识提高了，就会自觉地执行制度，而且会越执行越严，越执行越好；反之，你就是把工分全扣完，农活质量也不会提高，反而会形成社员和制度“顶牛”，再好的制度也执行不了。从这里，大家得出了一条结论：必须严格执行制度，但是不能迷信制度。
认识到这一点，经过了曲折过程。“质量工分”开始推行的时候，有些队干部怕“得罪人”，推行不开。“得罪人”的思想解决了，有些人反过来又把一切希望全寄托在制度上，认为有了“质量工分”制度，就有了“卡”社员的好办法，只要把住工分“关”，该扣就扣，该罚就罚，不怕农活质量提不高。实际如何呢？偏偏是事与愿违。一九六二年麦收期间，第二队个别干部不愿做艰苦的思想工作，只简单地下达了收麦的各项“质量工分”。结果，有一小部分社员为了多挣工分，索性只求快不求好，有意只要数量工分，不要质量工分。他们这样干一天，虽然被扣了质量工分，合计下来，工分并不少得；可是集体的麦子却损失了很多。队干部碰了这个钉子，只好反过头来重新做思想工作。他们先给社员们算了一笔账：一亩小麦丢五斤，全大队八千亩小麦就要丢掉四万斤，足够一百三十个人吃一年……。接着，在地头会上，表扬了收割质量比较高的社员，不指名地批评了不讲质量的错误思想和作法。社员思想通了，质量标准也就全部达到了。
大队党总支向各队党支部介绍了第二队的这次教训和经验。从此，各个生产队在每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开始前，在宣布各项农活的质量标准时，总是首先对社员群众做思想工作，说明道理，解答疑问；并且从党员和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的实际行动中，树立各项农活质量的活标准；每段农活作完了，就作一次评比，进行表扬、批评。他们把这种作法概括为两句话：事前要讲清道理，事后要比个高低。这样，就进一步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在劳动管理的各个环节中了。
经过一再实践，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更加懂得了：要把新的管理制度坚持下去，只是一般地讲讲道理还不够，还得对一个个人、就一件件事，进行细致的工作。赶车送粪的一项质量要求是：牲口路上屙下粪必须收起来。十二队社员孙禄荣赶车送粪就是不肯照这项规定办。有一次，被老队长吴德胜碰见了。老吴一没批评他，二没扣他的工分，只是唤他把车停下，然后一声不响地自己动手替他把粪拾上了车，拾完扭头就走了。孙禄荣大受感动，告给别人说：“老队长这样做，真比批评我一顿还厉害，比扣工分更厉害！”从此，他干活按质量标准办事了。
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点点滴滴渗透在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过程之中，渗透到社员的心上和手上。如今，“质量工分”在杨谈大队绝大部分社员的心目中，已经不只是计算劳动报酬的标准，而且成了社员是否热爱集体的标志。
依靠贫农下中农不断提高农活质量
随着集体主义思想的提高，社员做活质量越来越高，部分社员，特别是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主动超过规定的标准。今年，五队社员柴娥子、王玉娥等五人被派到棉田地里整地拍土块。按队里规定每亩只投二分工。她们一见别的队拍得比本队好，就主动加拍了一次，每亩用了四分工的工作量，作完后，谁也不肯告诉别人，每亩仍然只记二分工。队里发现了，要补给她们工分，她们说：“不再拍一遍，心里过不去，份内的事，还能多要工分！”社员们就是这样自觉地重视农活质量，爱护集体利益。队里还是坚持给她们补了工分。
广大社员不仅重视自己的荣誉，而且更加重视集体的荣誉。一个作业组中，有一人做活质量不高，大家就不满意，不等队干部检查，就会有人主动提出意见，帮助改进。
在“质量第一”的集体主义思想推动下，杨谈大队的男女社员掀起了学习技术的浪潮。过去，有少数老中农、上中农在技术上是“全把式”，但是他们在集体生产中常常故意同队干部为难，不肯把全套本领拿出来。特别是在播种等重要农活的紧要关头，这些人更要摆架子、讲条件。党总支决定：一定要帮助贫农下中农社员，特别是年轻力壮、大有可为的贫农下中农青年社员，在技术上赶上和超过老中农、上中农！在党、团组织发动下，近二百名青年拜老农为师，精心学技术，苦心练本领。在贫农下中农社员中，父亲教儿子、丈夫教妻子、嫂子教小姑等师傅带徒弟的活动广泛开展着。
大队党总支和管委会的同志们还考虑到：不能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的技术水平上，一定要排除老中农、上中农在技术上的保守思想对社员群众的影响，一定要发动社员掌握新技术。贫农下中农社员、特别是青年社员，首先积极响应党总支的号召，每年冬季大队举办的技术训练班，报名的总是大大超过可能容纳的人数。为了满足社员们的要求，又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了夜校，除了农事活动大忙季节以外，定期上政治课、技术课、文化课。
在越来越多的贫农下中农掌握了传统的农活操作技术并且掌握了许多新技术以后，少数以传统技术见长的老中农、上中农服气了。他们不但不再在农活紧要关头“拿捏”人，反而主动地要求多干些技术活了。其中有的人还主动要求参加学习新技术。他们的思想也有了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