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了什么样的“反抗”——试评《早春二月》中陶岚的形象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歌颂了什么样的“反抗”
——试评《早春二月》中陶岚的形象
文向东
影片《早春二月》不仅把萧涧秋这样一个个人主义者装扮成“救世英雄”，歌颂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且还进一步通过陶岚，更露骨地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唱赞歌，宣扬资产阶级的处世态度、恋爱观点和生活情趣。
早在一年多以前，《大众电影》杂志就对这部当时尚在摄制中的影片，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最突出的是对陶岚的介绍。它告诉读者，“陶岚：不仅有美丽、聪慧的外貌，还有一颗善良、火热的心，她为了争取女权和恋爱自由与封建势力做了不调和的斗争。人们在她身上觉察到新的青春力量的滋长。”又说，陶岚“与林道静有相似的美丽、聪慧的面貌和善良、火热的心，她将作为二十年代青年人中一株散发着青春气息的瑰丽鲜花，出现在未来的银幕上。”（《大众电影》一九六三年第一期）
百闻不如一见。现在观众可以从影片本身看到：陶岚究竟是反封建的女将，还是一个颓废放荡、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观众应该把她当作二十年代青年中的一朵鲜花来赞美，还是应该把她当作一株毒草来批判；这部影片通过陶岚和其他人物是“揭露二十年代社会面貌、描绘当年青年一代对自由向往”（《大众电影》一九六三年第五、六期），还是歪曲二十年代的社会面貌和时代精神，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下面，我们就从陶岚的言行和思想来剖析她的人生观，看看编导者通过陶岚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一些什么样的思想。
影片隐蔽了陶岚的阶级本质
陶岚的人生观的核心是什么？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在影片里，当陶岚第一次“翩然”出现在萧涧秋面前的时候，陶慕侃介绍说：“这就是我们家的皇后。”这是陶慕侃对他妹妹的性格和地位的评语。至于陶岚在萧涧秋到芙蓉镇以前的生活，电影里大都略去了。（原作中是有的。小说里写着，陶岚说：“我简直好象玩弄猫儿一样地玩弄起社会和人类来。”方谋也说：“有许多青年竟被她弄得神魂颠倒……都被她胡乱地玩弄一下，笑嘻嘻地走散。”）但是就在电影的形象中，虽然是相当隐蔽的，我们仍然可以看出陶岚玩世不恭、颓废放荡的生活态度。在电影里，陶慕侃向萧涧秋说，陶岚曾经宣布，只要有人愿意每年出三千元钱，让她到国外去跑三年，她回来之后就同这个人结婚。她把爱情、婚姻作为取得金钱和玩乐的手段，又在玩乐中挥霍自己的青春。这种生活态度充分暴露了陶岚心灵极度空虚，她找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无处发泄自己的苦闷而又竭力想用什么方法抓住生活来享乐一下。陶岚就处于这种颓废没落的精神状态之中。她生活在风云激变的二十年代，却远远躲开时代斗争的潮流，栖息在剥削阶级家庭里，过着游手好闲的寄生生活。因为她并没有什么理想支持，而只是凭着小姐脾性来斗气，所以她立下当艺术家、数学家、律师的愿望，如同小孩子吹肥皂泡一样，虽然没有遇到什么实际的阻力，却一个一个的飘起，又一个一个的破灭。苦闷、绝望、颓废、放荡的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陶岚的这种心理和性格，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她是二十年代走到穷途末路的个性反抗者的一个代表。
萧涧秋这个革命风暴时期的徬徨者、离群的“孤雁”，以“温文尔雅”的艺术家风度和“悲天悯人”的“救世主”姿态出现在芙蓉镇上，立刻使陶岚空虚的心灵找到一个新的寄托。陶岚本来是属意钱正兴的。在小说中，钱正兴向萧涧秋说：“她是爱我的，已经要同我订婚了。可是你一来，她却爱你了。”对于钱正兴这样一个人，把资产阶级的鄙陋习气表现得那么露骨，甚至哼一个歌也不成调，陶岚当然不会真心爱他。为什么钱正兴又有此一说呢？小说中方谋认为“虽则密司陶不爱钱（钱正兴），可是密司陶总爱钱的。”不能说方谋完全误解了陶岚。陶岚爱的是钱正兴的钱，因为有了钱就可以去外国玩。陶岚对钱正兴原来似有允诺之意，还由于玩弄钱正兴又玩弄自己的生命，能使她得到某种解脱，暂时摆脱苦闷和烦恼。可是，面对钱正兴这样一个俗物，在玩弄之中总不免有空虚。现在萧涧秋来了，“学问好，又走过许多地方”，钢琴弹得好，还对哲学有研究。陶岚立即转向他，取消了愿意以结婚换取几千元钱出国的诺言，而想在和萧涧秋的关系中追求安慰，满足自己感情的需要，这就是陶岚对萧涧秋“爱情”的出发点和全部内容。小说中写了萧涧秋初到芙蓉镇时的一段心理活动：“……他明了，她是一个感情奔放的人，或者她是用玩洋囡囡的态度来玩他，可是谁能否定这不是‘爱’呢？”是的，谁能说互相玩弄不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心目中的“爱情”呢？同样地，谁又能说萧涧秋和陶岚的爱情不就是互相玩弄呢？
编导为了突出地宣扬人道主义的思想，着力表现陶岚在萧涧秋影响下对穷人的同情和怜悯。似乎陶岚在萧涧秋的引导下，从只顾自己的玩世态度，转到了人道主义的“救世”道路。分镜头剧本中写到陶岚和萧涧秋一起去探看文嫂孩子的病情，因为她掏了诊费，于是“文嫂十分感激地看着她走去的背影”。这一点是改编者增加的。编导为了给这个人物渲染更多的光辉，为了渲染人道主义思想的“伟大感化力”，尽力作了许多类似描写。其实，对穷人施舍怜悯，不过是他们医疗精神空虚的一种方法。萧涧秋给了文嫂五元钞票，赢得了文嫂“无限感激”又带“几分惶恐”的眼光。他于是欢欣雀跃，“心里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喜悦”。这是陶岚要用结婚换取的几千元钱也很难买到的。
