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人物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英雄人物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
李树谦
金为民、李云初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的文章《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刊于《光明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的后一部分，谈到社会主义文学中新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作者说：“要塑造能够充分体现当代的时代精神的英雄形象，是不是只要让他们最集中地表现出‘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表现出当代最先进、最革命的精神（当然同时是个性化了的），就有可能塑造出当代的英雄典型呢？要不要表现当代英雄与当代亿万革命人民在精神上所共有的精神状态或广泛存在的精神联系呢？（不仅有革命的、先进的，而且更有普通常见的、平凡的人之常情；它们不是革命、先进的，可也并非就是不革命、反革命的精神因素）”。问题的提出虽然用的是疑问句式，但不难看出，作者对前一个疑问句的回答是否定的，对后一个是肯定的。在作者看来，只有这样才不致于以“革命臆想”来“拔高”人物，为“反历史主义倾向开辟道路”；才会使人物具有“不同历史阶段特有的历史具体内容”，即所谓“历史具体性”。我们认为金为民、李云初的“想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用来指导文学创作的实践则更是有害的。
一、是谁为反历史主义倾向开辟道路
金为民、李云初不同意姚文元的社会主义文学要表现“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违反“历史具体性”，为“反历史主义倾向开辟道路”。事情果真如此吗？到底是谁违反历史具体性，为反历史主义开辟道路呢？
我们是生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但历史并不是按照少数反动阶级的愿望发展的。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实践决定着我们时代的内容，决定着我们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着怎样曲折、复杂、长期的斗争，无产阶级必将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反映历史发展这一客观要求的、反映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和理想的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就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的精神，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精神，痛恨帝国主义、一切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精神，为在我国和全世界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到底的精神。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宏伟事业。当代英雄人物作为推动时代前进的先进力量，作为阶级意志和理想的自觉的体现者，站在这个伟大行列的最前面。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下，在艰巨、复杂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把自己的精神境界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共产主义的高度。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鲜明最充分的体现。雷锋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正是从时代的革命洪流中涌现出来的千万个共产主义新人的光辉代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强调社会主义文学要反映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塑造当代英雄人物的形象，就是为了使文学更真实地反映我们的时代，以适应时代和人民的需要。
我们都会记得恩格斯一八八八年写给哈克纳斯的信。恩格斯在这封信里批评了女作家的小说《城市姑娘》。他说：“这篇小说还不是充分地现实主义的。照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九页）为什么说《城市姑娘》不是充分地现实主义的呢？因为作家把伦敦的工人写成是消极的群众，这样的工人形象对于经过了几十年斗争的伦敦工人阶级来说是不够典型，不够真实的。恩格斯要求现实主义作家应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就是要求作家站在时代发展的水平上，表现代表时代先进力量的新的人物，表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事隔七十六年，历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已经打倒了一个旧世界，并正在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建设一个新世界。塑造我们这一时代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已经是摆在每个革命作家面前的头等重要的历史任务。但是，金为民、李云初对当代的英雄人物及其体现的时代精神视而不见，却热中于鼓吹在当代英雄人物身上表现“不是革命、先进的，可也并非就是不革命、反革命的精神因素”，企图把“叱咤风云”的当代英雄表现成平庸的消极群众，请问，这哪里还有丝毫的“历史具体性”？这不是为“反历史主义倾向开辟道路”又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的文学是最富于革命理想的文学。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六三页）高尔基也说：“我们的艺术应该站得比现实更高，并且在不使人脱离现实的条件下，把他提升到现实以上。”（《文学论文选》，二五四页）这不是以“‘革命臆想’去代替革命发展中的现实”，不是脱离现实去“拔高”人物，而是为了使文学更好地适应现实的革命发展，更好地表现时代的真实，更好地塑造时代的英雄，从而更有力地推动时代的前进。金为民、李云初却以反对“革命臆想”、“理想化”之名，行反对创造符合工人阶级革命理想的英雄形象、反对英雄人物体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之实。他们歪曲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硬是把英雄人物压低到现实以下，主张把英雄人物写成不是革命的却也并非是不革命、反革命的消极人物。请问，这哪里还有丝毫的“历史具体性”？这不是为“反历史主义倾向开辟道路”又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文学必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塑造当代的英雄人物形象，不仅是时代和人民的要求，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正由于努力反映了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我们的文学才充满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的内容，放射出时代的异彩，成为革命事业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任何企图使我们的文学脱离新的时代、新的人物的作法，就只能使它停滞、衰落，并最后蜕化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文学。
二、金为民、李云初“理想”中的“英雄人物”
金为民、李云初“理想”中的“英雄人物”是怎样的呢？在本文开头所引的一段话中，他们已经交代得清清楚楚了：
第一，在当代英雄人物身上不应只表现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而且要表现与当代亿万革命人民在精神上所共有的精神状态或广泛存在的精神联系；
第二，这亿万革命人民的精神状态，就是不仅有革命的，先进的，而且更有普通常见的、平凡的人之常情（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李）；
第三，这普通常见的、平凡的人之常情，就是作者最后补充说明的，不是革命、先进的，可也并非就是不革命、反革命的精神因素。
