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二而一”论的反辩证法实质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合二而一”论的反辩证法实质
萧述
本文是对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一个评论。杨献珍同志曾就对立统一规律的问题，发表过一系列言论。这些言论，有的已经由《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介绍给读者。这些言论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很自然的，因为一分为二还是
“合二而一”的问题，显然不属于用语性质，不是词句之争，而是对于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问题。这次讨论涉及到许多理论原则问题，同当前的现实生活密切有关。
本文只限于讨论一个问题，即：什么是对立面的统一？杨献珍同志曾经着重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
——“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语，‘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
——“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在观察问题的时候，要‘一分为二’”。
——“‘统一’则为‘不可分性’的意思。‘对立面的统一’，意即对立面的两个东西本来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
——“对立面的统一思想，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的。”
——“所谓统一，就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不可分地联系着的，而硬把它分开，只抓一面，这是人为的，是违反事物本性的。”
——“辩证法就是研究对立面是怎样同一的（统一的）。求同存异。”
——“这就要求研究对立面是怎样能够同一的。此‘同一’是指的共同要求。”
——“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
这就是杨献珍同志提出来的“合二而一”论。杨献珍同志把这个“合二而一”论当做对立统一规律。然而在我们看来，这完全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是同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观点直接相对抗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本身都是一分为二的，即统一体分解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部分，对立的双方，又统一，又斗争。列宁曾经为“对立面的统一”下了一个极简要的定义，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同时又认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统一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对立面的斗争，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泉源，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在任何情况下，对立双方的矛盾都是无法调和的。斗争的结果，统一体必然瓦解、破裂，对立的一方克服对立的另一方，从而引起事物的根本变化，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一分为二，是客观事物的本性、本来面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毛泽东同志说：“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②“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③
杨献珍同志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说，“对立面的统一思想，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的”。这种说法究竟是不是辩证法呢？根本不是。辩证法承认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联系，但并不承认矛盾双方的联系是固定的，它们是不可分离的，矛盾统一体是牢不可破的。对立双方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所说：“只存在于它们的分离之内，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对立之内。”④这种相互联系，是对立的联系，斗争的联系，而不是没有斗争的联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对立双方的互相联系，实际上是斗争中的这一方要克服那一方，那一方也要克服这一方。社会内部的新旧势力之间，它们的联系所展开的，就是它们的互相否定、互相斗争的状态：新的方面要使旧的方面由大变小、由强变弱、以至消灭，使自己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直至取得完全的胜利；旧的方面则力图抵抗这种变化。斗争的过程是曲折的，但斗争的结局，新的方面最后终将克服旧的方面，而使旧的统一体归于瓦解、破裂，出现完全新的事物。马克思说，辩证法“对每一个已经生成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从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⑤。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对于任何一种联系形态，从“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这正是革命的辩证法，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论。
把对立统一说成“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的”，怎么能够称得上是辩证法呢？难道把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统一，说成“只是”指的这两个阶级“不可分离地联系着”，是辩证法吗？难道把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对立统一，说成“只是”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而不强调它们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和关系，是辩证法吗？难道把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对立统一，说成“只是”指的它们“不可分离地联系着”，而不着重指出它们的不可调和的对抗关系，是辩证法吗？“合二而一”论者把矛盾双方的互相联系绝对化，认为矛盾双方不可分离，这不是什么辩证法，而恰恰是反辩证法。从这里得到的不是革命的结论，而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结论。
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⑥。又说，辩证法的“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⑦。如果按照杨献珍同志所说，事物本身是“合二而一”的，只有联系而无矛盾，只有统一而无斗争，那末，什么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泉源呢？
杨献珍同志所谓“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在观察问题的时候，要‘一分为二’”的说法，纯粹是一种诡辩。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事物，必须而且只能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完全一致的。而按照杨献珍同志的说法，事物既然是“合二而一”的，“合二而一”既然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规律，那末，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观察它，岂不是“违反事物本性”吗？实际上，杨献珍同志这里说一分为二是认识方法，完全是一种欺骗手法，是要为“合二而一”论打掩护。在他那里，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实也是统一的，就是都是“合二而一”。这也就是他自己反复说的，要“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起来”。
