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农民战争中的“伪降”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怎样看待农民战争中的“伪降”
林剑鸣　高景明
李秀成被俘后是真降还是“伪降”？这是评价李秀成讨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李秀成是“伪降”，是“苦肉缓兵计”，应当赞扬①；而有的同志则认为，李秀成是真降，是叛变革命，应当批判②。看来，争论的双方都持有这样一个标准：假若李秀成是假投降，把投降当做挽救革命的一种策略，那么我们便应当对他加以同情、惋惜，甚至赞扬。实际上，不仅在评价李秀成的晚节的问题上有这种情况，而且许多同志在评价历史上某些农民起义领袖时，也都持这种看法。例如，有的同志对于宋江的接受“招安”，就认为是“保存实力”，以便“待机会再活动”③；对于一六三八年张献忠的受“抚”，也认为是“实际上都在养精蓄锐，待机再起”④；对于清代回族起义军领袖杜文秀向清政府自杀乞降的行为更赞不绝口，认为他是舍身为民，表现了“一个对群众忠心耿耿，正气凛冽的革命者”⑤。
这种观点，我们认为大有商榷的必要。
一
让我们首先研究一下究竟应当怎样估价农民战争过程中农民首领“伪降”的作用，即是不是象有些同志说的那样：“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少的农民起义军在穷蹙的时候，利用伪降以取得重振旗鼓的机会”⑥，是“保存革命力量的策略”呢？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复杂的阶级斗争以及革命家在这场斗争中应采取什么策略，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如果要拟定一张包治百病的药方，或是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共同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⑦我们也并不反对农民革命家在革命斗争中采取进攻的、强硬的或退却的、让步的策略。但是，策略应当服从于整个革命斗争的最终目的，应当服从于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暂时的退却、妥协也是为了迂回地通向既定的革命目标，是保持群众“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的斗争方法⑧。那种“伪降”之所以应当批判，首先是因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实行阶级的妥协，只能削弱群众对革命的信念，涣散革命斗志，瓦解革命力量。
是的，在有些情况下，“伪降”从表面上来看，是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免遭牺牲，但是，如果取得免遭牺牲的代价是重新被奴役，那么，这种免遭牺牲的方式，从来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革命者历来就不会被这种牺牲所吓倒，而只会被这种牺牲所鼓舞，浴血前进。向敌人屈膝求降（哪怕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甚至是假的）与向敌人坚决斗争，它们之间是有原则区别的：坚持革命与放弃革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恩格斯曾针对一八四八年柏林议会借口保护人民免遭牺牲而向敌人乞降的行为作过严厉的批判：“不错，如果议会和人民抵抗，也许会被击败，柏林也许会遭到炮击，也许会有千百人死亡，而仍然不能阻止王党的最后胜利。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立刻缴械乞降的理由。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⑨
历史上许多“伪降”敌人的起义军领袖，他们所得到的并不是什么“重振旗鼓的机会”和“保存实力”，而只是给起义军带来损害和羞耻。在这里，我们就历史上几个事实，来考察一下“伪降”到底对农民起义起了什么作用。
宋景诗是山东农民起义黑旗军大帅，他在一八六一年七月曾投降了清军，在一八六三年初又率部起义。但是，能否因其以后的功绩而称颂其“伪降”为“革命策略”呢？不能。尽管有些同志为他辩护，说他“伪降”之后并没上敌人圈套⑩。但是，这种说法却无法改变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只引用赞美这次“伪降”的同志自己的一段话，就足以说明一部分问题：“由于一八六一年山东东昌府属的军事渐趋和缓（指宋景诗等已投降——引者），而太平军与捻军进攻安徽颍州（阜阳），清朝统治者就命胜保（清政府“剿”宋军统帅——引者）统兵到颍州，并命宋景诗等部七营随行。”?
