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阔的天地里成长——访在福建音西大队落户八年的大学毕业生林鸿达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在广阔的天地里成长
——访在福建音西大队落户八年的大学毕业生林鸿达
黄岑　孙明
我们是在繁忙的春收和插秧季节来到福建省福清县音西公社音西大队访问林鸿达的。这位在音西大队蹲点扎根将近八年的大学毕业生，打着赤脚从田间回来，把我们带到他的家。
林鸿达现在是福清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干部，是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的特约研究员，今年春天，被评选为省的先进工作者。他是一个学农的大学毕业生扎根农村、为社会主义农业服务的榜样，他所走的道路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林鸿达向我们叙述了大学毕业后的历程。
生动的一课
“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在福建农学院农学系毕业了，被分配到福清县，当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在音西乡陈金土领导的初级社驻点。音西农民见我是大学毕业生，都以一种既尊敬又好奇的眼光看待我。我当时也自命不凡，认为指导一个初级社的农业生产不成问题。不久，老农陈世良跑来问我：究竟我们这里一亩晚稻，配多少人粪，多少草木灰，多少垃圾才适合？这一下就把我难住了，只好含含糊糊地支吾过去。我看到音西大队当时作物产量很低，水稻每亩两季才五六百斤，番薯一季才三四百斤，原因是红壤地带地力很差，肥料又少。我翻翻外国农业教科书，看到‘草田轮作制’一章，便向干部老农们建议是否采用这种办法来增强地力。他们听了哈哈大笑道：林同志，我们这里一口人摊不上一亩地，拿一半地种草，岂不是要叫我们喝西北风吗？
“农民要我解决的事解决不了，我要农民推广的新技术推广不了。我怀疑自己在农村的作用，以为农民要的是生产经验，不一定是科学理论。这种技术推广工作用不着大学毕业生来干。”
“这种思想是怎么转变过来的呢？”我们问。
林鸿达接着谈起他在农村生活中的第二段经历。
“一九五五年冬天，农业局领导上派我参加农业生产潜力调查组。在整整四个月时间里，我和其他同志跑遍福清县的山区、平原和海岛，向农民调查轮作制度、农事活动、作物品种分布、肥料潜在力、土壤分布类型等等。这次调查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让我初步看到了农村的复杂实际和农民的丰富生产经验。
“比如，在学校里我以为草田轮作制是世界上最好的轮作办法，可是我在调查中发现农民从来不把田地种牧草，他们采用水旱轮作办法，在一块地里，一年种水稻，一年种花生，或用豆——薯、油菜——稻等等养地和耐肥作物隔季轮种法，既解决了保护地力、增加肥料和避免病虫害等等复杂问题，又取得了相对的高产。又如我在沿海看到一种‘下里胡’稻子，八级大风也刮不掉谷粒；在滨海地区，有一种‘杠莱稻’，用海水灌溉也能长穗结实；在野猪很多的山区，当地农民培育出一种叫‘野猪梗’的水稻，每颗谷粒上都长有一条尖利的芒刺，野猪一啃，喉咙就被梗住，因此它们见到这种稻子，就远远避开。这次调查，使我相信，农民有科学，有知识。
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调查结束后，县里把我调到新建的海口农场工作。在那里两年，我经受了反右派斗争教育，又通过参加体力劳动，学会了挑土、挖土、整地、施肥等技术，我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
“一九五八年我又回到音西。当时人民公社已经成立了，社员们意气风发，我也受到很大鼓舞，暗暗下定决心要在农村干出一点名堂来，还把爱人、孩子等一起带到音西落户。后来，我倡议的一些新技术逐渐被干部和社员所采用，于是我的头脑发热了，对一些外地先进经验，不分主客观条件，一味照搬。例如我去龙田公社参观了番薯大畦密植经验回来，干部问我音西能不能推广，我一口肯定‘能’，没有考虑人家是沙质地，此地是粘土地。结果，那年冬天番薯结得像胡萝卜一样，一株只有几两重。社员们为此给我提了不少意见，还贴了我的大字报。