萧涧秋给陶岚带来了满足自己感情需要的两条新途径。陶岚一方面在和萧涧秋的感情泛滥中陶醉自己；另一方面在萧涧秋的引导下，学会了以怜悯去博得别人的感激，在施舍中欣赏自己。所谓“善良、火热的心”，人道主义的同情，不过是萧涧秋和陶岚在他们百无聊赖的人生中抚慰自己的手段。
陶岚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小说的描写中，表现了原作者对她的同情和欣赏。电影编导对原作进行加工应该是加强对这个人物的批判，深刻有力地鞭挞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揭露它的丑恶本质和危害性，启示观众加强兴无灭资的斗争。可是电影非但不如此，反倒把陶岚当作正面人物来歌颂，删去原作中多少还有些揭露性的描写，给人物罩了美丽的外衣，增加了对观众的迷惑力。
“反抗”的外衣罩着丑恶的灵魂
电影用什么样的伪装把陶岚人生观的个人主义本质掩蔽起来呢？这里我们就要谈到陶岚人生观的表现形式，也就是所谓个性反抗的色彩。陶岚的性格确实有一种睥睨一切的气势，好象有一点类似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要求个性解放、鼓吹个性反抗的人物。电影正是特别突出这一点，努力把陶岚装扮成反抗旧势力的英雄。所以我们还有必要来看一看：陶岚的任性，是不是对压迫者统治者的反抗？陶岚是不是“与封建势力做了不调和的斗争”？宣扬个性反抗在二十年代和在今天，是代表着什么性质的社会思潮？起着什么作用？
影片《早春二月》中，陶岚是反抗谁呢？她受到什么样的压迫呢？陶岚自己说：“我很奇怪，没有什么人管我，可是我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陶岚并没有受到什么力量的管束、压制。陶岚家里住宅宽敞，摆着豪华的家具，经常请客吃酒。她哥哥办了一所附有小学部的中学堂，其资产与社会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陶岚是这个家庭里的“皇后”，母亲和哥哥没有干涉她的能耐，她却有制伏母亲、指挥哥哥的威力。一般个性反抗者反对家庭压制的问题，在陶岚是完全没有的。她在自己的剥削家庭中，生活得很安适、很惬意、很悠游自在。她自己也从不用什么革命性的要求给和谐的剥削家庭凭添烦恼。
至于她对社会的态度，小说中陶岚说：“我活了二十几年……除了自己以外，一些不知道人间还有苦痛。”这才是陶岚小姐的真面目。可是编导者为了美化她，给她加上种种“反抗性”的表现（小说中是如此，电影中更突出了）。影片中陶岚的所谓“反抗性”的第一个表现，是《大众电影》杂志所谓“争取女权”的斗争。争取女权、妇女解放的问题，必须从阶级矛盾、政治斗争上来考察，而不能抽象地单从性别差异上着眼。争取女权、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总是从属于整个社会革命的。在二十年代，妇女解放斗争必须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必须与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要求相一致相适应，才是进步的，有意义的。陶岚的所谓争取女权的斗争，只是听到有人说女的不能做数学家便要学理科，后来自己没有兴趣了，又改学法律；都不想学，便无所事事地在家里逍遥自在，弹琴、玩乐；忽然心血来潮要教书，又马上能得到合适的教职。天底下哪有这样轻松的不受黑暗势力阻挠的争取“女权”的斗争呢！与其把这些叫做争取女权的斗争，不如叫做“以我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小姐的任性，这样岂不是更确切一点吗？
影片还企图通过陶岚在和萧涧秋恋爱问题上与钱正兴的矛盾来歌颂陶岚的“反抗性”。这是影片表现陶岚“反抗性”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大众电影》称之为争取恋爱自由的斗争。对于“要求恋爱自由”，列宁指出过，“这的确不是无产阶级的要求，而是资产阶级的要求。”而资产阶级妇女对恋爱自由的理解，只是要求“摆脱爱情上的严肃态度”（《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一百六十四页）。列宁的分析对于陶岚这个具体人物是多么适合！而《大众电影》杂志竟把“争取恋爱自由”这种资产阶级的要求作为“新的青春力量”的标志，实在令人吃惊。
在电影中，增加了许多细节来突出陶岚与钱正兴的对立。我们知道，文艺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之间的同情或冲突，是要反映客观的社会关系、阶级冲突的。那么，陶岚和钱正兴的矛盾，包含了什么样的社会内容呢？他们之间的爱情上的纠葛，并没有反映不同社会势力之间的矛盾。钱正兴是一个资产阶级铜臭气极重的人，自称是资本主义的信仰者；陶岚同样生活在剥削阶级家庭，而且成为这个家庭中的“皇后”，正因为他们阶级地位是相当的，所以钱正兴追逐陶岚达不到目的时，只有一味的胡缠，不能强制压迫。他只有使用牛二买刀式的流氓手法，比如以辞职要挟，或者制造谣言，写匿名信等等。而当匿名信刺激了萧涧秋的时候，陶岚还“激怒地”“坚决地”申明：“我们一定要彻查一下！”只是在萧涧秋认为查出来也没有什么用才作罢论。从这些地方看，难道能够说钱正兴与陶岚之间是压迫者与反抗者的关系吗？把这种事如实地叫作资产阶级分子在爱情上的纠缠，不是更合适吗？
