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楣许梿的货币观点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许楣许梿的货币观点
石世奇
一
我国的经济思想遗产是十分丰富的，可是，关于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却为数不多，专门探讨货币问题的理论著作，尤为罕见。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后，有关货币问题的论述虽然较多了，但这些著作，或者是提出一些具体的主张，或者只是宣扬西方庸俗经济学的某些有关学说，很少有独创性的理论分析。鸦片战争前后的二三十年间，货币问题成为一个朝野人士普遍重视的突出的经济问题，不仅有大量的奏章、书牍、论文论述了货币问题，提出了各种建议，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而且还出现了两部讨论货币问题的专著，这就是一八三一年刊行的王瑬的《钞币刍言》（后来经过增订改名《钱币刍言》）和一八四六年刊行的许楣的《钞币论》。
这一时期货币问题之所以引起普遍重视并不是偶然的。清代嘉庆末年开始出现银贵钱贱的问题，至道光时，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银贵钱贱的问题日益严重。银价上涨，使人民的经济生活遭到很大困难，并且影响到清王朝的财政收入，这就不能不引起统治阶级的惊恐和对货币问题的严重注意。
银贵钱贱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特别是鸦片走私引起的。中国原来是一个贸易出超和白银内流的国家，这时由于鸦片走私，白银大量外流，影响到银钱比价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看到货币问题和鸦片走私、白银外流的关系。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的《请严塞漏巵以培国本疏》就十分清楚地指出，当时的银荒及银贵钱贱，其原因“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洋”。而漏银的原因则由于“运银出洋，运烟入口”。其余如林则徐、魏源等也都有同样的看法，他们积极主张用禁止鸦片贸易，杜绝白银外流，开采银矿等办法来解决银荒问题。
与此同时，更多的地主阶级士大夫们，不敢或不愿意从禁止鸦片贸易、杜绝漏巵着手，而希望另寻蹊径，企图依靠货币制度本身的某些改变，来解救清王朝的危机。在这些人物中，有的人主张重钱轻银，甚至废银，如吴文熔主张出与入均以钱代银，认为“钱得行，银则不偏重矣”。孙鼎臣干脆主张废银。这类主张是违背商品经济和货币本身的发展趋向的，货币的发展总是由贱金属货币走向贵金属货币，与这种趋向背道而驰的各种各样的轻银废银的主张都决不可能行得通。同时，在银日贵钱日贱的情况下，以钱代银缴纳赋税，就意味着清王朝赋税收入的减少，他们也不会接受这种建议。
另一种意见主张发行纸币、铸大钱。早在嘉庆时就有蔡之定奏请行钞，许画山主张铸大钱，至道光十一年王瑬著《钞币刍言》刊行，力主发行纸币、铸大钱，制造通货膨胀，以搜刮民财，解决清王朝的财政困难问题。他并且用货币名目主义观点，为这个主张制造了理论基础。这部书出现后，在当时统治阶级中引起了广泛争论。一些进步士大夫曾经不断地给以驳斥，鸦片战争后刊行的许楣的《钞币论》，更是一部专门驳斥王瑬著《钞币刍言》的著作。许楣在这部著作中对货币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分析，用货币金属主义批判了货币名目主义。因此，对许楣的《钞币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而且对了解西方货币理论传入我国前夕，中国货币思想的独立发展的状况也是有益的。
二
许楣字金门，号辛木，浙江海宁州人，生于嘉庆二年（一七九七年），卒于同治九年（一八七○年），道光癸巳（一八三三年）进士，曾任户部贵州司主事，三年后“引疾归里，督课子侄”，并“殚心著述”。咸丰十年（一八六○年）在通州敦善书院任讲席。著有《真意斋诗文集》、《文集》、《随笔》，以及前述的《钞币论》。在他的著作中，只有《钞币论》影响较大，当时就有不少好评。程畹说这部书对王瑬的《钱币刍言》“逐条驳正，陈说利害，洞若观火，数年之后，推行窒碍，皆如所议”。陈其泰说这部书“信而有征”，“非武断也”。其后一些有关经济、货币问题的文选、汇编等书，也多选刊许楣的这部著作。其兄许梿（一七八七——一八六二年），字叔夏，号珊林，也是道光癸巳进士，作过知州、知府、道台等官，通文字学、医学。他曾为《钞币论》写过序文和按语，其中也有一些关于货币问题的精采见解。
许楣、许梿都正确地把货币看成是本身具有价值的商品。许楣认为货币和其他商品相交换，必须是等价的。用“一星之银”“尽易肆中千万之纸”是不行的（见《钞币论》，下同），实际上，他是认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银，只能和具有相等价值的纸相交换。在这里，清楚地看出他是把货币看成商品的。他还认为，银之所以能够作为货币，是由于它本身具有价值，并不在于它的形制，因此，他把各种不同的银，都还原为一定量的银。他说过：“白纹、元丝、洋钱不同，而同归于银，何害？”还说：“有物于此，值银一两，有银杯于此，其重一两，因以杯市。推而至于十两百两皆然。”这就是说，不管白银是块状、铸币或银器，当它作为货币和其他商品相交换时，它只能是一定量的白银。许楣并没能认识到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更没有正确地全面地认识到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但是，他对货币的商品性讲得这么清楚，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还是罕见的。
