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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美术创作问题琐谈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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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64-09-12
第5版()
专栏:

舞台美术创作问题琐谈
田文
在党的关怀和指导下,我国的舞台美术事业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话剧的舞台美术的创作也随之得到了提高和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从近些年在首都舞台上演出过的一些剧目的布景设计、以及去年年底举办的北京舞台美术设计展览中,都可以使人强烈地感觉到这点。
舞台美术在戏剧演出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能够根据不同的剧本确定特定的设计任务,并能找到恰当的表现形式,是舞台美术艺术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志。有的同志说,拿当前的创作水平与一九五六年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时的水平相比,我们的舞台美术创作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存在的是如何搞舞台美术的问题,而现在要解决的是如何搞好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颇有道理的。这种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创作成功的偶然因素减少了,而根据剧本的不同内容、风格、体裁自觉追求成功的作品增多了。特别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的舞台美术工作者,打破了对旧的所谓的“高标准”的迷信,在反映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剧目的演出中,创作了一系列思想性强艺术性高的优秀设计作品。这是舞台美术创作中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是我们舞台美术工作者遵循着党指出的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刻苦磨炼专业武器的结果。
杰出的例子是《霓虹灯下的哨兵》的设计(周洛等设计)。在这出戏的演出中,设计者首先根据剧本所描写的生活和体裁特点,准确地抓住了设计的中心任务:既要把“南京路”的总的环境表现出来,因为这里表现的是人(无产阶级的武装战士)战胜环境(南京路),还是环境战胜人的尖锐斗争;又要适应剧中事件发展快、变化多的要求,迅速地为各场戏变换出不同的地点。在具体体现这一要求中,设计者没去照搬生活,在舞台上重建上海南京路,而是巧妙地通过几个典型的细节,高耸的摩天大楼、洋人“公司”的霓虹灯广告……把上海那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的背景勾画了出来。在这种旧世界的缩影前,触目地出现了代表新时代的《白毛女》的戏报,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鲜明地表现了戏的时代特点,为戏中矛盾的展开,提供了有力的环境依据。在这样的背景前,设计者利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充分发挥灯光的作用,通过对照明区的严格控制,完成了地点变换多的要求。其他象《无名英雄》的布景(设计:段纯麟),通过对以军舰为中心的形象的艺术处理,简练地鲜明地表现了在海军中从事地下工作的“无名英雄”们的生活环境。《火焰山的怒吼》(第四景)(设计:邢大纶、王培森)的布景通过院墙高筑的地主家后院作用的改变(成了私设的囚禁农民革命领袖的监狱),十分巧妙地突出了当时农民与地主进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特点,等等,也都是很有艺术特色的。
在谈论话剧舞台美术的成就时,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到我们的舞台美术工作者在使舞台美术民族化大众化方面所做的尝试和努力。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从总的倾向上,我们的舞台美术创作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的,是保持着我国舞台美术因地而异、量材行事、以朴素实用为重而不以追求虚华为荣的优良传统的。特别近一两年,大家都在响应党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号召,积极设法解决“布景下乡”的问题,做了不少的尝试,也摸索到了一定的经验。这是十分可贵的。强调这点很重要,这是使舞台美术具有民族特点、真正变成工农兵群众自己的艺术必须下的一层台阶。如果根本不把自己的艺术送到群众中去,还谈得上什么民族化群众化?另一方面是对布景艺术形式的民族化群众化的追求。这是使布景真正民族化群众化的中心内容。不在这方面进行革新,就是送上门去,群众也会隔山相待;即使搞“提高”也是脱离群众的“提高”。可喜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比较普遍的重视,进行了一些探索,也收到了一定的成绩。其中我觉得《李双双》的布景(设计:毛金钢),在既照顾下乡演出的条件,又保证艺术质量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李双双》的布景设计,从戏曲舞台上的“守旧”中推新出一个“活”的二道幕来。运用这个二道幕的妙处在于,它在戏曲艺术的“虚”与话剧表演形式的“实”之间搭起了一道桥梁,从而使看惯了戏曲艺术的中国观众看来,感到形式亲切,而又不因为突破了话剧原有的表演格式感到别扭。从这里也可以说明,话剧向戏曲艺术借鉴的途径是广阔的。此外,《李双双》的布景很富有地方特色,在形象处理上重视对农民群众欣赏口味的追求(如形象刻划的明确、色彩的明朗、鲜艳等等),也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
上面简单的叙述说明,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这些成绩同时代、同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还是很不相称的。为了进一步提高和发展我们的舞台美术创作,在这里提出下面几点意见,同大家共同研究。