“当时，我很难过，好几夜睡不着。我的邻居贫农林孝捷见我心情不好，跑到我家说：‘你这个人工作还肯干，只是年纪轻一点。种田这件事是无底深坑，上季和下季不一样，上丘和下丘地也不一样，你要用新方法，先试一试，不要一下子种那么多。’
“‘那增产不是慢了吗？’
“‘不会慢，今年慢一点，明年后年就快了。我们农民不会那么笨，有增产好办法不去学。我们是有把握的才学。你是拿工资的，搞失败了还有工资拿，我们农民要是不管成败，那怎么行呢？你想想我们的心，就知道人家批评你的用意了。你不要灰心，还应该好好把稳当的新技术教我们。’这时，党总支书记陈德顺和工作组长余敷蕴也来开导我：干革命还能一点错误都没有？有错就改嘛！搞试验总会有失败的时候，不要怕。出了问题我们来负主要责任。我们要用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回答群众的批评，今后我们合搞些试验田，好好干它一下。
“听了这些亲切的话，我又惭愧，又感动，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挑灯读着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文章，里边的几句话像灯塔一样照亮了我前进的方向：‘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最大的幸福
“从此以后，我关心生产，决心向群众学习了。我学习插秧、犁田、整畦、施肥等本领，留意观察社员们的耕作栽培方法，并详详细细地作了记录。我还拜了当地富有生产经验的干部和老农为师，随时向他们请教。党总支也加强了领导，根据当时生产需要，出些题目让我研究，又安排我和干部、老农合作搞小片试验田，帮助制订技术推广计划。
“一九五九年春天，有些富裕中农起来反对密植试验。有五个种田经验丰富的富裕中农联合起来种一丘‘稀植试验田’，株行距竟达一尺左右，扬言要创音西最高产量。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我和几个老贫农就在他们的‘稀植试验田’隔壁搞个‘合理密植试验田’。结果，他们每亩收了五百十五斤，我们却收了六百四十六斤，他们只好低头认输。社员们高兴地说：阿达哥（这是社员对我的亲切称呼），从前你搬书本和外地的东西，我们不相信；现在，你们做出了样子，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希望你多想些这样的种田新办法。县里修建了大水库，音西实现了自流灌溉，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但是有些生产上的难题还无法解决，小麦防冻就是一个大难题。种早小麦怕冻害，种晚小麦怕锈病。我和干部、老农研究了当地群众的经验，想到了更换良种的办法。于是，我从省农科院要来一些抗锈力强的麦子，进行了对比试种，结果发现‘华东五号’比较理想。收获时，支部组织社员来参观评比，大家相信了这一种麦子可以抗锈，就纷纷把早麦改成晚麦。现在音西百分之五十麦地用了这种良种，已取得高产稳产的效果。
“我本来怀疑农民不一定需要的农业理论，后来才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前几年，在上级的领导下，我们普查了音西大队的土壤，发现这一带的红壤土，酸性强，土壤含氮钾较多，含磷很少。这是当地群众习惯施用人粪尿和草木灰的结果。我用过磷酸钙和钙镁磷等磷肥作施肥对比试验，果然，施过磷肥的作物，结实特别饱满。这两年来，若干作物实行了氮、磷、钾结合合理施肥，对提高单产起了作用。老农林孝德怕春寒烂秧，我翻书给他看，说明这里习惯用的深水育秧会烂秧，用浅水湿润秧田能防止。林孝德一试很灵，很快就在全大队推广了。
“我在音西快八年了。这段期间，我亲眼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农村面貌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我刚来时，这里年年闹旱，而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田地实现了自流灌溉和电动灌溉；我刚来时，这里每年要国家供应二三十万斤粮食，而现在一年有两百万斤粮食卖给国家；我刚来时，社员住得不好，吃得也不好，而现在村村盖了新房子，家家有了余粮，户户装上电灯，而且，新的学校、医院、工厂、商店都在这里出现了……当我看到这些，想到在音西的变化过程中，有着自己的一份劳动时，心里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之感。