显然，作者是主张在当代英雄人物身上不应表现革命的先进的精神因素，而应表现不是革命、先进的，可也并非就是不革命、反革命的，即普通常见的、平凡的人之常情，否则就塑造不出“能够充分体现当代的时代精神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问作者，你们所说的“人之常情”的“人”，是指的什么人呢？即或就算是你们在前面提到的“亿万革命人民”吧，但是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至二页）可见，人民是区分为阶级的。你们所指出的不是革命的可也并非是反革命的人，恐怕是不包括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吧！因为工人阶级是彻底的革命的阶级，其他劳动人民也是要坚决革命的。其次，你们所说的“人之常情”的“情”，是指什么人、什么阶级的“情”呢？“爱”应当算是一种“情”吧！但是“自从人类分化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七二页）同样，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也决没有各种各样的“统一”的“情”。你们所指的不是革命的可也并非是反革命的“情”，也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情”吧！因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敌我分明、爱憎分明，有着极其深厚的革命感情的。再次，既然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阶级的“情”，那么所谓“常情”，不同阶级便有截然不同的标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为是正常的，剥削阶级就认为是反常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为是好得很的，剥削阶级就认为是糟得很。譬如，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看来，刘胡兰、董存瑞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是建立在高度的阶级自觉的基础上的英雄行为，他们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但这却不符合资产阶级的“常情”，他们诬蔑说这不过是一刹那的感情冲动；他们还认为艺术作品中的刘胡兰、董存瑞的形象是不真实的，认为人没有不惜命的，在死亡面前任何人都会有五分钟的动摇。又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为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忠于革命、忠于党的革命精神是高尚的；但这是不符合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常情”的，他们诬蔑说“雷锋不是人”，“是失去了个性的个性”。（苏联《共产党人》一九六四年第九期编辑部文章《反对文学艺术中的教条主义和庸俗化》，见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第七版）
因此，“人之常情”说，是资产阶级超阶级的人性论观点，宣扬这种观点就是企图调和阶级矛盾，模糊阶级界限。所谓要在当代英雄人物身上体现“人之常情”，所谓要表现出当代英雄人物的“历史局限性”，其实质无非就是要挤掉英雄人物身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因素，抽掉英雄人物的革命灵魂，把各种旧思想、旧感情硬装到英雄人物身上；就是要以作者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来改造当代英雄；使他们成为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人物。
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过在正面人物身上根本不能表现来自旧社会、来自当前社会其他阶级的思想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客观的、静止的表现他们与这些旧思想、旧感情的联系，而是要表现他们怎样向这些旧思想、旧感情作斗争，怎样和这些旧思想、旧感情彻底决裂。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过不能描写所谓“中间人物”，但是第一，决不容许用中间人物排挤和冒充英雄人物，或把英雄人物写成中间人物。在社会主义文学中英雄人物必须占主体地位；第二，在表现中间人物时，我们不是欣赏、巩固其中间状态，而是表现他们怎样经过艰苦的努力，摆脱中间状态，进入先进的行列。只有这样表现才是符合生活真实的，只有这样表现才会对人民群众有积极的教育作用。
三、用什么思想影响和教育人民群众
要不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要不要塑造当代的英雄形象，这直接涉及到社会主义文学的社会作用的问题。
我们党一贯正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经济领域中的革命，也是政治思想领域中的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是物质的建设，同时又是精神的建设。譬如，我们要把五亿农民教育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劳动者，要把广大青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强可靠的接班人，这就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精神建设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精神建设比物质建设还要艰巨、还要复杂。
社会主义文学在人的思想革命、精神建设中，担负着严重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把革命的文学看作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五○页）。在今天，就是要把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团结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革命旗帜下；就是以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教育人民，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帮助他们抵制、肃清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促进他们精神世界的革命化。
我们要求社会主义文学体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时代精神并努力塑造最能体现这一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决非出自任何人的“革命臆想”；而是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上的迫切需要。我们都知道，哲学的命运，要看哲学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程度如何而定。文学的命运也是如此。我国当代文学由于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伟大的时代，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风格的英雄人物，获得了广大人民的热爱。象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青年革命农民梁生宝，大公无私、敢想敢干的李双双，以及丁海宽、何文进、赵五婶、萧继业等，都成了广大人民学习的榜样，这些英雄人物以其强大的革命思想光辉为人民群众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试想，社会主义文艺如果不充分体现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的精神，怎么可能教育人民永远作革命派；社会主义文艺如果不充分体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怎么可能动员、鼓舞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进行顽强的斗争；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中英雄人物的思想品质、精神面貌如果大大落后于实际生活中人民群众的水平，怎么可能促进一代共产主义新人的成长。革命的文艺不反映革命精神，社会主义文艺不体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那么，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岂不是有其名而无其实；革命的文艺、社会主义的文艺不反映工农兵的实际利益，不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那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岂不也变成了一句空话。
问题还不止于此。
思想领域是没有真空的，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一定去占领，无产阶级思想的任何削弱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加强。金为民、李云初说社会主义文学应表现“不是革命、先进的，可也并非就是不革命、反革命的精神因素”；我们说，不宣扬革命的、先进的思想，就只能是宣扬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这种文学就只能是以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思想腐蚀人民，消磨人民的革命意志，模糊人民前进的方向，使人民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吗？没有了。
要不要反映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要不要塑造当代英雄人物，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否反映社会主义时代，能否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原则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否战胜资本主义文艺从而占领文艺阵地的根本原则问题；是关系到要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要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文艺的根本原则问题。这就是我们与周谷城，与金为民、李云初分歧的根本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