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生活这一课题一点不能放松——改编京剧《黛诺》的几点体会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深入生活这一课题一点不能放松
——改编京剧《黛诺》的几点体会
云南省京剧一团　金素秋
《黛诺》这出戏的剧本，是根据电影文学剧本《景颇姑娘》改编的。虽说是改编，却经过了一个相当曲折的创作过程。从去年十一月到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为止，一共进行了五六次修改。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云南省委和省文化局的负责同志都在有关方针政策和创作思想等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也得到了电影剧本原作者和其他许多同志的帮助。因此，假若说这个剧本和改编确有一些成绩值得肯定的话，首先应当归功于党的领导和上级的关怀，同时也是依靠群众力量的结果。
对于这个剧本的改编，我们最初的想法是这样的：在尽可能保持原作的精神和尊重原作者的创作劳动的基础上，使它适应京剧艺术的形式、规律和特点，在改编的第一稿里，在如何适应京剧艺术的形式、规律、特点这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基本上能够在京剧舞台上演出；但我们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在剧本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生活气息等方面都不能真正体现原作的精神。原来的电影剧本是作者在景颇族地区生活了几年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我们只是关在屋里，所以不能改编好。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到生活中去，尽可能将这个剧本的改编放在比较可靠的生活基础上来进行。今年一二月间，我们到德宏景颇族地区去生活了一些日子，虽然时间很短，仍旧对我们的创作有很大的好处。经过这段生活，领导上又反复帮助我们详尽地深刻地分析和认识景颇族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基础，帮助我们在党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后所总结出来关于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的经验基础上，来看景颇族人民所走的斗争道路，来分析《黛诺》这出戏所反映的生活。这些帮助，对我们的创作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是有关这个剧本主题的一些问题。这个剧本，我们是想通过黛诺这个主要人物的成长，来反映景颇族人民怎样在党的领导下获得彻底翻身，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想说明必须要有党的领导，景颇族人民的斗争才能由不自觉变为自觉，从而才能使他们在斗争中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巨大威力。究竟怎样才能体现出这样的主题精神呢？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景颇族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的实质和意义。在电影剧本中，景颇族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几乎都得到了反映，其中有山官和百姓的矛盾，有景颇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有落后习俗和先进思想的矛盾；而所有这些矛盾，究竟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次要的，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只有当我们对景颇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前的社会性质作出准确的判断以后，才能获得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我们更多注意了山官的剥削并不严重、生活并不富裕等表面现象，因而尽管承认景颇族存在着阶级矛盾，但又认为阶级分化并不很明显。这样，我们既要写阶级矛盾，又不敢在剧中突出阶级矛盾这条主线，反而较多地去描绘景颇族某些落后的表面现象，把一些陈规陋习当做了景颇族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这样，剧本中尽管表现了好些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实质却很难得到明确的解释，因而不仅把剧本的主题意义贬低了，也使观众难以看懂。后来，还是领导上及时向我们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并着重帮我们分析了景颇族解放前后的阶级矛盾，确定了景颇族进入社会主义前的社会性质，才使我们进一步明白了景颇族各种社会现象以及各种矛盾的阶级根源，明白了景颇族人民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摆脱穷困落后的面貌，首要的斗争任务是必须摧毁反动的山官封建统治；我们在剧本中所要表现的党所领导的斗争，正是这样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一切矛盾都必须围绕着这条阶级斗争的主线来发展，一切人物都必须摆在这样的斗争中来予以塑造。这样，剧本的主题就显得比较鲜明突出了。从这里使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教训，戏剧创作能否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首先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认识现实生活；如果不能认识生活的本质，也就不可能通过我们的戏剧创作去揭示生活的本质。
还有就是在景颇族人民的斗争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的问题。没有党的领导，黛诺不可能成为景颇人的“金凤凰”；没有党的政策的正确执行，景颇人不可能彻底推翻山官的封建统治，不可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怎样体现党的领导呢？我们最初只注意到了如何突出工作组的作用，但后来又发现：如果将工作组的戏写少了，好象党的领导就不显明了；写多了，又好象景颇族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是工作组在包办代替。一些领导同志反复向我们强调了政策精神、政策界限的问题，这才使我们逐渐明白，要真正能够体现党的领导，主要的不在于工作组戏多戏少，而在于工作组的一切行动能否正确体现党的政策精神；不仅要从工作组本身的行动中看出党的领导，而且要从以黛诺为代表的景颇族群众的自觉行动中看出党的政策精神和政策威力。关于这个问题，在目前的剧本中虽然还没有很好解决，但至少使我们得到这样一点体会，那就是：剧作者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去深刻反映现实斗争生活，如果剧作者本身没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没有一定的政策水平，是很难作好的。