一、进一步提高和加强对设计反映现实斗争生活和革命历史生活剧目的认识和创作热情。成功的设计,基于对剧目的正确认识和热情相待。如果对这些剧目妄自菲薄,用资产阶级的艺术标准百般挑剔,在创作中过分强调设计这些剧目的困难,或者从个人得失出发考虑设计的成败,那是不可能创作成功的。譬如有人认为,不是表现桥头、田边,就是矿山、车间,太没变化,因而没什么搞头。也有人认为,搞这些剧目观众比自己生活熟悉,搞出来,人人都可以提出批评——费力不讨好,不如搞“洋”“古”剧目容易出“效果”。很显然,这些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应该看到,这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历代为剥削阶级服务的艺术,从来不把劳动人民当做艺术的主人,自然也就不存在在舞台上表现劳动的场所——桥头、田边、矿场、车间……的问题。它们表现的不是帝王将相的宫殿、上帝的“教堂”,就是资产阶级的别墅、花园……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今天,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更多地表现工农群众劳动的场面,是时代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这种新的生活会给我们创作上带来一些表现上的困难,也是自然的。但是我们应该抱有时代的责任感,迎上前去,克服它。
二、进一步加强对布景形式民族化群众化的探讨和试验。我觉得,所谓话剧布景的民族化和群众化,是指要使它的表现形式更具有民族的特点,更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趣味和审美习惯。因此,要想“化”出这样的“形式”来,首要的问题是艺术家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的改变。如果舞台美术工作者不把审美趣味与工农群众融成一体,民族化群众化的布景形式是万万“化”不出来的。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觉得在我们当前的创作中存在着这样两个问题:一、考虑群众的、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欣赏要求不够。在有些舞台美术工作者心目中,考虑自己的作品“专家”们能否点头比考虑群众的接受与否要重得多。二、有着适应群众要求的愿望,但在实践中,不是从深入生活,与群众打成一片,从根本上改变思想感情着手,而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如何变换布景形式的花样上。结果总是从表皮上变来变去,与内容貌合神离。因此我觉得要想使话剧布景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取得更快的进展,在强调艺术家深入生活、与群众结合、改变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的同时,在创作实践中,大力鼓励各种各样的试验,对它们采取热烈欢迎和支持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此外,把话剧送到农村、工厂巡回演出,也是促进话剧民族化大众化的重要途径。
三、坚持经常地深入生活。这对提高我们舞台美术创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有关创作问题的许多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舞台美术家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造。而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长期的深入生活,是改造艺术家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必由之路。其次,象其他艺术创作一样,生活是舞台美术创作的唯一源泉。只有经常不断地从生活中吸取原料,从中提炼加工,才有可能产生好的艺术作品。《霓虹灯下的哨兵》《激流勇进》的布景以及其他优秀的设计作品,都可以用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生活积累不足,创作原料缺乏,凭借设计者挖空心思东拼西凑出来的作品,也还不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所以强调深入生活的重要性仍是很必要的。提到生活,应当指出,我们绝大多数的舞台美术工作者对它的理解是正确的,但也有部分的同志对生活存在着一种狭隘和片面的理解。他们把生活仅仅看成是在设计创作中用得着的一些形象资料的汇集,如某个地区人民的穿戴、家具陈设、生活环境、房子的特点等等。当然,这些东西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但是如果把搜集这些资料作为下去生活的全部内容,那显然是极为狭隘、片面,因而也是十分错误的。深入实际斗争与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才是我们深入生活的首要目的和任务。
四、加强对专业特点和创作规律的认识,提高专业表现技巧。这是舞台美术工作者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当前的演出实践和展览会表明,我们在这方面的进步和提高是很大的,但同时也有不足之处。例如,我们在上面分析了一些好的或较好的作品,这是以舞台上的处理为依据的。如果我们再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舞台上的效果同设计图面上的效果是有距离的。这反映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受绘制设计图的技术能力所限,有的干脆就是别人代画的,没能把原来舞台上演出的效果(意图)很好地表现出来。另一种情况是设计者另有追求,在追求的过程中,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舞台美术创作首先应该从戏出发,从舞台出发,而不应该有独立的自我表现目的。因此,把舞台上表现不错的效果,给抛掉或掩盖掉了,为不恰当地追求构图、色彩所代替了。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对专业基本知识和创作规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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