由于他们对货币的这种认识，因此，他们反对发行不兑现纸币。许楣把不兑现纸币称作“以纸代钱”，把兑现纸币称作“以纸取钱”。他认为纸币只能是“以纸取钱”，而不能是“以纸代钱”。以纸取钱是“良法”，“以纸代钱”是“弊法”。为什么只能“以纸取钱”，不能“以纸代钱”呢？他们认为这是由于银贵纸贱，银实钞虚。许楣说：“夫纸之于银，其贵贱之相去也远矣。”许梿更认为“物之贵贱，皆其所自定，而非人之所能颠倒”。既然银和纸有贵贱虚实的区别，而又“非人之所能颠倒”，当然就不能互相代替了。所以他们把发行不能兑现的纸币斥为欺民。对于银和纸为什么会有贵贱虚实的区别，物之贵贱根据什么来“自定”，他们都不能从正确的价值论去理解。许梿没有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许楣却和魏源一样，陷入“有尽故贵，无尽故贱”的供求决定论的错误。
许梿根据银贵纸贱，银实钞虚和物之贵贱皆其所自定的观点，批判了那种把货币价值看作是由国家规定的名目主义的理论。他指出：“今商贾用银一两只是一两，用钱一千只是一千。银钱互易，乃见低昂。钞文一贯亦只是一贯，然能令商贾之必当千钱乎？”马克思曾说：“国家固然可以把印有任意的铸币名称的任意数量的纸票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结束。价值符号或纸币一经为流通所掌握，就受流通的内在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九——一一○页）许梿当然不能认识到这样清楚的程度，他根本不了解纸币所服从的内在法则是什么，但是，可以看出，他已认识到国家只能规定纸币的票面价值，而不能规定其实际代表的价值，实际上他已触及了名目主义货币论者把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混同了的根本错误。
而“以纸取钱”则不同。许楣认为，“千金之票，欲金而得金”，它是附丽于银而行的，并且有轻赍之便，因此，可以“以票相授受”，没有贬值之虞。国家发行纸币，也必须和钱庄的会票一样，可以随时兑现，才能取信于民，否则是行不通的。这种主张对反对腐朽的封建政权滥发纸币是有作用的。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的区别，而把国家纸币和钱庄的信用货币混为一谈。他们不懂得，只要纸币的发行量不超过流通中的货币需要量，即使不兑现也不会造成纸币贬值。
许楣还反对废银为币，认为银作为货币是一种必然趋势。他说：“钱重难致远，势不得不趋于银”，“如欲尽废天下之银，是惟无银。有则虽废于上，必不能废于下也。”这表达了他的两个主要观点：其一是，他认为当时的货币应该是银，并且正确地反映了由贱金属货币到贵金属货币的客观发展趋向。其二是，货币的发展是有其本身的必然趋势的，国家是不能干涉，也干涉不了的。这个观点正是金属主义货币论者的共同特点。
许梿还提到金银与纸币不同，“多出数百千万之钞于天下，则天下轻之，多散数百千万之金银于天下，天下必不轻也。”由此可见，他已从现象方面看到了纸币流通和金银流通的不同。同时，也可看出，他的货币观点不仅不同于货币名目主义，而且也不同于货币数量论。在这点上，他的认识比许楣还更高一筹。
三
鸦片战争前后的银贵钱贱问题，是由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引起的。马克思就曾经指出：“因鸦片的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开始破坏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五八九页）各种各样的把问题的症结归之于货币制度本身的说法，都在事实上起了掩盖问题实质、模糊人们对外国侵略的认识的作用。象王瑬那样的发行不兑现纸币的主张，还企图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所造成的财政经济困难，统统转嫁给广大的人民，其性质尤为反动。当时的一些进步思想家，正确地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并不在货币制度本身，而在于外国侵略所引起的白银外流，并反对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搜刮民财，他们的见解，是符合于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要求，符合于人民大众的利益的。许楣兄弟关于货币问题的主张，是后一派的杰出代表。许楣认为中国本来没有白银不足的问题，到乾隆、嘉庆之间，“银之流布于天下者，已足天下之用”，“向使无漏巵之耗，虽长此不废可也”。陈其泰在《钞币论跋》中也说许楣认为“法本无弊，弊在漏巵”。认为当时的货币制度尽善尽美，可以“长此不废”，当然并不正确；但是他能明确指出当时的问题在于“漏巵之耗”，却是抓住了问题的症结。
许楣区分了钱贱银贵和银贵钱贱，认为钱贱银贵是由于钱法本身出了毛病，他说：“泉府充溢，贯朽尘积，而银不加多，是谓钱贱而银贵”。这样，可“以疏通钱法平之”。银贵钱贱的产生，“弊不在法”，而在于“漏巵无极，以万以亿”，因此不是疏通钱法能解决的。他并举例说：“如蓄水然，均是瓮也，一溢一浅，挹其溢以注之浅，则平矣。均是瓮也，一漏一不漏，挹其不漏者以注之漏者，则几何其能平之？”许楣这些话实际上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货币问题，由货币制度本身的缺陷引起的货币问题，可通过货币制度本身的调整、改变来解决；由当时政治、经济的重大变故引起的货币问题，则不可能从货币制度的改革找到出路。这的确触及了问题的本质。
许楣虽然找到了“病原”，但却开不出治病的药方。在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打败了，禁止鸦片输入、杜绝白银外流已经不可能了，并且漏巵更甚，许楣和当时统治阶级中的其他爱国人士在这时除了扼腕叹息而外，也都感到束手无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