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国际分工”的谬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资产阶级“国际分工”的谬论
杨雪章
帝国主义把“国际分工”，当成对弱小国家进行经济侵略、剥削和奴役的幌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掩饰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本质，不惜颠倒是非，捏造出种种“国际分工”的谬论，为新老殖民主义鸣锣开道。
一
古典经济学派的亚当·斯密首先强调了分工的重要性，指出分工的发展决定了劳动生产率及国民财富的增长。为了反驳重商主义的所谓国家仅能从贸易顺差中获利的主张，斯密提出国际分工作为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认为每个国家都应当利用有益于自己的国际分工。如果各国都专门从事生产某些占绝对优势的商品，然后进行交换，则参加贸易的国家都能取得利益。
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地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作为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在对外贸易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绝对成本”而是“相对成本”。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所生产商品的绝对成本即使比另一个国家都高，但如两国各自生产相对成本（按劳动量计算）较低的商品而进行贸易，双方都能获利。根据这个“比较成本”学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就被说成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可以导致最合适的国际分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沾沾自喜地把这个学说作为支配对外贸易的永恒的自然规律。
在斯密和李嘉图看来，国际分工主要是由各国的自然条件决定的，这就把国际分工视为一种不以社会制度为转移的非历史现象。其实，作为对外贸易基础的国际分工，首先是取决于生产的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际分工及对外贸易也必须服从它的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因此，决定国际分工的不是什么“比较成本”，而是利润的攫取和增殖。
其次，国际分工的发展还须视生产的国际条件，这种条件是由各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制度综合决定的。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国际分工就在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动机下自发地形成，它根本不可能使所有参加贸易的国家都获得利益。因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企图利用其经济力量和技术优势，来使落后国家不仅变成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而且还成为它们的原料和粮食供应地。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生产力不但得不到发展，反而受到严重的阻碍，或者被迫发展成为畸形的经济。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国际分工不仅不能实现平等互利的合作和共同的经济高涨，而反有可能使工业和农业遭到破产或两极分化。马克思在阐释“机器与大工业”时，就曾指出：“一种新的、适应于机器经营主要中心的国际分工，于是发生了。它使地球一部分变为主要是进行农业的生产区域，以便把别一部分变为主要是进行工业的生产区域。”①
二
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加深以及市场问题的日益尖锐化，在“国际分工和对外贸易”理论中，也就出现了一批庸俗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他们越来越需要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剥削进行掩盖和粉饰的工作。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虚构了一个“相互需求法则”。原来“比较成本”只说明了何种商品应该交换，但不能确切地决定交换的比率。根据穆勒的法则，交换比率取决于一国的全部输出适足以清偿其全部输入，如果一国对他国商品的需求愈迫切，则交换比率对它愈不利。这种交换比率表面上好象是公平合理，并且为双方所自愿接受。事实上，穆勒及其追随者正是以这个“相互需求法则”，来掩饰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落后国家之间的不等价交换。马克思在批评李嘉图时就已经指出：“处在有利位置的国家，在交换中将得回较多的劳动，换去较少的劳动，虽然这种差额，这种余额，是由一定的阶级所吮吸，和劳动与资本间交换上发生的情形一样。”②
帝国主义时期，美国的陶西格是继李嘉图、穆勒之后的自由贸易重要辩护士。他摒弃了李嘉图的劳动成本而代之以生产成本，同时把利息作为资本的价格而与工资相提并论。这样构成的“生产成本”就作为决定各国生产的专业化和国际间进行贸易的重要因素。显然，陶西格的这种说法是明目张胆地为美国垄断组织剥削缺乏资金的经济落后国家打掩护。
瑞典经济学家渥林着重抨击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他以唯心的、不现实的“一般均衡论”来决定价格，并且认为，只有商品价格的差别才能支配国际间（或区域间）的分工和贸易。在他看来，商品的价格是由许多种供求因素决定的。在供给方面，主要须看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备和多寡。例如，土地多而资本少、技术工人少的区域，则最好专门从事农业品的生产。渥林抹煞事实，企图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去解释国际分工，这恰好是颠倒了事情的本末。正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才造成了畸形的国际分工，而不是天生的畸形经济发展决定了当前贸易的结构。马克思在驳斥这种荒谬论点时曾经讽刺地说：“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并根据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规定出生产种类。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③由于长期地遭受到帝国主义敲骨吸髓的掠夺，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生产力得不到发展，资金无法积累，从而沦为工业强国的农业附庸。垄断资本的御用经济学家们无视这些事实，竟妄图通过诡辩把这种不公平的局面固定下来，让帝国主义者能永远保持其既得的有利地位。
渥林更以机器设备等的不可分割来说明大规模生产的优越性，他诡称，这种优越性表现在工业先进国家能以较低的价格来供应其制成品。实质上，这是为帝国主义的倾销政策辩护。