影片中陶岚的“反抗性”的第三个表现，是对于人们非议她和萧涧秋的爱情，采取“笑骂由人笑骂，我行我素”的蔑视态度。我们怎样看待陶岚这种态度呢？我们认为，这种蔑视可以是从不同立场发出的。如果坚持崇高的理想和纯洁的爱情，蔑视旧道德、旧势力，这就值得肯定。可是陶岚对萧涧秋的爱情本身，就不是什么崇高的东西，而带着十分自私的性质，只是企图满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感情欲望，没有什么值得赞扬和肯定的地方。她同流俗的对抗，则不过是资产阶级“皇后”对她脚下侍臣的蔑视，根本不值得钦佩。
宣扬个性反抗是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总起来说，只要我们深入到艺术形象中实事求是地探索一下，所谓陶岚“与封建势力做了不调和的斗争”的神话就破灭了。陶岚资产阶级小姐的个人主义面貌就清晰了。文艺作品可以而且应该描写各种人物，当然也可以描写个人主义者。问题是作者对于应该批判什么，应该歌颂什么，必须有正确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一年涉及到《武训传》的批判问题时，曾经写道：我们的一些作者不去研究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毛泽东论文艺》第八九页）电影《早春二月》的作者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把历史上过时的思潮、没落的人物作为正面形象来歌颂，歪曲了历史的真实。而《大众电影》却把影片所歌颂的个人主义者称为二十年代青年人中的瑰丽鲜花。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看，二十年代是什么样的时代？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使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一个全新阶段的时代。“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五四五页）二十年代的第一年，正是共产党建立的一年。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广大劳动群众从历史上的沉眠转向新的历史的创造，以暴风骤雨之势冲击旧中国的统治势力。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湖南、广东和江西等地的农民运动，其声势和规模之大使全国、全世界为之震惊。描写二十年代生活的《早春二月》丝毫不去触及这一汹涌澎湃的历史主流，却选取了一个“平安恬静”的“世外桃源”。这里看不到阶级压迫更看不到革命斗争。这怎么可能“揭露二十年代社会面貌”呢！说它以几个不同类型的个人主义者的角逐纷争代替翻腾震荡的革命风暴，以人道主义的施舍怜悯掩盖深刻尖锐的阶级矛盾，不是更符合事实么！其次，我们再来看看二十年代有些什么样的青年人？我们党的领导同志和许许多多无产阶级战士，在二十年代是“风华正茂”，缔造着革命伟业。夏明翰、刘绍南、蔡瑾璜等二十年代许多烈士，也是正当青春焕发的年龄就为人民、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难道二十年代青年人中的精英不是这些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倒是陶岚那样在“世外桃源”里消磨青春的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吗？电影创作者和《大众电影》杂志是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呢？
或许有人会问，陶岚即使算不了当时青年人中的先进代表，但她的个性反抗在二十年代是否还有一点进步意义呢？个性反抗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它的性质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演化。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个性反抗曾经带有一定的进步性，因为它在反封建这一点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资产阶级登上统治宝座以后，个性反抗就逐步地失去了进步性。到了十九世纪中，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提出和传播，个性反抗就成为完全反动的口号。
辛亥革命前后，个性反抗的口号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逐渐流传开来。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当时还在幼年时期，广大农民群众也没有觉醒起来，中国的先进人物还没有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和西欧不同，它在当时中国的反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的民主革命中还有过一定的客观进步作用。当时，个性反抗的口号曾经鼓动不少知识青年迈开斗争历程的第一步。尽管如此，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个问题，在肯定它的进步作用的同时，必须看到这个口号的资产阶级性质。个性反抗的人只是从个人本身的利害，如婚姻、恋爱自由、人格独立、尊严、求知求学的愿望等出发，对于阶级斗争还完全缺乏认识，对于彻底的民主革命还没有思想准备。对于许多革命者，个性反抗固然是促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推动力量之一，但同时也是他们继续前进的思想障碍。