可见，由于宋景诗的投降，不论是真是“伪”，清政府马上松了一口气，腾出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去镇压更大的农民起义军；相反，太平天国和捻军却失去了一支农民起义军的支援。同时，由于宋部还不得不去攻打太平军（因为既是“投降”，就要服从调遣），这就更加削弱了太平天国革命队伍的力量。
至于张献忠“伪降”后所起的作用，是不是象罗尔纲同志所说的那样：“……经过两次伪降，在招抚的幌子掩护下，渡过了难关，最后终归倾覆了明皇朝”?呢？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根本不符。谁都知道，正是由于张献忠的“伪降”，对敌人放下武器，明皇朝得以抽出手来“围剿”其他起义军。江淮十三家农民起义军就在这种压力和张献忠影响下先后降敌，李自成也在潼关南原被击败，仅余十八骑。但是，李自成坚持了斗争，终于获得了伟大的胜利。由此看来，倾覆明王朝的伟大历史功绩主要是李自成坚持斗争的结果。绝不能把倾覆明王朝的历史功绩算在中途变节的张献忠头上，更不能歪曲史实为一切变节者开脱罪责。
再让我们考察一下自称“舍身为民”，用自己的生命向敌人乞降，以保全起义群众生命的杜文秀。实际上，杜文秀即使这样乞降，也并没有能“保存实力”。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服了毒药的杜文秀自投清营，乞求以自己的自杀、投降来换取反动统治者免杀革命人民。但是，前来镇压回民起义的刽子手杨玉科首先“趁其（指杜文秀——引者）未死，斩之”，并“戮其首，函解报捷”?。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乞降，广大革命群众接受了他散布的幻想，放下了武器，翘首坐待“恩准活命”。这样，大理城变成了不设防的城市。结果在十一日卯刻，炮声一号，城内外老幼男妇，一概被杀?。
以上这些怵目惊心的历史事实说明，任何方式的放弃斗争行为，只能给革命的人民带来更大灾难。李秀成也不例外。只要他向清政府表示放弃斗争——不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其客观效果就已经帮助了起义农民的敌人。因此，我们认为：对李秀成的投降的评价，不在于考证其是真降还是“假”降，更不在于以各种考证来证明其投降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计”。关键在于：在革命危急关头，作为一个农民革命领袖，是坚持斗争还是打出“降”字旗。只要那“降”字旗一打出来，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论是永远的还是“暂时”的，都只能起到帮助敌人、瓦解革命的作用。因此，对这种在“崇高动机”遮羞布掩盖下的投降行为，同样应予以谴责和批判。恩格斯教导说：革命的紧急关头，“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二
有的同志因为把这种“伪降”说成是对农民起义有利的，是“钻封建统治者的空子”?，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封建统治者必须掌握绝对的优势才能招降，中国历史上仅有汉光武、唐太宗曾用招降瓦解过农民起义，此外无不反为农民起义军所利用”?。甚至说：封建统治阶级害怕农民起义军投降，“被迫不得不招降”?。
这种奇怪的逻辑也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封建反动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基本原则是镇压和彻底消灭。因此，当他们力量强大，即“掌握绝对的优势”时，他们很少容许起义军投降；相反，当他们在政治、军事上陷入危机局面，无力用武力镇压起义军时，他们便拿出“招降”的手段，以便腾出手来调整内部力量，然后再返过身来消灭掉那些被他们认为是“狼子野心，势难归藏”的投降者。
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王仙芝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当起义军在王仙芝、黄巢率领下风驰电掣地发展时，起义军曾横扫黄河以南十五州，“不十日破八县”，直薄潼关，长安大为震动，各地官军望风溃散，唐政权机器一时转动不灵，陷入形将崩溃的边缘。这时，唐封建统治者就拿出“抚和”的手段，以“左神策军押衙”的官衔诱王仙芝投降，同时乘王仙芝动摇犹豫之际，组织力量，更换将领，调整部署。当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力量重新组织好时，他们诱降分化的政策也起到分裂农民起义军内部的作用。于是，他们马上翻过脸来，杀掉王仙芝派去和谈受“抚”的代表尚君长等，并最后杀死了王仙芝。
宋景诗的经历更是一个有力的例证。一八六○年左右，太平天国连破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声势大振；捻军在河南、湖北一带攻州克县，活跃异常；山东黑旗军也连克州县。整个清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各地告急文书雪片一样飞往京师，面临这种焦头烂额的困难境地，清廷自然渴望不动兵革就使起义暂告平息，而“招降”、“抚和”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搬出来的。宋景诗也是在这时上了敌人的当，背叛了浴血战斗的战友，投降了清军，为清政府免去了肘腋之患。一八六一年七月宋景诗投降，清政府就马上调胜保和他去攻打颍州。这时，决定太平天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安庆保卫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可以想象，宋景诗的投降对清政府说来是多么需要，安庆的失守与宋景诗的降敌不无一定的关系。但是，此后清政府军事力量得到加强，就千方百计地企图彻底消灭宋景诗部了。一八六三年，直隶总督刘长佑，企图解除宋景诗武装，“谕宋勇造册听点”。到这时，宋景诗才最终醒悟，公开反抗。
李秀成之所以最后被曾国藩杀死，主要是清政府已经基本上镇压下了全国各地的起义，因而不需要李秀成起那种特殊的作用了。囚笼中的李秀成被杀与否，只能决定于清政府的需要，而绝不能决定于李秀成本人的什么动机，或者什么妙“计”。
历史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反动统治阶级利用“招降”来分化、瓦解人民革命，只不过是他们反革命两手的一种形式，而这种手段在反动统治阶级力量较弱时是常常运用的。至于农民起义军的投降，在怎样的情况下被“接纳”，在怎样的情况下被拒绝，则完全要看掌握军、政大权的反动统治阶级需要了。主动权并不在农民起义军方面，起义军投降后（无论是真是“伪”），又得服从封建政府的命令、调遣。所以，事实不可能象罗尔纲同志说的那样便当：“每当极度艰危的时候，起义农民也就常常利用伪降的策略去钻封建统治者的空子”；“……在渡过难关之后，抓紧时机，又再度向封建统治者进攻”?。更难使人理解：封建统治阶级怎么会害怕农民起义军投降，或者“被迫不得不招降”，难道封建统治阶级在精疲力竭的时候反倒希望多几个强敌吗？仅仅摘取某些只言片语的史料，或用敌人内部互相攻讦的话来当作证据，并不能使这种逻辑圆通起来。
