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意新声动人心——访苏州市评弹团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新意新声动人心
——访苏州市评弹团
古平　韦顺
你听过苏州评弹吗？也许你曾为《蝶恋花》那首弹词开篇中深厚的革命感情动过心，那么你一定很高兴知道，今天的苏州评弹不仅有了新的开篇，还有了许多新的短篇、中篇，甚至有了能连说一个月的长篇。我们在苏州评弹的家乡——苏州市，访问了几个评弹团。在这里，已经听不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书，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占领了书台。他们已经改编和创作了《红岩》《夺印》《红灯记》《杜鹃山》《江南红》等长篇新书四十七部，评弹演员们正在向演革命戏、做革命人的宽广道上迈进。
《江南红》的诞生
《江南红》是一部歌颂党的地下工作者机智、勇敢地战斗在敌人心脏的长篇评话。这是根据一篇革命回忆录的素材创作的。故事就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苏州，因此，苏州一带听众听起来，感到特别亲切。
参加这部新书创作的有老艺人潘伯英和青年演员杨玉麟等。他们没有料想到新书一登台，就在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应。多少新听客到后台来，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大胆地创新说新，使苏州书坛出现了第一部反映当地革命斗争的评书。有些了解当时地下斗争情况的老同志，也热情地来听他们的新书，提出许多当时的史实和宝贵的意见，希望他们把这部新书改得更好。
《江南红》刚诞生的第一年，在演出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经过不断修改，从最初的十回改成十五回，又发展到三十回。这时候《江南红》虽然粗具规模，但还存在着不少缺点。第二年，评弹团组织参加创作小组的同志，学习了党史和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其中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章；翻阅了敌伪时的各种报纸、杂志；看了很多文艺参考书籍；还经常去访问革命回忆录的作者仲国鋆，为大修改做好准备。
评弹团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两个年轻人——杨玉麟和强逸麟。他们到农村集镇演出时，随身带着《江南红》的几次修改稿，带着毛主席著作和党史，还有一大本听众的意见。他们一面演出，一面修改《江南红》。为了研究一个动作、一句对白是否符合书中的人物性格，或是琢磨一段画龙点睛的韵白，他们在江南小镇的阁楼上，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紧张的午夜，迎来一个又一个难忘的黎明。最后，写出了《江南红》的二十二回的新提纲。他们怀着兴奋的心情，一回到苏州，马上找党支部汇报。这时候，支部书记夏玉才刚动过肺切除手术，躺在病床上倾听了他们的详细汇报，并随手记下自己的意见，要他们再仔细推敲一番。
辛勤的劳动没有白费，经过四次大改和无数次小改的《江南红》，获得了比以前更好的演出效果。杨玉麟在苏州演出时，比他过去说的《东汉》还能叫座。在《母子会》这段书中，吴科长在敌人的监视下，到狱中给身受毒刑的母亲看病，为了党的利益，母子俩以坚强的革命感情，克制母子之情。这时有一段动人的韵白：“……母子分别七年，想不到狱中见面。母亲啊！你默默无声地对待饥寒交迫，你怒目圆睁地忍受敌人的皮鞭。你是何等使人尊敬，何等使人想念。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
吴科长看见母亲胸前被敌人烫的“共”字，他的手微微颤抖了，听诊器也不听话了。这时候，母亲强忍住泪水，把身子迎了上去，在革命母亲坚毅的目光中，儿子立时镇定了下来。
杨玉麟每次在后台默记这一段情节时，自己的眼泪总要止不住地滚落下来。听众听到这里的时候，也都被深深地打动了，沉浸在一种崇高的情境里。
强逸麟在昆山演出时，第一天听众只有几十人，后来逐渐增加到二百多人。在最后一场书开讲的那天晚上，书场的电灯忽然出了毛病。这时，听众已经陆续来到书场。七点钟，开演时间到了，电灯还没有修好，书场准备退票，但听众宁愿耐心地等，不愿回去，并有人建议点起汽灯或蜡烛来说。一直等到八点半，电灯亮了，二百多位听众终于怀着满足的心情，听到了最后一回书。
一传十，十传百，《江南红》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听众。在上海、无锡、常熟、戚墅堰、杭州、绍兴、宁波、舟山群岛等地演出时，听众人数也是由少到多，到后来，甚至在开讲前几分钟还有人在书场门口等“飞来票”。有些对新书抱怀疑态度的老听客，头几场没有去听，还十分后悔哩。
《一顿饭》打动万人心
