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还是倒退？——评影片《早春二月》的改编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革命还是倒退？
——评影片《早春二月》的改编
汪流
影片《早春二月》，是根据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的。小说写于一九二九年，写的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从徬徨到徬徨的故事。同年，鲁迅先生在为这篇小说所作的《〈二月〉小引》中指出，小说的主人公萧涧秋是一个消极的形象，他只能使那些能够产生“诧异或同感”的读者，起到“照见自己的姿态”的启示作用。
萧涧秋是一个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的主人公。人道主义在当时起着什么作用呢？从总的历史背景上看，继辛亥革命之后，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一九二六年前后，正是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年代。一九二九年工农政权已经建立，在湖南、广东、湖北、江西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沉重地压在中国妇女身上的夫权、族权、神权等等，随着地主政权的被打翻，便跟着一概动摇起来。在这些地区，曾经比文嫂的遭遇更为不幸的广大妇女，在革命斗争中真正得到了解放。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文艺作品不去歌颂革命斗争，向群众指出真正获得解放的道路，而去描写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反对封建的思想，显然只能起消极的甚至反动的作用。其结果，只能是转移人们的视线，引导人们离开阶级斗争。
小说《二月》没有能够塑造出一个时代的正面形象，通过他深刻地反映一九二六年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作者对萧涧秋这样一个二十年代的“中间人物”的形象，无所批判，反而给予同情，这是小说《二月》的缺陷和不足。
但柔石写《二月》之时，还不是成熟的作家。他的世界观中，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这使他虽处于革命的行列中，却没有担负起革命事变提供给他的历史任务，创作出一部真实、深刻地反映当时社会的小说来。我们自不应对他作出苛求。而且，“严格地说，我国文学明确地自觉地走上为工农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开始的”（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问题在于，历史既然已从“五四”发展到今天，我们如何去对待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文艺作品，作出一个总的、正确的估价。又怎样根据当前时代和阶级斗争的要求，去分析和评价每一部具体的作品，决定取舍，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文艺的一部分。《二月》这篇小说，在当时就不算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作品，在历史车轮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为什么要去改编（没有批判的改编）它呢？
影片对小说的几处重大改动
然而，小说《二月》的改编者，还是选中了这个作品。在改编中，对原作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倾注了深情。改编者不但保留了原作中人物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情节线索，构成了影片《早春二月》的主要思想内容，而且，又对小说作了几处重大的改动，突出地歌颂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概括起来，有以下几处：
一、在萧涧秋的性格中，削弱了他软弱、悲观的性格因素；加进了革命、进步的思想和经历。如钱正兴要萧涧秋让出他对陶岚的爱情，萧涧秋当时的反应，原小说中是这样写的：“萧涧秋立刻站起来，愤愤地说：‘不要说了，钱先生，我一切照办，请你出去罢。’”不若影片中所写的：“萧涧秋象受到污辱似地震动了一下，暴怒地说：‘不要说了，你给我走开！’”又如，影片中让萧涧秋读《新青年》；并通过对话，交代他过去曾和李志浩（文嫂的丈夫）一同搜查日货，上街游行等等，这都是原小说中没有的。
二、把一桩三角恋爱的故事，改写成完全是与社会舆论的冲突。小说中比较明显地描写了萧涧秋和文嫂是相爱的，影片却改得模模糊糊，好象并无爱情关系似的。又如，小说中当陶岚听说萧涧秋要娶文嫂时，便“冷酷地讥笑地做脸说：‘你一定要回答我——假如我要自杀，你又怎样？’”又说，要去“剃了头发，扮做尼姑。”而并无影片中责备萧涧秋的话：“不，你这是同情。不是爱！”再如，小说中文嫂的自杀，不全然是受了舆论的压迫。萧涧秋给陶慕侃的信中，曾有交代：“……而且她为什么死？老友，你知道么！她为爱我和你底妹妹而出此的。”而电影则删去了这些情节。
三、小说中没有王福生此人此事。
四、在小说中，萧涧秋最后是因对“芙蓉镇里底含毒的声音”，“没有力量听下去”，跑到女佛山去的。并非“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
通过这样的改动，改编者作出了一个新的艺术构思：一个在人生道路上徘徊的革命青年，被文嫂的被迫自杀和王福生的失学这“两根铁棒”一敲，又投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了。
经过改编者乔装打扮后的萧涧秋，面貌焕然一新。比起原作，要“高大”得多。他读《新青年》，他和陶岚一起议论《新青年》；他除陶岚一人之外，别无他爱；他虽一度徘徊，最后还是投到了时代的洪流中去。如果再加上改编者所竭力歌颂的他身上的那种“同情弱者”、“舍己为人”的精神，萧涧秋岂不俨然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了吗？
