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正确评价李秀成及其自述——与苑书义、吕翼祖两同志商榷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应该正确评价李秀成及其自述
——与苑书义、吕翼祖两同志商榷
喻松青
对《李秀成自述》的评价，目前学术界存在着尖锐的分歧。罗尔纲同志认为，李秀成写《自述》，是行“苦肉缓兵计”①。戚本禹同志的意见与此相反，认为《李秀成自述》是变节分子的“自白书”②。除了这两种意见之外，最近苑书义、吕翼祖两同志认为，罗尔纲和戚本禹两同志的见解，“都含有正确的因素，但也都带有不够全面的地方”③。在他们看来，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是双重的，一是追念天国，一是乞降，而后者是主导的。因此，《自述》是一份带有若干追念天国内容的、但主要是向敌人乞降的文件④。
我们同意戚本禹同志的意见，而不能同意苑、吕两同志对戚同志的批评。《李秀成自述》是一纸彻头彻尾的变节分子的“自白书”，决不能把它看作是由追念天国的部分和乞降部分组合而成，因此可以一部分肯定，一部分否定。我们认为，这种“合二为一”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它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同时在理论上也说不通。
李秀成自述是否“自白书”加“革命文献”？
苑、吕两同志非常强调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是双重的，我们对这点很难理解。如果李秀成确实存在着所谓追念天国的动机，那么他为什么还会投降呢？一个“眷恋天国”的人，会污蔑太平天国革命吗？会不仅不珍惜自己的革命历史反而处处表示悔恨吗？会那样卑躬屈膝地颂扬敌人、美化敌人吗？只有决心变节的人，才会有以上的举动。
所谓双重动机，彼此是不能调和的。如果说，李秀成在被俘的头几天，思想上还有矛盾和斗争，那么，在写《自述》时，这一矛盾已经解决。投降的思想战胜了其他的思想，正是在投降思想完全支配下，他才开始写这样长篇的《自述》。写《自述》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求生，向敌人俯首投降，《自述》的全部内容，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若如苑、吕两同志所说，动机是双重的，那么，李秀成写《自述》时的思想应该充满了矛盾。但是，仅从李秀成写《自述》一日七八千字的速度来看，仅从《自述》内容条理清楚、前后贯通来看，就足以说明苑、吕两同志的这一说法的不可靠。
苑、吕两同志根据的理由是《自述》中有眷恋天国、痛陈失误的部分，李秀成不厌其详地记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全部始末以存天国春秋，语重心长地总结了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他们认为，这都不能用乞降求生来解释，而只能用眷恋天国来解释。他们对《自述》中这一部分的意见，和罗尔纲同志所谓“总结革命惨痛的经验教训”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尽管正确地批评了罗同志的伪降说，却错误地取出这一论点加以发展。他们说“《自述》是一份带有若干追念天国内容的、但主要是向敌人乞降的文件”，实际上是把《自述》看成为“自白书”和“革命文献”的混合体，或者说是“自白书”中还包括有“革命文献”的内容。这是一种奇怪的说法。让我们看看事实的真相吧。
首先来看李秀成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他的《自述》的。李秀成于同治三年六月十九日被俘，六月二十日被曾国荃刑治。六月二十五日，曾国藩从安庆至南京，当晚即对李秀成审讯。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李秀成写《自述》作详供。《自述》开头说：“时逢甲子六月，国破被拿，落在清营，承德宽刑，中丞大人量广，日食资云。又蒙老中堂驾至，讯问来情，是日遂一大概情形回禀，未得十分明实，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写明。”⑤由此看来，曾国藩在讯问时，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李秀成曾“逐一大概情形回禀”，《自述》是口头回禀后的详细补充材料，也就是为了详细回答曾国藩所需要了解的情况。李秀成在写《自述》时，曾国藩委派庞际云、李鸿裔等人进行会鞫［jú菊］。会鞫中曾国藩亲自开条或授意庞、李等人提出许多问题，李秀成一一作了招供，其中部分材料连原件保留下来，今天还可看到⑥。曾国藩所提的问题方面很广，他想通过这些问题了解太平天国的内部情况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我们把这些问答和《李秀成自述》联系起来看，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李秀成是按照曾国藩的要求和意图来写他的《自述》的。我们再看看曾国藩的日记，他在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记附记待办事项中，其中有一项就是“取伪忠王详供”，而且在这一条上还加上圈点，表示特别重要⑦。那篇《自述》正是他处心积虑所要得到的东西。
李秀成的供词和《自述》，恰恰为反动的地主阶级提供了大量真实的材料。他的《自述》，源源本本的把太平天国从起义到天京陷落的过程以及内部的各种情况和盘托出，如果不是出于内心真诚的投降，根本是不可能的。他在《自述》中反复说：“玉驾出瑶台，当承讯问，我实的未及详明，自行甘愿，还细清白，写呈老中堂玉鉴。”