其次，是有关这个剧本的人物塑造的问题。这个剧本，主要是表现景颇族人民的现实斗争生活，其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景颇人。对于他们的生活、斗争和思想感情，我们过去并不熟悉。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当地的一些汉族干部，他们那种全心全意为景颇族人民服务的精神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而景颇人本身的淳朴善良和追求幸福生活的巨大热情，也使我们对这个民族产生了由衷的热爱。特别是，我们深深感觉到景颇族妇女所经受的压迫特别沉重，因而她们在党的领导下要求彻底翻身，当家做主的愿望也就特别强烈；对于党所指引的奋斗目标，总是执着追求，决不后退。这样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所以在塑造黛诺这个人物的时候，总觉得难以压抑内心的激情，总希望这个人物能一直处于不断前进之中，而不让她有任何前进和后退的内心矛盾。比如第五场黛诺被第二次抢亲，李医生救下她以后，文帅爷爷劝她仍旧离开景颇山，远走高飞，而李医生却鼓励她留下，一同带领群众进行斗争。在这里，曾经有同志认为黛诺应该产生去或留的内心矛盾，并认为把黛诺搁在这样的矛盾中来处理，正是刻划人物的有效方法；但根据我们从生活中得到的启示进一步地作了分析研究，就感到这个时候还让黛诺纠缠在去留问题上，这个人物就显然是向后倒退了，贬低了。黛诺主动回到景颇山，正是为了要彻底改变家乡的面貌，正是由于她已经懂得了要过好日子，必须自己起来斗争的道理，但怎样才能改变家乡的面貌，应该怎样进行斗争，她却不完全明白；特别是由于长时期的封建统治所形成的“弹弓不能打大雁，穿统裙的不能办大事”的因袭观念，使她一时无法相信自己也能象男人一样作领头人。在这里，也许作者正是应该掌握黛诺的这种精神状态，充分肯定黛诺要留下来进行斗争的强烈愿望，然后经过李医生的诱导，才能真正使人物继续升高一步。客观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如果景颇人没有这样敢冲敢撞、勇猛前进的斗争精神，就不可能在解放后短短的十几年中跨过几个世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无从体现党的伟大和党的政策的威力。
关于人物塑造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在表现手法上尽可能适应京剧艺术的规律和特点。电影剧本的某些章节，对于表现黛诺的性格特征是非常鲜明生动的，但在舞台上，要在一场戏里表现许多环境和生活细节，是很难办到或者很难讨好的，因此我们就不能不割爱，只集中一点，表现黛诺“挣断千斤铁锁链”、决然逃下景颇山去寻找红星的精神状态，至于黛诺这个人物性格的进一步刻划，则留待后面的戏中去逐步解决。还有另一方面的例子，比如黛诺回山的那段戏，在电影剧本里就比较简单，也许只要几个镜头就解决了，而在《黛诺》这个剧本里，我们却给她安排了大段唱词，以便能充分抒发黛诺热爱家乡、盼望家乡改变面貌的内心情绪。同时，也还考虑到给演员提供能够充分发挥表演艺术的余地。
第三，有关剧本的语言问题。电影剧本中的大部分对白，既有生活气息而又性格鲜明，读起来竟有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同时这些语言的韵律性、节奏性也很强，许多地方同戏曲唱词、念白的特点自然契合。用这种富有生活气息和民族特征的语言来抒发现代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刻划景颇人的性格，是比较有力的。从这里得到启发，我们就尽可能地根据景颇族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提炼加工，一方面是大量吸收景颇族的某些生活语汇、谚语和民歌语言，另方面又根据景颇族语言的特点进行创作。景颇族语言的特点，是善于用景颇人自己所熟悉的事物作比喻，来表达某种概念。他们用柚木树来比喻一个人的坚强，以清水来比喻一个人的善良，用松树来比喻一个人的正直，等等。运用这样的比喻，不仅能够以比较精炼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容，而且能够表现出一定形象和意境。比如文帅讲：“景颇人的有些老规矩，象烧山的野火，把景颇人都烤焦了。”只是这两三句话，就把山官制度的残酷比较深刻地揭露出来了，同时也能使人受到情绪上的强烈感染。这种比喻的手法还有一个好处，它能给同样一个概念赋予各种不同的形象，从而显示出语言的丰富多彩。当然，我们在吸收景颇族生活语言的时候，主要是注意了这些语言和景颇人的生活、思想感情的密切联系，而且要根据不同的人物性格和所要表现的内容予以选择，提炼。比如“人不学新规矩怎能长进，蝉娘子不脱壳怎能长成”，这样的话，从黛诺的口中讲出来，就比较符合她一定要摆脱陈规陋习的束缚的决心。又比如“你见过麂子咬豹子……老百姓欺负山官？”这样的话从山官的口中讲出来，也许符合他企图顽固地维护统治地位的精神状态。再比如李医生用“大树要用长刀才能砍倒，好日子要用双手才能争来”这样的话，去启发黛诺的阶级觉悟，用“勇敢的猎人遇着豹子，总是迎上前去”的比喻来激励黛诺的斗志，就更能使人觉得工作组与景颇人民的关系是亲切动人的。至于怎样使那些从景颇族生活中吸收提炼出来的语言，能够适应京剧舞台语言的特点的问题，我们主要是注意了如何加强语言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而景颇族的语言本身就很好地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基础，特别是比喻的手法往往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对偶的句式，比如“弹弓不能打大雁，穿统裙的不能办大事”，“花蛇嘴最毒，山官心最狠”等等，就正是这样。对于这样的语言，只要在韵脚上给予适当的调整，就很容易符合京剧唱词所要求的格式了。
比较难处理的还是道白。如果道白处理得不好，整个语言的风格就会不协调，唱、念之间就不容易衔接得紧密。我们一方面尽量把语言处理得精炼一些，尽量选择最能集中概括地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语汇，另方面也同样注意了语言的节奏、韵律，使演员念起来容易上口。
我们觉得，要写好一出现代戏，无论是创作、改编或者移植，深入生活这一课题一点也不能放松。我们虽然是个边疆京剧团，但距离真正的边疆地区还很远，我们的生活基础还很差，还需要一个长期艰苦的努力过程，今后必须有计划地到生活中去实践、生根，有了工农兵的生活实践，才能写出很好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