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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版()
专栏：

在日常生活里 本报记者　金　凤
山西省曲沃县杨谈公社杨谈大队的党组织，经常注意向干部和社员进行阶级教育，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抵制剥削阶级的影响和习惯势力的侵蚀，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他要把你引到哪里去？”
去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杨谈大队第十三队政治队长李生祥和贫农子弟史存光，在进行着一场艰难的谈话。
“银娃（史存光的小名）、银娃，你想过没有？你干这些事，对得起杨谈大队？对得起咱麦沟（十三队的村子）的父老兄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妈？”
名叫银娃的青年，今年二十三岁。他爹娘劳苦了一辈子，好容易熬到解放，力气用尽了，一年之内先后死去。丢下六个孤儿，最大的银娃十岁，最小的兄弟才几个月。缺孩子的人家抱走三个小兄弟，银娃和他两个弟弟一直由队里抚养。如今弟兄三个都已长大，一年除了吃粮、穿衣，现金要分五六百元。银娃前年成了亲，爱人也是生产队长田云仓给介绍的。
这样一个完全由集体拉扯大的孤儿，一向热爱集体，老实肯干。突然，这半年多他变了。以前干活，他从不挑肥拣瘦，从不争工分。如今，他不光计较工分，还专抢高工分的活干。积肥工分高，他拉上小平车，一天能挣二十多分，抢着干了七八天。拍埝的活重，很难超过定额，他便不出工。队长说他两回，他和队长顶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个村有个富农子弟李发祥，前年从太原上学回来。队里记工员文化低，看他是个学生，让他帮忙填个表什么的。谁知道他受家庭的影响很深，一脑袋坏的思想。就是这个李发祥，和他兄弟李发明，这半年来使劲拉拢银娃，对银娃说什么：“我回来干一天不落好，还不如啥事不管；你给队里拼命干，能落个啥下场？”干完活，他就说：“走，上我屋里坐一会儿。”银娃去了，又是茶，又是烟，有时还吃油糕、麻糖。渐渐地，银娃干活抢大分了。渐渐地，队长的话银娃听起来不顺耳了。前几天，银娃竟和李发祥兄弟去偷瓜吃，连偷两次，被人发觉了……
“唉，银娃、银娃，他要把你引到哪里去？你想过没有？你还记得吗？你爹的眼睛是怎样瞎的？那时候，你弟兄几个是怎样过冬的？”李生祥，当年的老红军、老地下交通站站长，现在的政治队长，对这个不懂事的孩子，讲起了他的家史：
“你知道吗？你爹从前就是给李发祥的爷爷李汉章扛长活。李汉章是这个村出名的盘剥穷人的恶霸。你爹在他家象条牛似地干了一辈子。李汉章死了，你爹给他打墓门，墓塌了，把你爹活埋在里面。同去的穷哥们紧挖紧扒，把你爹抢出来，两只眼睛全砸瞎了。他家把你爹象条狗似地赶了出来。严冬腊月，可怜你家连片炕席也没有，你兄弟几个身上没有穿的，炕上没有盖的。你娘没法，烧了把火，让你弟兄几个‘猴’（蹲）在热灰里。那日子你还记得吗？”
生祥一边说，一边掉眼泪。银娃的眼泪也扑簌簌地落下来。那大冷天，小弟兄几个紧紧抱住蹲在热灰里的情景，他模模糊糊还记得。唉，这些年来，模糊了的不仅有那过去受的痛苦，连那阶级界限，也分不清了啊！总以为都在一个生产队劳动，都是哥儿弟兄的。谁知道人家的立场倒站得很稳，咱的阶级观点倒模糊了啊！