“坏国根源诉清，万不隐避，件件载明。”“自成知情之事，俱一（已）全登，少何失漏，不知者不便及也，此之言语，是我秉直之心，应言之事，不问自详。”“我心悔未及，是以将国中一切供呈。”李秀成向革命的最凶恶、最狡猾的敌人曾国藩弟兄，敞开了“秉直之心”，不厌其详地供出敌人所需要的真实情况，并且还有所谓“招齐章程”积极向敌人献策，以瓦解革命队伍，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一纸变节分子的“自白书”吗？
李秀成在供词中曾说：“军中探报与阵擒兵勇之言，皆不可信。剃头探子两边讨好，军机密务，非兵勇所得与闻，即大帅左右之人，不告亦不得闻也。”⑧可见李秀成并不是出于一时糊涂，因受骗而误将天国内部机密供出。他完全了解自己供状的作用和分量，并以此作为卖身投靠的资本。
因此，“天朝十误”和“招降十要”并不是“眷恋天国，痛陈失误”和“乞降求生”两个性质不同的部分，而是统一的。“天朝十误”是为敌人总结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供敌人参考；而“招降十要”是为敌人积极献策，出卖自己的阶级弟兄。两者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都是表示一个态度，即乞降求生。事实上敌人对李秀成的《自述》也是很重视的。曾国藩在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的奏折上说：“其言颇有可采。”清朝皇帝还特别命令曾国藩将进呈清廷的《自述》中所删节了的“天朝十误”和“招降十要”详细抄录咨送军机处⑨。可见《李秀成自述》正是敌人所急需的。
有人认为，“天朝十误”是语重心长，表明了忠王李秀成坚决站在人民立场上⑩。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分析这种“痛陈失误”的作用是什么，就笼统地说李秀成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尽管他投降是不对的，而这一部分是应该肯定的。实际上这是歪曲历史真相，替变节分子抹粉。
还有人认为，李秀成写《自述》，“有写太平天国历史，保存史迹的动机，所以他很注意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早在《清史纪事本末》中，就有这样的论调。据这本书讲，李秀成在写《自述》之前，曾对清朝官吏说：“速将纸笔来，吾当书之。吾史馆实录为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戚本禹同志已指出，这条材料“在目前已经发现的目睹李秀成写《自述》经过的人的记载里，都不能得到证实”。我们从《自述》的内容来看，也完全可以证明这条材料的虚假。这条材料中李秀成短短的几句话，理直气壮，正气凛然，但《自述》中却是摇尾乞怜，悔恨交加。如果李秀成真是为了写太平天国历史，那么，他怎么会在这个意图垂之后世的“信史”中，留下那么多污蔑革命、污蔑自己的话呢？明明是“写呈中堂、中丞玉鉴”的“自白书”，怎么能说是在为后人写革命史呢？
《李秀成自述》是我们今天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一项重要史料。它具有史料价值，但这和对它性质的评价，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评价《自述》应该用阶级观点，而不能从今天研究历史估计史料的角度来判断是非。《自述》之能够作为史料，不等于它的作者有写历史的动机，更不能因此就对作者加以肯定。《自述》中的材料，所以真实可信，恰恰是由于李秀成向曾国藩作了真实的招供，而不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自述》的内容，大部分是真实的。连曾国藩这个狡猾的人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也承认《自述》“多可信之处”。当然，其中也有小部分材料，现在看来不大可信。这是可以用下面几个原因来解释的：第一，李秀成主观上所了解的东西，不见得就和客观事实完全一致。第二，有些事情是李秀成无法知道的。如幼天王的下落，李秀成就不可能知道。第三，《自述》也有为了推卸责任而有意掩饰的地方。如他遮掩了天王对他的重任。第四，《自述》也有为了达到投降目的而故意隐瞒事实的地方。如他对黄文金的情况是了解的，但曾国藩追问黄文金在湖州的意图动向时，李秀成含混地说：“可不攻自遁”，并未提供详情。因为李秀成已向曾国藩打了包票，要前往收降，如果在收降前把黄文金等部情况全盘暴露，使曾国藩知道军情虚实，就可乘胜追击，一网打尽，再用不着李秀成了。李秀成为了顾全自己的生命，不得不作某些保留。
总的说来，《李秀成自述》是彻头彻尾的变节分子的“自白书”，决不是“革命文献”，也决不能把它看成是“自白书”加“革命文献”的混合体。企图把两者调和起来的论点，实际上都是对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有所同情和惋惜，混淆了是非，模糊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
应该根据《自述》来评价李秀成
既然《李秀成自述》是彻头彻尾向敌人投降的“自白书”，那么，李秀成便不能不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的变节分子。
有人说，判断李秀成应该看他的行为，而不是听他的表白。这个说法是非常奇怪的。难道李秀成写《自述》向敌人投降，不是他的行为吗？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没有比投降变节更加可耻的行为了。
