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河百荡连底翻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千河百荡连底翻
张英
昨天从上海回到公社，原想找党委书记聊聊晚稻田间管理的情况，张秘书告诉我，公社干部都下生产队去抓积肥了。我问：“老孙同志在哪个队？”他说：“在任屯村。”我一看时间已近傍晚，决定今天早上去。
早上，我沿着大白荡的圩岸到任屯村去。这时，大伏天的骄阳，象火伞高撑，还没走半里路，我头上的汗水就象串珠似地冒出来，衬衫也湿得贴在背上。“好热的天呀！”我不断用手帕揩着额角，又打开折扇，一路上“忽擦忽擦”地扇着。
到了村里，我照例先到大队办公室。可是迎着我的，却是门上一把大铁锁。呵，会计也下田去了。村里静悄悄的，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领着小孩子坐在屋檐下缝补衣服鞋袜。尽管树上的知了在“唧唧”地合唱着，但这单调的蝉鸣，仿佛更增添了村子的安宁。好不容易在办公室那面的草场上，找到几个正在锯木修船的社员，我走上去问：“老孙同志在村里吗？”
“在，在。”社员们回答，神情显得那么高兴、亲切，似乎我打听的公社党委书记就是他们家的亲人。
一听说在村里，我可放心了。我舒了一口气又问：“他在哪里？我马上去找。”
“马上去找？”一个老社员呵呵一笑说：“那你到东白荡或者到西白荡上去找吧！没有的话，再到小河小港里去看看。”
我望了一眼碧波涟漪，湖光闪照的茫茫大白荡，不禁怔了一下。正想问个明白，那个老社员又说了：“老孙同志天没亮就摇着船和队里干部一起捞水草积肥去了。”
“他几点钟回来？”我焦急地问。
“那可要看水草多不多。”那个老社员见我着急，就又建议说：“老孙住在老贫农阿多妈妈家里，等会儿要回来吃饭的，你还是到她家里去坐一会吧。”
我向他们道谢后，来到沈阿多老妈妈家里。老人家已经把中饭烧好了，她知道我是来找孙书记的，就站到门口向远处河港上望望，然后回身告诉我说：“前几天积肥掀起了高潮，各个队一下子搞了不少水草，可是这几天大伙儿说搞不到了。老孙和大伙一算账，下半年的小熟基肥还差得不少。那怎么办呢？有的干部建议再动员社员多出船，老孙不同意，说应当由干部先出船，先亲自去摸一摸，看水草究竟还有没有，心中有数，讲话有实据，群众听了也就信服。所以他今天早晨四点钟就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张一起去积水草了。”
我一直等到中午十二点半，才看到党委书记和老张摇着满满一船水草进村来。他头戴草帽，赤膊，光脚，穿的一条短裤也湿淋淋的，炽烈的阳光，晒得他沾着泥浆的脸孔、胸膛和两腿、双手，都象火烤过似的发红。他带缆上岸后，脚步是那么有劲，神色是那么欣喜，就象一个得胜回来的战士。见了我，高兴地说：“老张，你来得正好，等会儿帮我捎个信给办公室，通知各个生产队要抓紧积水草，办法可准备三种，大白荡上用‘双刀’，小河浜上用‘卷干’，荡滩边上干脆跳下水去用手捞。这样随机应变，用多种方法来搞的话，还可以积不少草肥。”
这时，老妈妈关切地招呼我们吃饭。我们一边吃，一边自然又谈起积水草问题。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张也以深切的感受说：“农民最讲实际，现在我们在不算多的工夫中搞到了这一船水草，就能现身说法，拿出这最生动的材料动员社员积肥的积极性。”老孙同志也说：“通过劳动，就能更好地领导生产。亲自动手，进行试验，了解情况，取得经验，就可以不犯或少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
吃好中饭，老孙还要和支部研究一下社员代表大会的事情，我就到村里去走了一转。这时，我看到午休的社员都在树荫下纷纷议论积水草。有的说：“孙书记能搞到水草，我们为啥不能？”有的说：“我们搞不到水草的原因，就是想‘吃大饭’，一出船，就到大白荡上用‘双刀’搞，搞不到就回来了。可是老孙他们既闯大白荡，又钻小河港，广找积肥门路。他们积的办法也是灵活多样，‘双刀’、‘卷干’不行，就跳到水里用手捞。我们如果也下下决心，不怕搞不到！”有的说：“我们明天也一早出船，闹它个千河百荡连底翻，水草积得满荡滩。”……
我听了群众的议论，心中不禁象潮水汹涌。正是“说一千，话一万，不如干部带头干”。看，老孙同志他们未经开会动员，只是把一船水草积到手，社员群众积肥的劲头就鼓起来了。
第二天，我看见东白荡和西白荡，以及纵横在一个个圩头周围的河道上，游动着穿梭般的积肥船。在这些船群中，我又看到了老孙摇的那条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