这种论调，当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来，事物的本性是一分为二，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所以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都是能够分析的，都是应当分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观察事物，首先就是要如实地把它分解开来。所谓分析，就是按照事物一分为二的本来面貌，分析事物中包含着的对立双方的具体情况和相互关系；何者居于支配的地位，何者居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们具体的统一和斗争的关系如何，形式如何，它们的发展前途如何，在什么条件下，一方才能克服另一方，新事物才能代替旧事物。我们必须这样去认识事物，并由此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任何事物，大至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小至各种日常斗争，都只有运用这种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政策，从而引导斗争达到胜利。
这里我们可以提起一件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曾批评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说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贫穷和富有这“两个事实合而为一”，把两个对立的东西合成“一个整体”，并且“向这个整体本身询问其存在的前提是什么”，这是完全不对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贫富之间的这一全部对立正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运动，整体存在的前提正是包含在这两个方面的本性中”。而神圣家族兄弟们却“避不研究这个形成整体的真正的运动”，他们“高居于两个对立方面之上”，只承认贫穷和富有“合二而一”的“整体”，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认识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讲了上面的意思以后接着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面，“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本著作中，把资本主义社会“一分为二”，考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指出：“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⑧，等等。这种考察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本著作中就形成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观点”⑨。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观点、阶级分析的观点，考察中国的社会，中国的革命，世界的革命，从而阐述了并且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
毛泽东同志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⑩
杨献珍同志恰恰是忘记了这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他根本不去考察矛盾的各个方面，不去了解矛盾各方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双方斗争的情况如何。杨献珍同志热中于引证黑格尔。实际上，他同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只热中于把两个对立面“合而为一”。这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杨献珍同志把这种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陈腐不堪的思想，冒充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他的用意何在，不是很值得人们想一想吗？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看一看，杨献珍同志把对立面的统一说成“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的”，这个说法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有必要指出，象杨献珍同志那样，把事物的相互联系看成是排除对立斗争的一种“联系”，把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曲解成只是“对立面的结合”，在近代哲学史上，是不乏其人的。普列汉诺夫就是一个。普列汉诺夫把对立统一规律说成就是“对立面结合的原则”。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批判过的德波林派的观点，也是如此。
德波林的观点，是当时孟什维克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哲学上的一个表现。德波林对于对立统一规律，口头上承认，实际上反对。他站在“对立面单纯结合”的立场，在主张对立面的结合时，实际上排除了斗争或斗争的绝对性。德波林的这种“对立面的结合”，又完全是折衷主义的。他不去认识对立双方处于何种不同的具体的地位，不去区别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只承认对立双方的交互作用，而不承认对立双方中必有一方处于主导地位，起主导的作用。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导到“对立物的和解”。德波林自己就曾经这样说过：“正题和反题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面，而是互相调和的对立面。”?
德波林在检讨他的错误时承认，他主张“对立物的和解”，是他的一个“最严重的错误”，“这不用说等于在政治上陷入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利害协调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指出德波林派的见解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并且指出，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也发生过极坏的影响，要我们注意肃清这种影响。
看来，这样一个任务今天还继续摆在我们的面前。
杨献珍同志虽然也曾声明他是反对“把‘对立面的统一’歪曲成为‘对立物的和解’”的。但在实际上，他在说到对立面的统一、联系时，却有意回避或抹煞斗争和斗争的绝对性。杨献珍同志说，辩证法只是研究对立双方的“共同要求”和“求同存异”的。他的这种说法，同德波林的“对立面和解”的思想，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两样。
矛盾的同一，果真就是象杨献珍同志所说的，是单指的对立双方的“共同要求”和“求同存异”吗？
唯物辩证法研究对立面是怎样能够同一的（统一的），不仅要研究对立面是怎样、在什么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要研究它们是怎样、在什么条件下互相转化。毛泽东同志说：“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列宁所谓‘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
不论研究对立面的互相联系也好，或研究它们的互相转化也好，都不能脱离开矛盾的斗争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所说的同一，不是其他意义上的同一，乃是互相区别着、矛盾着、斗争着的对立面之间的同一。不能离开斗争性谈同一性，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要实现互相转化，必须通过斗争。世界上没有一事物、一过程的变化和转化不是经过斗争的。毛泽东同志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互相对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具备着转化的可能性，但是难道能够说，不经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能实现这种转化么？事物的任何一种状态，量变状态或质变状态，都是由对立双方的斗争引起的。量变是为事物的转化准备条件，根本的质变，则是事物转化的实现。量变、质变，都要通过斗争。所以毛泽东同志又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不论哪一种性质的矛盾，统一总是相对的，斗争总是绝对的。否认这一点，就等于否认对立统一规律，即否认辩证法。一个革命者面对着现实的矛盾，当谈到对立面“在怎样的条件下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时候，着眼点首先应放在斗争上，即首先应考虑经过怎样的斗争为事物的转化准备条件，并经过怎样的斗争“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形而上学者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谈矛盾的同一性时，却总是强调统一而漠视斗争。马克思在谈到穆勒时，曾写道：“在经济关系——以及它所表示的范畴——包含对立的地方，在矛盾和矛盾的统一存在的地方，他总是强调对立的统一，而否定对立。他把对立面的统一化为对立面的直接同一。”?