因此，我们只要了解，“剿”“抚”不过是反动统治阶级惯用的镇压人民革命的两手，就会明了：农民起义军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利用投降，都很少有可能“钻封建统治者的空子”，而恰恰是上了封建统治者的圈套。所以，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就指出：那种“懦弱无能而又贪图贿赂的”农民领袖们，不顾自己的阶级战友的斗争处境而对敌人放下武器的行动，是一种“背叛行动”?。
三
是的，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在革命斗争中，必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确是阶级、时代的局限性，我们绝不能用无产阶级的标准来要求他们。但是，用“不可避免”做借口，对个别农民起义领袖身上的缺陷也肯定、赞赏；用阶级、时代的局限性，代替对历史人物某些重大错误做具体分析；抑或象在这次评价李秀成的讨论中某些同志那样，一方面承认李秀成降敌，同时又把这种错误归结为阶级、时代的局限性，似乎降敌这件事在评价李秀成时无关紧要?。这显然是错误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绝不能认为：“既然是可能出现的，那就是合理的。”何况这种投降叛变（不论是“伪降”、自杀乞降还是别的什么样方式放下武器都是叛变），也并不是注定要在每一个农民领袖行动上出现的。在数千年的农民战争史上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敢于斗争、坚持斗争而壮烈牺牲的农民革命英雄，而那些中途与敌人妥协或向敌人投降的总是少数。那种不光彩的叛卖行为，应当由他们自己负责，而不应该由“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性”一句话得到解脱。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的史学家，不应当仅仅站在为已出现的事实做辩护的客观主义立场，而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正确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分析历史事实，总结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有益于现实斗争的结果。因此，对于那些在农民革命战争中，为了坚持斗争而英勇牺牲的英雄们，即使牺牲是重大的，但他们为革命阶级献出了生命，他们虽然倒下去了，革命事业却由于他们英雄神采的鼓舞而更波澜壮阔地发展了。这种牺牲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正象恩格斯说的那样：“他们会在活着的人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这种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传统，是应当提倡和发扬的。
但是对于那些在革命危急关头不是用斗争，而是用投降来换取保全自己或别人生命的人，永远应当视为叛徒。不论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但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出卖了自己战友，涣散了革命群众斗志，为革命人民带来耻辱，为革命事业带来更大危害。同时，乞求“恩赐”得以苟全下来的革命人民的性命，也不过是重新陷入更沉重残酷的奴役。列宁曾经说过：真正的革命英雄“宁可同肮脏制度的保卫者直接斗争而死，也不愿象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驯服的牛马那样慢慢地死去”?。
由此可见，历史上农民起义可能发生投敌叛变的行动是一回事，而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评论这种行动又是一回事。如果我们认为可能出现的东西就不应当批判，否则就是“苛求前人”，那么我们就实际上赞助了“要活下去，便是好的”那样丧失革命原则的观点，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伪降”并不是什么“革命策略”。它只会给革命带来更大损害，已经超出革命策略的原则，是一种丧失革命气节和信心的表现。在这一点上，“伪降”与真降一样，“暂时”的投降与永久的投降是没有区别的。因此，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农民起义军领袖，无论他自己如何表白，但他向敌人举起“降”字旗的本身，也就标志了他开始背叛了革命。我们在评价这些人物时，需要功、过分明，不论其降敌以前或以后对革命如何忠诚，但他向封建统治者作了投降，无论怎么说，总是他们历史上的一个污点，是一种变节和叛卖的行动。企图用功、过相抵，或者主观拼凑一些材料把过说成“功”，是一种违反科学的态度，对指导现实斗争是毫无补益的。
①参看罗尔纲：《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②参看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载《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并见《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③张政烺：《宋江考》，见李光壁等编：《中国农民起义论集》第一七一页。
④《中国史纲要》中册，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二四二页。
⑤李青：《谈谈杜文秀的几件史料》，载《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⑥同注①。
⑦《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五○页。
⑧参看同注⑦第四九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八二页。
⑩?郑天挺：《宋景诗起义文献初探》，见《中国农民起义论集》第三七九页。
?同注①。
??参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大理县志稿》、《滇乱纪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八二至八三页。
????同注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四五六页。
?参看周衍发：《评李秀成》，载《光明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同注⑨。
?《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一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