有人说，李秀成在《自述》中，虽然表示了“求生的愿望”，但不能认为他已经背叛了农民阶级，因为这种“求生的愿望”是出于爱民和反侵略。这一意见认为，投降虽然不好，但投降的动机如果是好的，那么投降的行为也就应该得到谅解，或者就不算为投降。这个意见我们绝不能同意。投降是件大坏事，难道还能分为两种：一种是好动机的投降，一种是坏动机的投降？如果用这种方法来分析问题，那末可以为一切变节分子找到好的动机和为他们的变节辩护的理由。
有人说，李秀成虽然投降了，但是投降未成，被敌人杀害，并没有成为反动阵营中的一员，因此不能把他逐出人民的行列。这种说法也是讲不通的。因为是不是投降，并不能由敌人是否杀害他来判断。清政府杀掉投降分子的例子并不少，李秀成在《自述》中就指出这样的事例。至于说李秀成有没有成为反动阵营的一员，那决定于他政治上的根本立场。他的“自白书”决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写的，他自居于人民之外，为敌人提供情报，出谋划策，已经完全站在敌人那边了，难道他还是属于人民阵营的一员，而不是属于反动阵营的一员？
有人说，李秀成的投降是属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因此不能苛求于他。无疑地，封建社会的农民和农民起义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但是，投降如果完全是由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来决定，那么农民就必然要向地主投降了，而实际上为什么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农民领袖和广大的农民群众，前仆后继，坚决战斗，宁死也不投降呢？谴责李秀成投降，并不是对他苛求。
对这个问题，苑、吕两同志的意见是：李秀成虽然投降变节，但基本上是个肯定人物。理由有三点：第一，苑、吕两同志引用了毛主席关于农民起义的一段话，推论李秀成是农民战争的首领人物，因此是应该肯定的人物。第二，李秀成过去的一些活动曾有力地支撑了太平天国后期的危局。第三，李秀成的乞降活动没有对太平天国直接造成严重危害的事实。
李秀成是农民战争的领袖，这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民战争的领袖都是值得肯定的。是不是应该肯定，还得看他们在农民战争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毛主席说：“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显而易见，毛主席在这里所指的是历史上这些农民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而并没有对这些农民起义领袖的一生功过，给予具体的评价。因此，不能由此推论出李秀成是个应该肯定的人物。
李秀成对太平天国的确是有过功绩的。但有功之人投降变节，也仍然是个变节分子，并不能因为他曾经有功就能去掉或减轻变节的罪恶。苑、吕两同志认为，评论李秀成应该根据他一生活动的主流，也就是他对革命的功绩。但李秀成投降变节是他一生中很重大的事件，怎么能划归主流之外呢？李秀成背叛了革命事业，背叛了对他表示过信任和热爱的人民，也背叛了自己光荣的过去。他从人民的阵营走向了敌人的阵营。
至于说李秀成的乞降活动没有造成直接严重危害，似乎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就并不那么严重，这种看法也是不能使人信服的。我们认为，叛变农民阶级这个事实本身性质就是很严重的。尽管曾国藩没有让李秀成实行他的招降计划，很快就将他处死，也不能改变他叛变革命的事实。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叛徒，他们在当叛徒之前，有的是叱咤风云，有的是文采风流，有的还曾有功于人民和祖国，但一当他们成了叛徒，他们便为人民所否定唾弃。
评价李秀成，应以“自白书”来盖棺论定。尽管我们在讲述太平天国历史的时候，仍将提及李秀成这个有功的天国将领，但对他个人进行总的评价时，却不能不指出他是个投降敌人的变节分子，而不是什么“革命英雄”，也不是一个基本上可以肯定的人物。
①罗尔纲：《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②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载《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并见《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③④苑书义、吕翼祖：《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
⑤《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以下所引《自述》文字，均见此书。
⑥原件现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本文所引据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附录《忠王自传别录》，中华书局一九五七年版。
⑦《影印曾国藩手书日记》。
⑧同⑥。
⑨《贼酋分别处置粗筹善后事宜折》，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五。
⑩见《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序》。
?周衍发：《评李秀成》，载《光明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