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科学的引路标——记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发展科学的引路标
——记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 新华社记者
北京科学讨论会闭幕前夕，记者去访问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著名化学家卡里穆拉博士。这位来自伊斯兰教国家的科学家，劈头就问记者：“你知道麦加吗？”
“那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呀！”记者一面回答，一面思索着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常识性的问题。
“对！那么，你知道科学上的‘麦加’在哪里吗？”
记者一时不知怎样回答，只得请教卡里穆拉博士。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学者，一手指向西方，说：“在西方！”
我们不禁楞住了。但是，卡里穆拉博士随即用另一只手指向东方，以更宏亮的声音推翻了他自己方才的结论。他说：“那是过去的概念。现在，我们已经有可能在东方，而无须到西方去寻求科学的‘麦加’。在东方，我们找到了发展科学的引路标。”
卡里穆拉博士的这种看法，集中地反映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各国三百多位科学家对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的评价。这些天来，在绿树丛中的北京科学会堂的每一座学术报告厅里，在灯火通明的会议室中，在幽静的林荫道上，科学家们到处在议论着北京科学讨论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国际知名的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认为，北京科学讨论会“在科学领域中刮起来的一股新风，必将压倒旧风”。墨西哥数学家卡斯蒂略强调说，“四大洲的科学家来到了美国不能控制的地方开会，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意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冶金专家谢努达博士指出，“这次讨论会的成功，标志着少数国家垄断科学的局面已经结束了”。玻利维亚哲学家巴切科说，“北京讨论会对世界各国民主、进步的科学家所从事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来自大洋洲的新西兰著名地质学家格兰特—麦基热情地赞扬道：“新兴国家的科学已经站立起来。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这个新生的巨人多么有力地迈出了第一步！”。
听了这一切，人们不禁要问：来自四大洲国籍不同、信仰不同的科学家们，为什么从内心深处对北京科学讨论会发出了异口同声的礼赞？为什么他们不再把“先进的”西方看做是科学的圣地，而要在“落后的”东方寻找发展科学的引路标？
当许多国家的科学家们回答这样的问题时，他们都纷纷指出，这是他们从多少年来的痛苦教训中得出的结论，是四大洲各国科学家和人民日益觉醒的结果，也是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巨大成果给了他们新的启示。
几百年来受尽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奴役和压迫的我们四大洲许多国家的人民，长期以来，曾经把摆脱贫穷、落后和愚昧的殷切期望，寄托于“先进的”西方。可是，“先进的”西方给我们带来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四大洲一切正直的有良心的科学家，不管他们的政治见解如何，都不能不或迟或早地开始思索这样的问题。在这次北京科学讨论会上，这种情况也得到了反映。
来自非洲马尔加什的教育学家艾梅，在讨论会上向人们谈到过这样的事实。美国的通讯社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通讯社，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肆宣扬，说什么美国正在通过“文化援助”来帮助非洲国家扫除文盲。而事实真相又是怎样的呢？一年中，可能有那么十几天，美帝国主义“和平队”的“勇士”们，运用种种欺骗的手段，引诱非洲国家城市中的一些知识青年，携带着美国的电影、教科书、纸笔、黑板，坐着美国汽车下了乡。农民们被强迫集中到一处，然后又“说服”他们强作笑脸，装出一副愉快地接受“教育”的样子来上课。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大批美国记者、广播员、摄影师，又是照象，又是拍电影，又是实况录音，一场恩赐的“扫盲”活动就这样开始了。艾梅先生苦笑着说：“当这一切活动结束以后，‘扫盲’也就结束了。年复一年，我们非洲的文盲还是文盲。美国人用欺骗的手腕窃取了‘援助’不发达国家的美名，而他们的目的是要把贫困、落后和愚昧永远留给不发达国家。”
当然，所谓美国“援助”的真正目的还远远地不止于此。来自柬埔寨的金边理学院院长蒲西宇的一次亲身经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学硕士布迪雅佐夫人揭发的事实，也许更加发人深思。
蒲西宇曾经代表柬埔寨同美国签订一项协议。这个协议规定，由美国出资帮助柬埔寨建立一所中学。学校尚未开始建设，美国就先提出，将来学校的教师要全部由美国人担任，教学内容由美国规定，甚至教学器材也全部要用美国的，并且要由美国人来监督使用。蒲西宇说：“我们拒绝了这些条件。我们宁愿承担科学文化上暂时落后的痛苦，并且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克服这种痛苦，而不愿再过那种丧失自由的奴隶生活！”
布迪雅佐夫人在会上揭露，自从印度尼西亚独立以来，美帝国主义一直企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印度尼西亚，并且对它进行过多次的军事威胁，妄想迫使伟大的印度尼西亚再次从属于帝国主义。当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坚持反对由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一手拼凑起来的“马来西亚”时，美帝国主义就停止了对印度尼西亚的一切“援助”。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正象苏加诺总统所说的那样，全国一致向着美帝国主义发出了严正的怒吼声：“让你的‘援助’见鬼去吧！”