“对于科学研究工作，我更有另一番体会。从前我看到一些同学，在学校当助教、当讲师，有时也写出一些科学研究论文，我曾怀疑过农业科学工作者是不是非下乡和农民结合不可。现在，我看清楚了，要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只是关起门来研究，他只能在一大堆第二手的材料里打圈子，他可以写论文，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创造出类似音西群众这样的科学轮作的经验，更不可能体会到科学理论和实践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后的好处。每当我想到这里，我便深深地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教导我走上这条康庄大道……”
路越走越宽
林鸿达对记者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但是，还必须补充一些他自己没有说过的事情：
林鸿达自从和农民打成一片，通过与干部、农民结合的办法进行科学实验工作以后，他的路就越走越宽了。他成为受到音西社员欢迎的人，社员们都亲热地称他“阿达哥”。
八年来，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后的五年中，林鸿达与社员一起，测定各种田地的土壤特性，总结传统耕作经验，摸清音西大队土地的脾气，又在这个基础上积极向社员传授农业科学技术。他指导各生产队先后引进和培育了几十个水稻、小麦、大豆等优良品种，并推广了其中的二十七种。他传授了各种化肥和农家肥的综合施肥经验，研究了当地水稻、花生、甘蔗、小麦等各种病虫害的防治办法，以及田间管理的措施。他建议大队推行在冬闲田里种植绿肥和豆科作物以改良土壤的经验，他把外地的先进轮作方法介绍进来，又和干部社员一道试验适合当地的水旱轮作、间作、套种的方法，创造了红壤地带以田养田、以作物养作物而又能提高复种指数的轮作复种制度，这是音西大队产量逐年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九六三年，这里的四千六百三十亩双季稻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二百六十斤，花生平均亩产达到五百三十七斤，甘蔗平均亩产达到一万零一百二十一斤。这个成绩固然是全队五千社员共同努力取得的，但与林鸿达的积极试验和推广新技术是分不开的。
在省委的关怀下，音西大队成立了科学研究委员会，生产队组织了科学研究小组，参加这些组织的有干部、老农、知识青年等二百多人。最近省有关部门抽调了几位学农的大学毕业生，作林鸿达的助手。他对这批新来的同志们说：“党就是阳光、雨露，党就是温床，有了党的领导，先进的科学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我们的任务是：沿着毛主席指示的方向，更紧密地和农民结合。群众就是我们的先生，大田就是我们的实验室，我们要在音西田野上扎扎实实地干，拿出更丰硕的成果来。”
我们访问了大队干部和社员，听听大家对林鸿达的反映。
社员陈德顺说：“‘阿达哥’生活朴素、作风艰苦，和干部、社员都合得来。这同刚来时比较，简直变了一个人。”许多社员谈了不少“阿达哥”的好事，但是最使我们感动的还是这样两件事：
一九六○年，福清暴雨成灾，东张水库有漫堤的危险，领导上动员社员全部搬上山暂避，林鸿达听了什么也不带，只把大队珍藏的三十斤小麦良种扛走；
前二年，社员们养的猪有好几头病了，大家都在发愁，这虽然不是林鸿达份内的事，他也跟着发了愁。他专门到畜牧兽医站住上好几天，学会诊断、治疗猪牛病的技术，回来后，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凡是社员猪生病了，他都上门应诊。一次社员林家金的猪得了急性肺炎，已经磨好刀准备宰掉，事情被林鸿达知道了，夜里十点钟赶去，又打针，又针灸，一直守护到天亮，结果治好了。一年之内，他共治好五十多头病猪。他还学会了为牛、鸡治病。社员们都夸奖他：“我们的‘阿达哥’真能干，什么都会呵！”林鸿达和广大农民群众结合以后，他的思想感情变了：他爱上了音西，爱上了音西群众，爱上了音西的一草一木；而音西的人也爱上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