垄断组织总是一方面按大大超过商品价值的价格，在落后国家出售其制成品；另一方面，又按照远低于商品价值的价格从那里收购原料和农产品。在“国际分工”理论中，掩饰不等价交换已成为现代御用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李嘉图、穆勒的“支付差额自动调整”理论。这个理论企图说明贸易国家在出现了顺差、逆差时，如何通过黄金的流动，进出口商品价格的涨落来恢复输出入的平衡。虽然它是建筑在陈旧的货币数量学说基础上，但至少还隐涵不等价交换这一事实。至于凯恩斯分子如汉森、纳克斯、麦茨勒等，那就更“高明”了。他们把凯恩斯的“乘数”论引用到“对外贸易”理论中，虚构了另一套的“自动调整”论。他们认为一国在出现贸易顺差或逆差时，由于“乘数”的作用，只要通过国民收入的变化而无需通过价格的变化，就能恢复输出入的平衡。这里，价格因素既已撇开，不等价交换也就巧妙地被抹煞了。
三
战后，美帝国主义一方面妄想夺取世界霸权；一方面又慑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空前高涨。作为国际最大的剥削者和掠夺者，它在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强烈要求经济独立自主的形势下，只得采取更隐蔽、更狡黠的手段。虽然在“国际分工”和“对外贸易”理论方面，还有一些庸俗经济学家如范纳、哈伯勒之流仍在重弹“比较成本”的陈词滥调，希望落后国家依旧死守农业，取消保护关税，继续为美国提供原料和销售市场，但是，许多伪善的新殖民主义辩护士却主张以“援助”、“开发”等幌子，对落后国家进行变本加厉的掠夺。
斯戴莱认为在国际分工中，把国家简单地列为农业国、原料国和工业国这种分类，当前已不适合。“生产专业化将愈来愈复杂，每一个国家可以进口某几种工业品而出口另几种工业品，进口某几种原料而出口另几种原料，同时根据加工阶段来分工的半成品贸易，也将大为增加。”接着他又举例说：象印度等国家最好发展纺织工业、食品加工工业、简单的制造工业以及利用当地原料的初步加工工业，至于器材设备和制造复杂的消费品等，则仍以进口较为合算。一九四九年，美国国务院拉丁美洲司司长达尼埃利斯也露骨地宣称：“拉丁美洲工业化的目的不应当是建立象匹兹堡那样的大型冶金中心，而应当建立制鞋、食品罐头等企业，以便更好地利用它的自然资源”。不难看出，这些人对“不发达国家”的“开发”计划，并不是希望它们有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而只是让它们点缀一些轻工业和加工工业。
斯戴莱曾经企图以低利贷款等为诱饵，使某些“不发达国家”在战后的工业化计划中，将器材设备等的定货集中于美国一些有萧条迹象的工业部门。这显然是把“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看作是美国转嫁危机、推销剩余物资的出路。
美国经济学家布凯南在讨论战后的工业化问题时，杜撰出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为争取更多外汇的“专门工业化”；另一种是为本国安全和稳定的较全面的工业化。他一方面称赞瑞士、丹麦等国家从事于钟表、农产品等的“专门工业化”，认为它们不但可以换取更多进口物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还能加强国际间的专业分工，扩大世界贸易总额；另一方面，他对拉丁美洲及远东等国家为了维持国民收入和就业人数的稳定所采取的全面工业化的办法加以批评，认为这必定会缩减世界贸易的总量。这些人口口声声强调的世界贸易和国际分工，实际上都是阴谋阻挠“不发达国家”全面工业化的借口而已。他们所同意落后国家发展的工业只是一些采掘工业、原料工业和轻工业等，而英美等列强则依旧控制着重工业。这样，落后国家在经济上就仍处于依附地位而不能独立自主。
布凯南等还利用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来恫吓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他认为：“在东南欧和东方的部分地区，马尔萨斯趋势仍是如此之强，以致工业化所能带来的任何提高生活水平的有益效果都将被抵消。”罗斯托在他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中，也提出了工业化的前提条件是首先发展农业和开采业，以便“养活急剧增加的人口”。可见，他们所强调的，不是工业化而只是工业化的困难，最后还是企图使落后国家永远处于农业国的地位。
四
在“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幌子下，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中，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欠下了数不清的血债。首先，它们摧残了落后国家的民族工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丁美洲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国家，都曾发展了某些民族工业。但在战后，由于美国垄断组织的凶猛竞争，这些国家的许多战时建立的企业都倒闭了。
其次，帝国主义者认为，落后国家之沦为原料和粮食供应地，乃是“国际分工”原则下的自然结果。但是，这些国家正是由于它们不能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政治上才丧失了完全的独立。美国垄断组织强迫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从事于单一作物或原料的生产，这样，它们的整个经济结构，甚至国家主权都遭受到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巨大影响。例如，阿根廷在一九五八年底，由于肉类价格在过去两年中下跌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对外贸易逆差剧增，财政收入骤减，形成了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在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阿根廷政府为了三亿多美元的贷款，在美国的压力下，只得接受了附带许多条件的经济“稳定”计划：（一）比索贬值并取消汇兑一切限制；（二）取消进口方面一切限制；（三）取消对消费者的价格补贴，冻结工资；（四）出售国营企业或请求外资援助。
最后应当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借口“国际分工”，利用贵卖贱买的不等价交换方式，对“不发达国家”进行了残酷的剥削。阿根廷有一位经济学家曾作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在一九二八年，阿根廷只要用四十七吨小麦就可换得一辆拖拉机，一九四七年时就得用一百一十吨小麦，到了一九五○年竟需要一百九十三吨小麦才能换取一辆同样的拖拉机。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九年，拉丁美洲原料价格下跌了百分之十，而进口工业品价格却上涨了百分之七；又根据它大为缩小了的估计，在五十年代的十年中，“不发达国家”由于不等价交换的损失共达三百亿美元。对于美国新殖民主义者所欠下的这种掠夺血债，《第二个哈瓦那宣言》提出了最具体而又生动的控诉：“拉丁美洲既是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又是昂贵产品的购买者”；“金钱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约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每抢走我们的一千块美元，就给我们留下一具死尸。”一千块美元一具死尸，这就是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幌子下的“等价交换”！
①《资本论》，第一卷，一九六三年版，第四八五页。
②《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八二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五七——四五八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