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熊猫”的家乡 [复制链接]

第9版()
专栏：

在“熊猫”的家乡
南京无线电厂工程师　王遵棠
提起熊猫的家乡，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那川陕高原的深山竹林。不过，我这里要谈的“熊猫”的家乡，却是在长江边上、紫金山下的南京无线电厂。在这里，每年要生产出成千上万的、和熊猫同样逗人喜爱的“熊猫”牌收音机。
如果你到“熊猫”的家乡去参观一下，你就会被那陈列在产品陈列室的五光十色、精致美好的各式收音机所吸引。这里有适合家庭摆设用的台式收音机，有适合无电源地区用的直流电收音机，还有适合旅行用的各种半导体收音机，大的庞然如一架风琴，小的玲巧如一只烟盒，总共不下六十多种。它们不仅外表精美，内在质量、性能也很好。
可是，在陈列室的另一角，却有一台颜色黯淡、形态干瘪，被职工叫做“洋瘪三”的收音机，它在那些精致的“熊猫”中，是那么相形见绌。这台收音机不仅外相难看，质量性能差，而且还有着一段很不光彩的历史。
那是在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反动派以“振兴工业”为幌子，在美国的所谓“帮助”下，弄来几台简陋的机器，办起了“中央无线电器材厂”。这就是我国最早的一家无线电厂，直属于蒋宋孔陈家族控制下的独占工业组织——伪资源委员会。它名义上是工厂，实际上是蒋宋孔陈豪门经营外国电工器材的一所机构。他们凭借种种特权，把明运暗贩来的进口器材，经过简单的加工或装配，改头换面，高价出售。在抗战胜利后，工厂就进一步和美国飞歌收音机公司签订合同，全部用美国零件装配收音机，连牌子也用“飞歌”两字。这样，“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就彻里彻外的成了为华尔街老板提供廉价劳动力，为他们装配、推销美国剩余收音机的一所装配所和代销店了。陈列室里的那台“洋瘪三”，就是这种奇怪的“两结合”的产物。
有骨气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都怀着屈辱和愤怒的心情干着装配工作。有几个工程技术人员看到那时美国的收音机壳又黑又小，很难看，就另行设计了一种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漂亮的机壳。然而，设计送到美国，得到的回答是：“不准使用。”
当时，厂里的一批与达官贵人有“裙带”关系的中小官僚，贪污腐化，热中于做生意，把厂里搞得乌烟瘴气；而想在科学技术上有所作为的工程技术人员却处处受压抑。有一次，我做了一次改进变压器浸渍烘干的工艺试验，因设备失灵出了事故，脚也烫伤了。谁知反而被工务课主任痛骂一顿，说我“胡搞”，“再胡搞就叫你滚蛋！”人们动辄得咎，就更不敢侈望厂里为工程技术人员提供科学研究条件了。
就这样，这座号称建厂十三年的工厂，到解放前竟没有出产过一台真正的国产收音机。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心灰意懒，我也是混一天算一天，再加上又患了严重的肺结核，贫病交迫，心情十分黯淡。一直到解放，我们才拨开云雾见了青天。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一九五一年秋天，在医院经过两年休养已经康复的我，回到厂里，正赶上全厂热火朝天地忙着试制收音机。领导上和同志们见到我，都很高兴，把试制零件“云母电容器”的任务交给我，并调给我几个助手，拨了相当大的一笔试制费，工程技术人员渴望多年的试验室也建设起来了。当时我兴奋得睡不着觉，一天到晚埋头搞试验。我们厂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终于克服重重困难，试制成好多种收音机零件，兄弟厂也制造出了收音机的心脏——电子管。在一九五二年，我们胜利地造出了我国第一批自行设计、自制零件和自行装配的收音机，结束了我国不能自制收音机的历史。后来，我们又动手试制不仅要在国内、而且要在国际享有名望的收音机，在一九五六年，“熊猫”问世了。果然，它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足迹遍及全国和五大洲的四十多个国家。许多国际友人来信赞扬“熊猫”。
在这同时，我们进一步使无线电工业为工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服务，生产了技术要求更高的供渔轮出海远航用的渔轮电台，供农场远距离指挥拖拉机耕作的无线电话，供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用的多种精密仪表，等等。
“不到长城非好汉”，十五年来，我厂就是以这种英雄气概战胜各种困难逐渐发展壮大的。产品数量、品种，比解放前几十、几百倍地增长；有些技术成就是在解放前连想也不敢想的。我们还调出了大批职工，支援许多新建工厂。这些同志现在分布在全国的许多大城市，有不少成了行政和技术领导干部。至于我这个在旧社会“落魄”的知识分子，在党的阳光哺育下，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北京见过我们敬爱的毛主席，这些都是我终身难忘的事！
在解放十五周年的今天，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