但是，影片的毒害性也正在这里！改编者给萧涧秋所添加的“革命”“进步”这些优点，都是围绕着、服务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这种种改动，只能起到再一次美化这个人物的作用，掩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毒素。它企图使观众相信：这样一个革命、进步的青年所具有的“美德”，自然是值得学习和歌颂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把经过改编者美化后，变本加厉地发展了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及其毒害作用，一一揭示出来。
美化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者
首先，改编者把一个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装扮成革命的知识青年，这是对观众的大欺骗。萧涧秋是不是革命者呢？萧涧秋风萍浪迹地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对一九二○年到一九二六年间剧烈的阶级斗争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而且得出了一个结论：厌倦了。可见，萧涧秋只是一个还未参加革命，就已疲倦了的浪子。即或如改编者所加，他在读书期间搜查过日货、上街游行，固然也是进步的行为，但也决不能凭此一点把他看作革命者。相反，人们却有理由作这样判断：萧涧秋的躲避阶级斗争，在听闻同学李志浩为革命牺牲之后，不去接过革命的接力棒，而能够心安理得地躲避起来等等行径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在红（革命）与黑（反革命）交战的适宜气候下产生的，龌龊的、脆弱的“灰色小人物”。这种人，只喜爱温暖、舒适的生活，害怕骚扰和不安。所以，萧涧秋一踏上芙蓉镇，就会爱上这个“世外桃源”。因为“这里给我一种平安而质朴的感觉”，所以“现在，我开始同意你哥哥的说法：教育也许是有意义的”，这都是他真实的心声。这是一个害怕在阶级斗争中失掉自己的一切的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
既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改编者又要去欣赏他，歌颂他，美化他，其结果只能是弄巧成拙。从某些细节的处理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拙”：萧涧秋借给陶岚一本什么样的哲学书？编导用一个“中景”带过，大家都不得而知。萧涧秋和陶岚一起读《新青年》，他们议论了些什么？编导用一个剪影式的画面含混（当然不是“含蓄”）过去了，大家也不得而知。原因是改编者不这样处理，又能怎么办呢？改编者一涉及需要萧涧秋表明政治态度的时候，非这样虚晃过去不可。否则，岂不要露出马脚来：这么一个有革命思想的年青人，还能讲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观众岂不要问：你改编者为什么要歌颂他？但是，即使改编者躲躲闪闪，玩上一套艺术技巧上的花招，人们还是能够从“拙”中看到，萧涧秋只可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改编者情不自禁地歌颂和美化的，也不过是这样一个灰色的小人物罢了！
其次，改编者去掉了萧涧秋和文嫂之间的爱情关系，欲显其行动的光明磊落、舍己为人。其实，萧涧秋救济文嫂也好，甚至要娶文嫂也好，能不能看作是为别人牺牲自己的高尚行为？这样一个懦夫，逃避了阶级斗争，躲到芙蓉镇上来，竟会有巨大热情去解救烈士留下的寡妇孤儿吗？我们不笼统地反对旧社会里对穷人的同情和接济，但是假设有人去问萧涧秋：你既有高尚的品德同情一个“邻人”，为什么始终在革命潮流之外徬徨着，没有勇气去为解救广大的群众而斗争呢？萧涧秋实在是不能作答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就表现在这儿，表面上他为着别人，实际上为了填补自己空虚的灵魂，为了道德上的自我完成。所以，当萧涧秋做了好事“布施”之后，他欢欣雀跃，自我陶醉；而当他的人道主义得到必然失败的结果的时候，他无能地发出尖啸或者无力的哭笑声，惋惜道德的未能自我完成。这正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虚伪性的自我暴露！人们必须看清这一点：当这类灰色的人物拿人道主义迷惑着群众，扩散着影响的时候，会模糊人们的阶级斗争意识，抹煞阶级矛盾，归根结底有利于延长剥削制度。高尔基说：“灰色拖延着老朽者的死亡，阻难着生者的成长，它是明朗、勇敢……的一切的永远敌人”（《论灰色》）。改编者所宣扬的萧涧秋“高尚行为”的反动性，就在这里！
萧涧秋为了用“根本的办法”去救文嫂一家，决定要娶文嫂。这场戏，原作中和影片都是有的。但改编者为了拔高萧涧秋的形象，把他们写成原先全无感情，而萧涧秋在文嫂丧子之后痛不欲生之时，突然决定放弃和陶岚的爱情关系，去娶文嫂，这就使萧涧秋的人道主义发挥到了顶点，并大大地发扬了萧涧秋身上的自我牺牲和自我摧残的精神。
看这一场戏，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夜》。在《白夜》里，幻想者真诚地爱着姑娘娜斯金卡。但他牺牲自己的爱情，忍受着痛苦，帮助娜斯金卡找到她所爱的房客。幻想者以自己所给予娜斯金卡的同情和温暖，安慰自己寂寞的心灵。影片中萧涧秋的精神面貌是如此地与幻想者相似。如果说，柔石的《二月》曾经受过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影响，那么，改编者是使这种影响在影片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和严重了。必须指出，萧涧秋的心灵，是改编者用忧郁、孤独和他的心地
“纯真”、“善良”交织成的。他很容易引起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人的同情、发生共鸣。他只能引起人们一种栖栖皇皇的思想感情，引导人们脱离群众，脱离斗争，从个人内心世界中去追求一种空虚的精神力量。
