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对待史料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历史地对待史料
　　周修强
在关于隋炀帝开运河的讨论中，有的作者为了论证运河在隋代已经起了有益的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南北经济交流，引证了《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卷十《户口考》：
“开皇九年，任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至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
“文帝之初，有户口三百六十余万，平陈所得又五十万，……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极盛也。”
实际上，这两段资料并不能说明运河促进隋代经济的发展。《田赋考》所载垦田数的增加是从开皇九年到“大业中”，并没确指大业几年，而隋代运河是大业六年才完成，不能说明运河开凿促使垦田面积增长。至于《户口考》一条，则为开皇初与大业二年的比较材料，人口迅速的增长远在运河开凿完成之前四年。如果说它标志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话，与其说是运河开凿的作用，不如说它是开凿运河的潜在的经济的冲动力。可见，混淆、颠倒了史料的时间，会错乱因果关系，而无从正确地阐明历史。
这篇文章为了说明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南方经济发展超过北方，写道：“到隋唐时代，更加如韩愈所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稍后又重引这句话。这引文作者没注明出处，实引自《韩昌黎全集》卷十九《送陆歙州诗序》，此序系韩愈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八○二年）二月所作，指的是九世纪初的情况，而作者概言隋唐时代，未免失之过宽。况且，贞元间“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并不能说明江南经济已超过北方，这一现象有它的特殊的条件。运用历史资料必须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空间和条件。贞元末唐财政主要依靠江南，是因为安史乱后，经济发达的河朔、淄青藩镇拥兵割据，其他强藩也割留中央两税，中原地区又因战乱破坏，无法提供更多的赋税，元和二年（公元八○七年）李吉甫所撰《元和国计簿》便谈到这一情况。当时全国共四十八道，而“每岁县赋入倚办止于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见《唐会要》卷八十四，杂录）所以，“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在特定的时期、空间与条件下是正确的。而游离了安史乱后藩镇割据、中央征税地区缩小的具体条件，用它来判断南方经济已超过北方，并把它概括为“隋唐时代”的情况，是不可能揭示历史本质的。
因此，研究历史问题，必须把史料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放在一定的地区内、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