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严正声音，得到了一切具有共同遭遇的国家和人民的热烈赞扬。在当天的会上，当布迪雅佐夫人向与会各国科学家转达印度尼西亚人民这种严正态度时，会场上立即活跃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这次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各国科学家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伸张人类的正义，还纷纷谴责美帝国主义利用现代科学成果作为侵略战争的手段，作为屠杀人类的工具。越南南方代表团团长阮文孝教授在向与会全体科学家所作的报告中，全面地、集中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这种罪行。阮文孝教授控诉说，美帝国主义为了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在那里使用了凝固汽油弹、磷弹、红外线枪等新式武器，使用了大批直升飞机，甚至使用了为国际公法早已禁止的多种化学毒剂。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撒下的大量化学毒剂，已经使两万多人中毒死亡或受伤，使三十万公顷以上的庄稼毁坏。就在阮文孝教授作了报告以后，有四大洲的二百七十位科学家，先后在一份抗议书上庄严地签下他们的名字，抗议美国对越南的侵略。他们在抗议书上写道：我们“本着追求真理和正义的科学家应有的良心，坚决抗议美帝国主义最近对越南的愈发凶暴的侵略”。
这一切事实表明，四大洲各国正直的科学家们，已经从长期的历史教训和现实的生活中得出了同一个结论：企图垄断现代科学技术并且利用它们来干涉和控制其他国家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把现代科学成果当成了压迫、剥削和屠杀本国人民和别国人民的工具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决不可能帮助别人发展本国的科学事业。我们四大洲各国人民要发展自己独立自主的科学事业，决不能走西方帝国主义的老路，不能以西方为师，我们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刚刚闭幕的北京科学讨论会，正是四大洲各国科学家们共同来开辟这条道路的新起点，是四大洲各国科学事业大发展的新开端。
在这次科学讨论会开会期间，许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曾经着重地指出，长期遭受别人欺凌和奴役的国家的人民，有时候往往对于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估计不足，而这次北京科学讨论会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却不能不令各国科学家们受到鼓舞，受到激励，从而增强了进一步发展本国科学事业的无比信心。人们已经知道，这次北京科学讨论会收到的科学论文，总数竟达二百九十九篇之多，论文的内容涉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面对着四大洲各国科学家和人民创造出来的这样丰富多彩的智慧结晶，许多科学家不禁眉飞色舞，无限欢欣。他们当中有的人说，北京科学讨论会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四大洲人民创造新科学的巨大潜力。有的人说，我们被压迫的人民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以后，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就将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有的人说，我们不仅从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学到了许多极其宝贵的经验，更重要的是看到了自力更生这个方针的伟大生命力。
“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同时加强遭遇相同的兄弟国家之间真诚的而不是别有用心的合作，这才是我们四大洲各国人民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唯一正确道路。”——类似这样的话语，类似这样的观点，在整个北京科学讨论会进行期间，人们都可以从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口中听到。科学家们指出，北京科学讨论会向人们展示的这条道路，也正是继续冲破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科学的垄断的唯一正确道路。
说到各国科学家在这次讨论会上所充分发扬的平等协商和真诚合作，人们都是有口皆碑，赞扬备至。来自非洲的尼日利亚著名数学家奥比，过去也参加过一些由西方国家或实行大国沙文主义的国家主持的国际科学会议，受到过种种歧视。这次，当人们问到他对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印象时，他立即脱口而出地说：我们非洲人能够在这个有这样多国家参加的国际科学会议上同大家一样平等相处，有权利宣读自己的论文，参加各种讨论，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我们的会议已经创造了一个将发生深远影响的新风格。越南著名农学家裴辉答指出，这次会议充满了一种友好、团结和协作的气氛，人人都是主人，都对会议具有一种责任感。来自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哲学家胡安·莫拉也强调说，四大洲各国人民在这次讨论会上结成和发展了的友谊，是各国人民增强相互了解的最好桥梁之一。
现在，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已经胜利闭幕了。在前天举行的闭幕大会上许多科学家都在讲话中以充满了感情的语调说：“让我们一九六八年在北京再见吧！”泰国素旺那本教授更是满怀激情地说：当着一九六八年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揭幕的时候，在我们四大洲将会出现更多的民族独立国家，派来更多的科学家，使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获得更巨大的成果。
各国科学家对这次北京科学讨论会的高度评价和对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的殷切期望，不禁使我们想起了陈毅副总理在前天招待各国科学家的宴会上说过的一段话：“我们新兴独立国家不仅已经以政治上先进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而且可以预期，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必将以经济、科学、文化上先进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