解放前的姑苏城里，一对工人夫妇，为了满足病在床上的四岁小女孩想吃一顿饭的愿望，在年关前夕的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双双奔出家门。丈夫拼了一夜命，拉洋车得到一点钱，被伤兵抢走不算，还被踢伤。当他拖着空车和一身伤痕回到家中的时候，小女儿已经横在床上，张着嘴伸着手，早就断了气。妻子用半个月的夜班工钱，换回了三升米，高高兴兴地踏进家门，丈夫把妻子拦住不让她进门，妻子把丈夫推开，扑了进去。那段一声一泪的唱词，一曲未终，满座动心。工人们激动地噙着眼泪倾听工人阶级共同的仇恨。
这是评弹演员丘肖鹏、徐檬丹和王洁在苏纶纺织厂演唱《一顿饭》时的情景。《一顿饭》不仅在工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顿饭》也成为启发广大群众忆苦思甜的教材。评弹团虽然集中了二十几挡演员演唱《一顿饭》，但工厂、学校等单位要求去演出的电话还是铃声连连，使他们应接不暇。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一顿饭》演出了上千场，五十万人口的苏州城，有二十多万人从中受到了教育。
为什么《一顿饭》会有这么强烈的感人力量呢？作者丘肖鹏告诉我们，这是他在苏纶纺织厂体验生活时，根据车间支部书记王月华的一段真实经历创作的。这里虽然没有什么曲折的情节，但却是工人阶级在旧社会生活的缩影。
丘肖鹏在苏纶纺织厂里，从老工人的嘴里了解了厂史和他们的家史。他不仅为王月华的遭遇流过眼泪，也对许许多多工人在旧社会的惨痛经历有了深刻的了解，从而激发起对旧社会的仇恨，产生了一种和工人痛痒相关的感情。丘肖鹏说：当他想到工厂里还有些小青年，不知天高地厚，吃着雪白的馒头还要吐皮的事情，怎么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激动，觉得把《一顿饭》的故事编成弹词演唱，在阶级教育当中发挥曲艺的战斗作用，是自己刻不容缓的责任。他和在苏纶纺织厂一起深入生活的徐檬丹等人，连夜讨论了提纲，写出了唱词，第二天上午排练，下午就给工人们演出了。
丘肖鹏告诉我们，在工人中生活得越久，就越觉得，要了解工人，不但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而且要用心去感受。有一次丘肖鹏和几个老年退休的女工谈心，问起她们的生活情况。一个名叫吕阿二的老工人解开旧罩衫，露出新棉袄，指给丘肖鹏看。这位老女工满额皱纹，半头白发，老花眼睛里充满了笑意，两片嘴唇在微微抖动，她只说了一句十分普通的话：“幸亏伲个（我们的）毛主席”。吕阿二的这一句话，这一个动作，深深地印在丘肖鹏的心里，久久不能忘怀，而且时间越长，这一形象越加丰满。他说，在创作《一顿饭》时，很多表白和官白的由来，就是从这一句话、一个动作的种子发展引伸出来的。
经过艺术加工，生动的人物形象树立起来了。《一顿饭》这个普通的故事，产生了巨大的感人力量。许多年青人听了《一顿饭》更加热爱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说：自己是在糖水里泡大的，哪里晓得工人阶级在旧社会吃一顿饭那么艰难。中年以上的听众，也感到重温一下过去的阶级苦，大有好处。演员也都争着演，觉得多演一次，就可多受到一次教育。
农村新事上书台
……太阳已经落山，炊烟四起。低着头咬草根的大水牛，偶尔抬起头来看看野景，哞、哞……地叫几声。又高又大的草堆，一个一个端庄地站在场上。新的稻草有一股股甜蜜蜜的香味，随着风向四面散开。脱粒机用草帘盖着，两只鸡歪着头在对它呆看：前几天你是那样威风，轰轰隆隆地吓得我们不敢跑近，现在为什么又是这样文文静静，一声不响？河里，几只鸭子在慢吞吞地游。忽然，一块石子从桥上扔下来，“卜咚”一声把几只鸭子吓了一跳，扑扑地四散开来。这是谁呢？鸭子们对桥上一望，扔石子的不是别人，是队长庄福根，晓得他是好人，方才是和我们开开玩笑的，所以都伸长头颈对他叫：呷呷呷呷呷……。
《五亩地》中的主角，就这样有声有色地被引了出来。老队长庄福根满怀深情地在石桥上等候到公社开监委会议去的女儿——他唯一的亲人。但是就在这天的晚饭桌上，父女俩却为队里修水利节省下来的五亩地要不要上报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三个演员在这个短篇弹词中，成功地塑造了农村公社的几个典型人物：热心为集体办事，但却忽视了国家利益的老队长庄福根，心直口快，敢于斗争的女儿——水宝，还有一个一心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姚七贵。严肃的主题，富有生活情趣的情节和生动的语言，使听众从中受到教益，也得到了艺术享受。
《五亩地》是评弹团农村创作组写的。创作组组长王如荪是一个年近四十的评弹演员。他告诉我们，创作小组的四个演员分别住在贫农社员家里。
晚上，他们住的屋里总是挤满了人，有时他们说书给社员听，有时社员们讲自己的家史给演员们听。
在田里劳动时，一休息下来，有人提议：“老王，来一段吧！”这一个点《榆树恨》，那一个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好听，最后只好来个少数服从多数。没有书台，没有三弦，王如荪笑迷迷地坐在田埂上开了腔。他那沾满了泥土的双手挥动着，神气活现地讲了起来。社员们紧紧地把他围在当中，有人摸着王如荪的膝头，有人伏在王如荪的肩上，他们之间坦率得如同亲兄弟，什么地方说得好，什么地方说得不好，马上表示态度。王如荪感到这是他二十年书台生活中最愉快、最难忘的演出。