毛泽东同志也说过：“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
杨献珍同志的那个“合二而一”论，对一切事物中矛盾着的双方的全部关系，片面地归结为八个大字：共同要求，求同存异。这正是极端有害的形而上学，而不是辩证法。
杨献珍同志在谈到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处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的时候，表面上称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说这是党在实际工作中成功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他特别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反对革命急性病而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中的抗日分子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必须指出，杨献珍同志在这里对于统一战线的历史，对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没有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论，他只是用片面的叙述，来“证明”他的抹煞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所谓“共同要求、求同存异”的主张，来“证明”他的“合二而一”的论点。
大家知道，我们党为了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领导全国人民反对了国民党政府的反革命内战、封建买办法西斯独裁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在党内，反对了“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的“左”倾错误政策。抗日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建立，就是由于我党在党外党内进行了这样的斗争，并不是象杨献珍同志所说的只是什么“求同存异”的结果。
杨献珍同志在讲到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片面地强调各阶级的“共同要求”，闭口不谈各阶级在抗日问题上的不同政策和它们之间的利害冲突。
杨献珍同志看不到不同的阶级在抗日问题上的不同立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抗日要求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利益，主张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人民的新中国。国民党的抗日要求只是代表了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开始时实行片面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继续压制人民，随后又坐在峨嵋山上袖手观战，准备随时在抗日人民的背上插上一刀，窃取人民抗战的果实；勾结敌伪，宣扬臭名远扬的所谓“曲线救国”的谬论。其目的要继续维持国民党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继续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并且准备把中国变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完全殖民地。
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曾经分析当时国内外的形势说：“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
这就是说，在国内，在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界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未消失。事物发展的过程，还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除了在抗日问题上有某种程度的共同要求以外，依然存在着根本利害冲突的相互斗争。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曾几次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党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坚决地进行了必须进行的阶级斗争，击破、打败了蒋介石的反共阴谋。
在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党内产生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就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合二为一，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使之融合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及其政党等等事实。具有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以王明为代表，提出了所谓“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反对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反对“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他为了讨好国民党，甚至宣传抗日胜利以后依然只能是反动的蒋介石国民党的天下，而不能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的天下。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对于这样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或者说，新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保证中国革命事业在日本投降后的短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所有这些，究竟应当怎样评价呢？对于这些，杨献珍同志避而不谈。以“全面性”自誉的杨献珍同志，为什么对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经验，根本不做全面的论述呢？
在我们和国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破裂以后，在同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的团结破裂以后，这时对立双方已经说不上有什么“共同要求”，蒋介石企图篡夺全部抗战果实，而发动了全面的反革命内战。我党领导全国人民用革命战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战争，并最后消灭了反动派。为什么杨献珍同志对于这段历史又避而不谈呢？
