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榘甲看改良派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从欧榘甲看改良派
张其光
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一定的先进作用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它的重要分子始终是改良派，不能成为革命派。但是，有人认为欧榘甲在戊戌变法前，较之康、梁的思想更为进步；又有人认为他在戊戌变法后，就转向革命或靠拢革命了。这些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版）上册摘引欧榘甲《变法自上自下议》和《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两文的一些论点之后，加以论断：“则其思想较康梁为进矣。”（《传稿》第八五页）编著者没有注意刊发上述两文的同年（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欧榘甲又在《知新报》刊出了《论中国变法必自发明经学始》。这篇文章完全根据康有为的经学学说，强调“今日欲救中国，宜大明孔子六经之义于天下”，还跟康有为一样依据孟子的“民贵君轻”之义，发挥他们的“民权”思想。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时务报》发表的《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不过进一步发挥这个思想。前文是引古证今，后文是借西论中，都是一个论调。当然，欧榘甲也曾提到“士、农、工、商”，也讲“合群”，讲学会、工会、农会、商会等等，甚至讲“变之在民，民无权，何能变？”所有这些，讲来讲去，最后不外乎“开民智”，就是不讲武装斗争，不讲夺取政权，何曾较之康、梁更进步了些？康、梁不是不讲“民权”的，也不是不讲“变法在民”的。“公车上书”，在康自己看来，正是“变法在民”了。梁启超早已倡言“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有些议论比欧榘甲还讲得深刻。
欧榘甲是不是比之康、梁更热切地期待“变法在民”呢？也不见得。他写道：“夫上能变，则宜待之上；上不能变，则下宜自为之，非背上也。”又写道：“中国之不变，非在上者之咎也，吾民之过也。”这种论调只能表明对“在上者”的期待有余，幻想有余，尊敬有余，宽恕有余；而对“下”、对“民”却信赖很差，责备太过了。至于他说：“夫吾在上者之于民也，未尝禁之使不得变也，而时又非不能变也，而竟……无人焉振兴文学，撢求政治，崇工艺之宏规，发农商之大业，以御外侮，以图自存者何也？曰未能通知大地变法，皆民为之之故。”这些论调，是勇敢还是胆怯？是真实还是歪曲？一望而知，无待烦言。在这一点上，他显得比康、梁后退了。康、梁还不至于把不能变法诿过于“民”。如果说，“吾民之过也”的慨叹足以激励“士民”，那么应该说，它又可替反动顽固派开脱。
可见，欧榘甲在戊戌变法以前，只是追随康、梁的改良主义者，在政治上思想上并没有超过他们。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欧榘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历史教训，感觉到“在上者”不能变了；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失败，使他痛感“中国宜速自立，不自立，必灭亡，必瓜分”。于是他参加了促使孙（中山）康（有为）合作的活动，和联络会党的活动。虽然如此，他始终没有改变改良派的立场。尽管康有为责难过欧榘甲参加过所谓“孙康合作”活动，以及发表《新广东》有排满之论，也不能认为欧榘甲已成“改良派的叛逆”了。相反的，一经责难，他就“赴星加坡为保皇党张目”（《传稿》第八六页）。其实，说他“为保皇党张目”也不确切，他本身就是保皇党。他在《清议报》上刊发的《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仍主“忠君爱国”。
欧榘甲的《新广东》被康有为责难，同时又曾为“革命志士”所传诵。到底《新广东》是改良派的东西还是革命派的东西？认真分析一下就可看出，作者的思想实质及其倾向没有根本变化，这个改良主义者并没有革命化起来。
《新广东》主要有两个见解不同于康、梁：第一，它反对清朝当时的“宁赠友邦，不与家贼”的反动政策，具有民族主义，也表现了大汉族主义，而没有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第二，它主张联络会党，图谋“广东自立”、“两广自立”，以影响“各省自立”，达到“中国自立”。其实，一九○○年唐才常已利用会党起事，称“自立会”、“自立军”，尝试过，失败了。那次起事是得到康、梁同意和支持的。但康、梁对会党问题，没有象欧榘甲那样系统地强调论述。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广东》刊发于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亦即李鸿章企图借英帝国主义的帮助闹“广东独立”幻灭之后的不久。当时李鸿章的阴谋计划竟然吸引了那班维新党人甚至革命党人，致令他们一时活跃起来。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和《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都曾暴露这个“内幕”。在帝国主义列强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和统治的情况下，打算依靠地方官绅和联络会党，来实现“一省独立”、“联省独立”，不仅是个幻想，而且会产生反动的后果，这正中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欧榘甲指望联络会党图谋“广东自立”，认为这是一大关键，目的仍在“维新”，与孙中山往后联络会党有所不同。他在《新广东》写道：“日本浮浪子，岂尽忠臣义士哉？只数维新领袖，能运动之以为正用，故一变而为侠士烈夫。”——还是效法日本明治维新。
当一九○五年以后，革命风潮越紧的时候，“立宪派”的假立宪运动随之而起，清朝统治者也下诏“预备立宪”，于是“自立”变了“自治”。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一九○九年）十二月的“上谕”就宣称：“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根本。”（《宣统政纪》卷五）所谓“民间”便出现了“自治会”。就广东来说，当时颇有文名而久作清廷大吏幕友的朱棣坨、陶邵学等人，联聚起来，组成团体。于是“粤商自治会”、“中国改良会”迎时产生，官方只求有此形式以欺民。这种情况和欧榘甲的《新广东》的思想内容不是毫无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