想到这里，他对生祥说：“往后，就看我的吧！”
没几天，就赶上抢场这回事。那天打麦场上晒好六十麻袋小麦，准备交公粮。另外又铺了二万多斤麦子。晌午时分，天气突然变了。生产队长田云仓和七八个小伙子，其中就有银娃，赶紧奔回来抢场。刚把晒着的麦子收起，大雨劈头盖脸浇下来了。他们又抢着用麦秸盖住麻袋。风急雨猛，麦秸压不住，银娃和队长一起，用身体压在麦秸上。大雨瓢泼似地下，几个人的身体，怎遮盖得了六十袋麦子？银娃急中生智，飞也似地跑回家去，把十几床被子抱来，压住麦秸，盖住麻袋。尽管他们自己淋得象从水里捞出来似地，两万斤公粮一无损失。
银娃又把心交给集体了，比原先劳动得更好更积极了。秋后，他在群众大会上被评为五好社员。
什么人和国家一条心？
刚打完麦，紧接着锄棉花。八队政治队长巩克勤在地头休息时，便和社员闲拉：“今年麦子打这么多，咱能卖给国家多少？”
贫农社员王永禄心直口快：“咱杨谈卖八十万斤上下就挺合适。”
“卖这些，咱吃的少不少？”克勤又问。
“小麦吃得不算少啦，”贫农老汉巩梦来大声说：“咱每人吃二百八十斤麦子，外加秋粮，还有啥说的！过去，咱成年难见一顿白面。咱吃多少是够？”
下中农秦福敬接着说：“过去还能提吗？打下粮食，还不够地主的。收完麦，接不上秋，一年至多吃两个月麦子，现在一年四季不断麦子。每人平均吃二百八十斤麦子，够了，够了。”
上中农巩顺荣在一旁，一袋又一袋地吸烟，没有吭声。
有代表性的群众的思想情况，克勤大致弄清楚了。青年贫农社员李老虎，又来告诉他一件事。
也是在地头休息的时候，地主巩顺安这样说：“杨谈大队是红旗大队，粮食打的多，吃的不多。”他以为李老虎还是过去的脾气，想煽动李老虎替他当炮筒子。他不知道，经过阶级教育，李老虎的觉悟已经提高了。
地主分子想破坏集体和国家的亲密关系，一定要揭露、批判。上中农巩顺荣不吭声，却可能代表一部分社员的思想，需要做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巩克勤想了想，便去找巩顺荣的好朋友、二组组长巩延龄，问他听了什么反映。
延龄说：“粮食当然是要卖，可是有人有意见，不管怎样干，一年打的多，卖的多。”
“你怎么想？”克勤问他。
“我也想的不深刻，可是，和顺荣也差不多。白天黑夜这么干，卖些就是了，不用卖这么多。”
克勤和他算了算细账：去年每人吃二百六十一斤麦子，前年吃二百四十斤，大前年才吃一百八十斤。今年比去年每人多分十九斤，比大前年整整多分一百斤。再说，咱多卖一斤粮食，国家供应一斤化肥。一斤化肥下到地里，能增产好几斤粮食。”
精明的巩延龄低下头来算了算账，想通了：“可不是！咱这几年小麦增产，化肥出的力不小。我和顺荣说说去，多卖些没问题。”
社员的思想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生产队召开了社员大会。在会上，巩克勤给大家算近账（比去年吃得多），算远账（比过去多得更多），算国家支援的账，算咱给国家贡献的账。群众都说：粮食保险够吃了，还有秋粮呢，去年哪一家没有余粮？多产就该多卖；超产粮要是全吃了，咱杨谈就不够“规格”！
最后，巩克勤又提出：有人说“红旗大队打的粮食多，不能多吃”，这是什么话？
社员一听，都火了：这不是造谣破坏吗？说这话的人是想煽动咱不要多卖余粮哩！咱们不能听这种话。咱们不是常说，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吗？就要和这号人作斗争。