在旧的统一战线即同国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完全公开地分裂以后，党根据国内外情况的新变化，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组织了反美反蒋的更为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这个新的统一战线内部，也还存在着不同的阶级，还是又有团结又有斗争。为什么杨献珍同志对于这段历史也避而不谈呢？
事实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是由斗争得来的，而且要由斗争来保持，并保证其向有利于人民革命力量壮大的方向发展。这时斗争的目的是双重的：为打倒共同敌人而保持必要的联合，反对对方破坏团结、对敌妥协投降、限制或“融化”革命力量的种种阴谋诡计；同时，也为自己准备未来斗争的条件，尽可能壮大自己的力量，确保自己最终胜利的前途。在历史上，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政党、集团，最后胜利属于谁，往往要看双方在统一战线中（如果曾有过这种统一战线的话）的策略及结局如何，谁最善于发展自己的力量，谁能为未来斗争准备条件，即准备好克服对方而不被对方所克服。代表先进的阶级、政党、集团，不管走的道路如何曲折，总是会得到最后的胜利的。机会主义者不懂得这一点，他们只喜欢“合二而一”，所以他们必然要失败，必然要被敌人打倒在地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失败的教训已经不少了。
两个敌对阶级的利益既然是根本冲突的，那末，它们为某种共同目的而联合起来，这种联合虽然对两方面说来都是必要的，但不可能是永久的。因为，站在反人民立场的阶级及其政党，总是要首先发动破裂统一战线。革命的阶级、政党、集团，在同对立的阶级、政党、集团联合的时候，就必须对它们的破裂阴谋和行动，随时警惕，有所准备。当联合必须保持的时候，当然要力争联合，以斗争求联合。当破裂不可避免的时候，就要敢于进行新的斗争，敢于夺取胜利。
杨献珍同志经常教训人们“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去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在上述所有问题上，他自己却根本谈不到什么掌握对立统一规律，什么尊重辩证法。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附带提一下不久以前哲学界曾进行过的关于思维和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讨论，那次讨论也曾吸引很多人注意。杨献珍同志虽然没有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但他是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这种主张的主要创议者。他坚决认为思维和存在之间是没有同一性的，是不能讲同一的，谁讲了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就是“原则同格”论，就是“马赫主义”。这也是一个很离奇的理论。如果象杨献珍同志所说那样，思维和存在之间不存在同一性，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那末，存在怎样能够决定意识，意识又怎样能够反映存在呢？是不是意识超然独立于存在之外呢？如果事情象杨献珍同志所说的那样，那末，物质怎样能够变精神，精神又怎样能够变物质呢？是不是精神和物质是彼此完全孤立而不能互相转化呢？杨献珍同志的这个见解，看来也要从他的“同一”论去找根据。如上所述，杨献珍同志所承认的同一，是绝对的、抽象的同一。思维和存在之间自然没有这种同一，而只有辩证的、具体的同一。杨献珍同志表示无法理解这后一种同一性，即具体的同一性，他之反对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观点也就是不可怪的了。
否认存在和思维具有同一性，就是否认“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个人显然不能这样说：我承认“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原理，但是不承认存在和思维具有同一性。因为这是明显的自欺欺人，任凭怎样玩戏法、变魔术，也是变不出道理来的。而一切否认这个原理的人，就实际上不可能理解作为存在和思维（或物质和精神）互相转化的基础的革命实践的意义，其结果，必然要引导到轻视革命实践、轻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轻视革命的群众运动，直至和革命群众运动站在直接对立的地位。这是必然的逻辑的结论。在杨献珍同志那里，事情正是这样。杨献珍同志对于革命实践所持的轻视态度，他对于革命群众运动所抱的资产阶级老爷的态度，是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一种反映；同时，他的这种态度和他的陈腐不堪的认识论之间，无可否认，也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注：
①⑦⑨《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八、
四○八、九页。
②《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③《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
第二版，第二九三页。
④《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四八页。
⑤《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
第二版，第ⅩⅩⅢ。
⑥《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二七八页。
⑧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二、四
三、四四页。
⑩《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页。
?德波林：《论康德的辩证法》。见《马恩文库》第一卷，俄文
版，一九二四年苏联国家出版局版，第六四页。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第五版，第三七二页。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一八、三一六
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
年版，第三五页。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二一、三一八页。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三联书店一九四九年版，第九九
页。译文有订正。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一八页。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四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