五四运动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成立，无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中迅速成长，中国社会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原来五四初期参加革命统一战线的有抱着各种不同世界观站在各个不同阶级立场的人，这时已经发生很大的分化：是站在无产阶级旗帜下，拥护共产主义、集体主义，还是站在资产阶级旗帜下，坚持个人主义呢？——这就成为摆在人们面前，尤其是知识分子面前的尖锐问题。许多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个性反抗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出路。鲁迅一九二三年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评论当时影响很大的个性反抗的典型人物娜拉时指出，娜拉出走之后，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都意味着个性反抗的破产。鲁迅在一九二四年所作的小说《幸福的家庭》、一九二五年所作的《伤逝》和《孤独者》中，又以艺术形象批判了个性反抗的道路。鲁迅对这类人的观察是很深刻的，但是鲁迅这时还没有看到第三条出路、真正的出路——革命。鲁迅自己后来是走到这条路上，成为坚定的革命文艺家。革命是当时反抗社会的青年们唯一的真正出路。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个性反抗这个资产阶级口号在中国也成为完全反动的。《早春二月》中陶岚的个性反抗，既然并不是针对封建势力，所以没有什么进步意义，却突出地表现了这一时期个性反抗的消极破坏作用。陶岚完全没有五四初期个性反抗者的那股锐气，不愿意也不能够投身到革命中，因而失去了希望，看不到前途，只有空虚、烦恼和颓废。
个性反抗的思潮和个性反抗者是历史上的客观现象。这些现象在不同作家笔下得到不同的反映。《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虽然开始还有一些反对封建家庭，鲁迅却能批判他们对黑暗势力的妥协，指出他们没有前途。《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反抗了官僚家庭的压迫，作者不仅以批判的态度描写了她的软弱，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的囚笼跳进资产阶级小家庭的囚笼，而且进一步表现了她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怎样逐步克服和抛弃了个性反抗、个人主义的东西，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早春二月》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主人公陶岚和莎菲，是已经走向没落反动的个性反抗思潮的代表，已经丝毫没有一点积极意义，而是集中表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腐朽丑恶本质，这两部作品对她们却采取了歌颂的态度。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出现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阶级斗争复杂尖锐时期，出现了《早春二月》。古调重弹，在今天又来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它起着什么作用呢？《早春二月》通过陶岚歌颂个性反抗、个人主义，起着腐蚀革命队伍的作用。在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的个性反抗总是要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相对抗。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它更成为极为反动的东西。个性反抗的锋芒，现在是指向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指向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坚持个性反抗这一套腐朽哲学的人和集体和革命的对立就更尖锐。宣传个性反抗，乃是两条道路斗争中反社会主义思潮的表现。但是，灵魂深处有一个资产阶级王国的人，总要顽强地宣传它。他们的宣传现在采取更隐蔽的方式。马克思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在进行反封建革命的时候，为了掩盖自己斗争的狭隘的阶级内容，总是怯懦地要召唤过去的亡灵，向他们借用古代的神圣服装和口号，来为自己效力。今天，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贩卖资产阶级的私货，他们又重演旧日的故技，到死人坟墓里去寻找武器。他们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找到一些叛徒和逃兵、统治阶级的忠心奴仆，加以美化和歌颂。这一次，他们让死人复活，就不再是为了赞美反封建的斗争，而是借幽灵们来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毒菌，在历史的服装下向无产阶级、向社会主义发起攻击。这种斗争方式不能不反映到文学艺术战线上来，电影《早春二月》就是一个最新的例证。影片中陶岚这个艺术形象的思想倾向是极端错误的。对这个形象和整个影片的批判，将有助于思想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