那地主巩顺安蹲在地下，抱着头，一声也不敢吭。
什么人爱摆阔气？
杨谈大队这几年生产发展很快，社员的收入也增加得快。全大队去年平均每人分现金一百二十二元，每户分五百多元。产量最高的第五队，平均每户分七百多元，最多的分一千多元。分红多，有的社员过日子就不注意节约。第五队四十户，原来有十七辆自行车。去年秋后，一下又买了十七辆。社员婚丧嫁娶，吹吹打打；小孩做满月，门前插竹子，家里摆酒席。这里面有不少铺张浪费。
第八队召开了社员会，政治队长巩克勤和社员算了一笔账。
竹子在曲沃县是个稀罕东西，全县只有一处地方出产，离杨谈还有五十多里。买上两棵竹子，要花十五元到十八元。摆上一个“十全席”，又是一二十元。小孩过一回满月，要花几十元钱，又影响出工，这图个啥？插竹子，这本是旧社会留下的风俗。生了头生孩子，姥姥家要买上两根带翠叶的竹子，插在大门口，还要挂上花生、核桃、小镜子，这明明带有迷信色彩。况且，过去插竹子的都是谁？有钱摆这阔气的都是谁？那时候，咱贫雇农家孩子生下来连块包身布都难得找，难道还有钱买竹子？只有地主老财才有钱闹这迷信，摆这阔气。咱穷人翻了身，生活改善了，为啥要跟地主老财学这一套？
当时，第八队新插竹子的有五家：一家地主、两户富农、一户富裕中农、一户下中农。会散以后，巩克勤来到下中农巩立段的家里。立段有个招赘的女婿，女儿不久前生了第一个孩子，门口插着竹子。
“你这竹子花了多少钱？做满月吃了多少粮？”克勤问。
老汉说：“花了三十多元，吃了两斗多麦子。”
“嘿，一天就花这么多钱，有这钱，得手的农具能买好几件。两斗麦子，一家能吃好几天。你爷儿几个还少出了工。”克勤又和他们算了算账。
“可就是！”一向过日子精细的老汉也心疼起来：“账不可细算，花这些钱，费这些粮，插了竹子又怎么着？”
“是啊，插了竹子又怎么着！”巩克勤接口说：“旧社会闹这，除了摆阔，还是迷信。其实地主富农家孩子吃喝得好，自然养得好。咱贫下中农家生下孩子，也当宝贝似的，可最后还不是有很多穷死、饿死。如今谁家孩子，不是生一个活一个，白白胖胖的。有病就请医生，打针吃药多方便。插竹子管啥用！”
“咱家门低，竹子高，我看不光没用，还不好看。”立段的女儿银屏是个共青团员，也在一旁咕噜。
巩克勤马上鼓励她：“不好看，不如干脆拔了，你们团员也起个带头作用。大家看了，都不再做这号事了，大家都会想清楚，会算得过账来的。”
“这有啥，拔就拔了！”银屏说得很干脆，又笑着看她爹。她爹没言语。当晚，她和她爱人富胜一起把竹子拔了。
第二天，巩立段的叔伯兄弟、富裕中农巩立成家的孩子巩富敬出门一看，怎么，伯伯家的竹子不见了？他连忙跑到银屏屋里问：“怎么，你把竹子拔了？”银屏说：“昨天开了会，算算账，细想想，没好处，插了也不好看，就拔了。”“你拔我也拔。”巩富敬回家，把他家新插的竹子也拔了。
第三天，杨谈十四个生产队几十户插的竹子都拔光了。巩富胜和巩富敬还把竹杆交到队里说：用这赶牲口、捆麦秸可美哩，又长，又得劲，多好！
一场破旧立新的斗争胜利了。现在，杨谈人娶媳妇、嫁闺女再不坐车骑马、吹吹打打，埋人不看风水，盖房不砌风水楼。杨谈大多数青年夜夜上民校，学政治、学技术、学文化，大唱革命歌曲。杨谈社员不仅在生产上力争高标准，在思想上，在日常生活里也严格要求自己，一点点摆脱剥削阶级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一步步提高社会主义的思想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