在深入农村的一年中，创作组的成员和社员们在一起，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忆苦思甜的座谈会上，在收集家史、村史、社史的活动中，在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受到了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对党的文艺方针有了新的体会，他们深深感到社会主义时代如果再演唱那些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吗？今天的戏曲艺术应当为正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革命人民服务才是最光荣最有前途的，而投身到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中去，又是冶炼自己吸取艺术营养最好的地方。他们和农民交上了朋友，熟悉了农民的性格，也为创作农村题材新曲目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素材。他们陆续写出了八个短篇和二十多个开篇，还有一个中篇、一个长篇。这些作品经过当地农民的帮助，边演边改，逐步成熟。《五亩地》就是经过不断修改加工后的优秀短篇之一。早在一九五一年，苏州市评弹艺人中思想进步的十多个人，就响应党的号召，组成了下乡组，到农村巡回演出了一年多。他们在苏南农村演出了许多配合当时政治运动的短篇弹词。在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中，他们改编了《春风吹到诺敏河》，半年中唱遍了苏州郊区和吴县农村，十多万农民从这部新书中看到了互助合作的光明前途。后来演员们再到那些地方，许多农民还能够叫出他们在《春风吹到诺敏河》中分担角色的名字。他们从农村带来的许多优秀曲目，他们在演出中对农村人物的生动刻划，使评弹书台出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气息。
新的追求
开讲时间来到，四五百人的书场已挤得满满的了。人们渴望地等着谢汉庭和丁雪君上台。这天，他们说的是长篇弹词《苦菜花》中的一回《血染桃庄》。
老号长要把内部出了叛徒的重要情况告诉政委，但他们都身受重伤，奄奄一息。坚强的意志支持着他们互相向对方身边一寸一寸地爬过去。演员们说唱到这个情节时，那种细腻的心理描绘紧紧地扣住了听众的心弦。当这回书的最后一句话一落音，热烈的掌声就响了起来。但是，演员们总觉得还没有把书中的人物说活，特别是政委这个角色，还没有把握得住。谢汉庭告诉我们：“每逢自己感到对书中的角色还没有把握得住的时候，看到书场满座，听到鼓励的掌声，心里就越觉得对不起听众。”
在旧社会，谢汉庭和许多曲艺艺人一样，“背包囊，走官塘”，说书只是为了混饭吃，一部《落金扇》，混了十年饭，能够天天座上有客，就感到满足了，哪里会有什么抱歉不抱歉的心情呢？可今天他却有了一种新的追求，却时时刻刻想到一个艺人对听众的严肃责任。
谢汉庭告诉我们，过去说的唱的都是几百年上千年以前的事。老生出来捋须甩袖，武生出场踢腿，翻筋斗，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反正看惯了听惯了，大家通得过。可新书中的人物，为大家所熟悉，台上说不象，听众马上就能感觉到。他们常感困惑的是，台上塑造的人物反而不如生活中的真人实在，更谈不上什么典型化了。
为了说好《苦菜花》这部长篇，他们曾经去山东昆嵛山深入生活，熟悉昆嵛山的地形和当地的风俗习惯，访问了与书中人物有关的群众。有一次，他们在南京演出，听说《苦菜花》中八路军团长于得海，就是正在南京休养的一位老同志，他们马上登门拜访。在和这位老同志的接触中，他那热情恳挚，稳重细心的话语神态，一下子使谢汉庭觉得自己起的于团长这个角色，活现在自己眼前了。他以惭愧的心情对我们说：“过去，我只是概念地认为团长是军事干部，讲话永远是大嗓门，动作只能是粗犷的。今天，我才明白，那样理解是形式主义的。”又经过一番艰苦的琢磨，谢汉庭终于较为真实地把握了于团长这个角色。这也就是他在后来演出《刀劈马大龙》这回书时，听众称赞他演于团长演得有分寸，演得恰到好处的由来。
谢汉庭在旧社会说书时，也曾迷恋过自己喜爱的角色。在《落金扇》中，他很欣赏殷赛莲见义勇为，搭救落难公子周学文的勇敢行为，以及她得知周已有配偶后，甘愿当“二房”的“崇高”品德。解放后他渐渐地被革命斗争中的英雄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新人物所迷恋了。他说，说新书对自己也是一种最实际的陶冶和改造。从自己所演唱的那些英雄人物身上，吸取了很多力量。当自己思想出现名利、偷懒的念头时，马上就觉得对不起自己起的角色，决心改造自己。
评弹演员们在创新、演新过程中，逐渐增强着对听众越来越强烈的责任感，因此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鞭策着自己坚持下去，一次，两次，十次以至几十次地修改；一年，两年，甚至五六年不间断地吸取群众意见，加工琢磨，精益求精，为社会主义的革命艺术事业作出更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