再次，改编者增添了王福生此人此事，这番苦心经营，自然是有目的的。其一，当作一根“铁棒”，要把萧涧秋赶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但事与愿违，王福生不是一根“铁棒”，他的失学，仅出于一件极为偶然的意外事故：父亲砍柴时摔断了腿。影片根本没有触及阶级矛盾的实质。自然，这样的“铁棒”是不能把萧涧秋赶到“时代的洪流中去”的。因为改编者虽然想用这根“铁棒”再一敲，把萧涧秋敲醒，但又不愿把它写成是阶级教育的“铁棒”，自然也就不能把萧涧秋真正敲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漏洞”？当我们联系整部影片看一看时，答案就可以找到了。原来，改编者写文嫂时，就没有涉及阶级斗争的内容，文嫂是死于包括钱正兴、方谋和交头接耳的人们在内的、所谓“小人之心、小人之口”（原作是“群众底心，群众底口”）的重压下的。这样，在增添王福生此人此事上，改编者自然是要一贯到底的，即让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黑线贯穿到底。不这样，就无法使整部影片的内容一致。改编者用什么样的阶级观点来改编作品，在这里是暴露得十分清楚的。目的之二，也是尤为重要的一点是，改编者对萧涧秋本来就是既敬且爱的，增加了王福生，无疑地可使萧涧秋的形象更为高大。可惜增添王福生，只是一块无用的甚至坏事的补钉，反而更加暴露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足见，既然改编者已经钟情于萧涧秋，就是再加几个补钉，也只能更加起到歌颂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作用，不可能作出什么真正的批判。
改编中最叫人不能相信的，是改编者对结尾的改动。尽管改编者处心积虑地把萧涧秋写成一个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安排了内因），增添了王福生这第二根“铁棒”（安排了外因），非要把他赶回去不可。但是，只要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而是按照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去写，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总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决不可能回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也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试想，既然萧涧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他之所以来芙蓉镇，原只是为了逃避阶级斗争，寻求安静，现在竟连这一点都不可得，那么，他自然只能是一走了之，另求一个安静的处所。他既未参加革命斗争，又何尝谈得上什么“回到时代的洪流中去”呢？更何况，萧涧秋在芙蓉镇只是卷入了一场爱情是非的纠纷，并没有受到真正阶级斗争的洗礼，又有什么力量能够终止他的徬徨呢？因此，改编者对结尾的改动，只能收到一个后果，让观众看到改编者对徬徨者的欣赏和歌颂。
阶级斗争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
从以上的分析和论述中可以看到：把经过改编者改头换面的萧涧秋形象，说成是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面前碰壁回头的革命进步的知识青年，是完全错误的。而把他概括为具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和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则是符合形象的实际的。萧涧秋身上的“革命”“进步”，只是改编者贴上去的政治标签；对萧涧秋身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歌颂，只是改编者的主观偏爱。影片中的萧涧秋，经过改编者的美化，是包含着祸心的，只是不易一下识破，然而终究是会被识破的。
改编者对集于萧涧秋一身的徬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竭尽歌颂之能事，使《早春二月》的艺术“独创性”表现为：把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相敌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美化成为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高尚思想品德。这一切究竟对谁有利？为谁服务的呢？
影片《早春二月》的文学剧本，发表于一九六二年的六月，影片拍成于一九六三年底。从影片产生的时期来看，可以说明这样两点：一、它带有阶级斗争更加深入时期的特点。当阶级斗争更加深入，要求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彻底改造的时候，有少数人以工农兵生活“粗”、“没有味道”为理由，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塑造英雄人物。他们总要想方设法，去表现那种所谓有味道、有感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二、这一时期里国内外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文艺领域中来；但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出现一片大好形势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文艺，又必然要采取伪装、隐蔽的新形式，不可能赤裸裸地赤膊上阵。他们虽不直接提出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但他们创造出种种“时新”的论调：中间人物论，阶级汇合论，使情成体说等等，以破坏和削弱无产阶级文艺的战斗力量。他们所采取的另一端则是，根本不谈社会主义，拉着人们离开社会主义，热心于刻划古人、死人，或者借古人之口，大肆宣扬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利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文艺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早春二月》就是这样的一部影片。
《早春二月》是值得一看的影片。看了可以清醒头脑：在我们的文艺中，有宣扬人道主义的作品；看了可以提高我们的警惕：必须肃清资产阶级世界观和艺术观在文艺界的影响。对这些影片进行严肃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上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经过这场斗争，将给我们今后的文艺事业带来更大的胜利，保证我们的文艺作品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