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八路作风进了车间 [复制链接]

第11版()
专栏：

老八路作风进了车间
本报记者　华工
“清水不流要臭，机器不转要锈。”我国工矿企业的广大干部，响应党的伟大号召，纷纷到车间去了，到矿场去了。他们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体力劳动去的。他们是带着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的决心去的。
在炼钢炉前，耀眼的钢焰映红了他们淌满汗水的脸；在快速旋转的机床边，他们手里飞闪出高速切削的火花；在露天矿场上，他们开山凿石，季候风和阳光在他们脸上留下了一层黝黑的颜色……
这一切，使人油然想起在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上，毛主席同成千上万名建设者一起劳动时用过的那把“光荣锨”；想起在井冈山上，朱总司令同红军战士们一起挑担用过的“朱德扁担”；想起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荒山坡上，披星戴月，开荒生产时的情景；想起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从延安机关干部居住的窑洞里，深夜飘送出来的轻匀而有节奏的纺车声。
历史前进了。党从井冈山、瑞金、延安到北京一脉相承的革命传统，始终焕发着灿烂的光辉。
“到车间去，到矿场去，坚持劳动才能坚持革命！”我国社会主义时代的这一支强音，正越过高山，越过大河，在各地的工厂，各地的矿山，飞扬着，回荡着。
车间里的“新兵”
山城重庆的秋夜，月朗天高。重庆水轮机厂水轮机车间的车床边，有一名“新兵”挽起衣袖，双目凝视着飞旋的机床。他一会儿扳动手柄，一会儿比量卡规，动作很熟练。
这个“新兵”是重庆水轮机厂的副厂长陈国民，五个多月以前，来车间顶班劳动，每周顶替工人劳动一天。
陈国民在解放前是个车工，但是，自从他被提拔当干部后，已经十几年没有摸过机床摇手柄了。他使用的机床有十几个摇手柄，比他解放前用过的只有三个摇手柄的老式车床复杂得多了。
陈国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去钻研技术、苦练操作。每次顶班劳动的前一天，他就去车间，站在车床边上，观察老工人们的操作，一看就是半晌。然后到车间图纸室去，把图纸资料和工艺规程借出来，一字一线地仔细阅读。当班的时候，每一顿饭都要挤出半个小时，在机床上多琢磨一会儿。
在五个多月顶班劳动的日日夜夜里，陈国民踏踏实实地完成了劳动定额。除了开始那些日子里，出过一次废品外，加工的各种“生活”都是合格品。
不仅有陈国民这样“真刀真枪”顶班干的厂长，有的厂长还能给工人作操作表演。
在山西新绛纺织厂，记者碰巧看到过一次这样的表演。那次是由厂长马雷生当班操纵十二台自动布机。他在车弄里按照巡回路线，走来走去，熟练地检查布面，捻接断头，处理停台。许多工人，都以为他是地地道道的织布工人出身。其实不。马雷生，一个贫农的儿子，童年时代给地主打过短工，抗日战争时期，是太行山上八路军的游击队战士。一九五四年，当他转业走进新绛纺织厂时，还是第一次见到自动布机。
他这一手技能，完全是当厂长以后刻苦学来的。他先学会了接头，穿综筘，装纬，认“疵点”，最后学会了看织布机。那时，他的师傅用粉笔在织布机之间画出巡回工作的白线和箭头，让他一遍又一遍地照着走。他的投梭动作不准确，把纱头蹦断了。师傅一边安慰他不要灰心，一边手把手地教他。……
生活在工人中间
在鞍钢，我国最大的冶金联合企业，有这样一位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劳动者。他，就是鞍钢铸管厂的党委书记孟庆弟。
孟庆弟，从十几岁就进铸管厂当工人。七年前，他被提拔担任党委书记后，不仅自己的车工手艺没有丢生，而且连钳工活，铆工活，离心铸造中的造型、制芯、装料和轱辘管操作，也都学得能上手干了。
去年三伏天，铸管厂被称为“火焰山”的铸造沙坑周围，温度骤升到了六七十度。沙坑顶上象罩着一把火伞。滚烫的沙子，熔铸的红铁管，散发着热气，烘得人头晕目眩。
就在这艰苦的时刻，孟庆弟暂时离开了他经常劳动的轱辘管岗位，同厂长王瑞年一起，特地来到了“火焰山”。——他们要顶替“火焰山”请假的工人，要亲身体验“火焰山”的艰苦劳动，要动手改善“火焰山”的操作条件和环境。
“火焰山”热浪翻腾，机声轰响。这时，一根耀眼的“红龙”（热铸管）从铁模里钻出来了。只见孟庆弟脖子上围着湿手巾，一个箭步，直照“红龙”冲上去，举起八磅重的铁锤，“当当”地打了十几下，把包在“红龙”外面的热砂打得干干净净——一根铸管诞生了。工人们一旁啧啧赞叹：“棒！真够个硬汉子！”
整整七天过去了。孟庆弟的脸被烤得火辣辣的痛。但是，越艰苦，强烈的阶级感情越在他心里翻涌：决不能让工人弟兄再多受一天熏烤了！
他日夜琢磨制造打砂机的方案，星期天也不肯休息。他同钳工、铸管工、打砂工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寻找过去试制打砂机失败的原因。他亲自上车床，抡大锤，拿大铲，参加制造打砂机。
又经过了多次失败和试验，两台打砂机终于试制成功了。打砂工人站在八米远的地方，按动电钮，打砂机就会转动起来，把包在红管子外面的热砂子打干净了。工人一个个喜笑颜开，说：“多亏老孟，他心里啥时候也想着咱工人。”
孟庆弟是我国工矿企业领导者朴实形象的一个代表。他扎根在劳动中间，扎根在群众中间。他身上闪烁出我们时代的光彩。
他是我们伟大的党培育出来的千百个企业领导者中的一个。这些领导者，怀里揣着党的一支“锦囊妙计”——必须跟群众一起流汗，一起劳动，和群众亲如手足，才不会变成官老爷。
工人群众从他们身上受到了鼓舞：
“老八路作风又进了车间！干部能下海，我们就能擒龙！”
在劳动中端正思想
在劳动中改造认识，这是工矿企业广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一种愿望，也是一种动力。
山西新绛纺织厂，有一个时期使用的木梳质量不好，常常挂断纱头，织布工人多次提出不能使用。厂长马雷生坐在办公室里研究这个问题时，认定木梳质量虽然不高，几个顶一个用，总是可以的。于是，作了一项决定：车间继续使用；计算成本的时候，十个顶一个。
工人们说，这个决定“太主观”，但是，厂长马雷生却满以为把问题妥善解决了。
后来，马雷生到织布车间当了挡车工人。他和别的挡车工人一样，天天同这种木梳打交道，天天为这种木梳挂断纱头而摇头、苦恼。而每次挂断了纱头，不仅要停下车来处理，浪费工时，也影响了棉布质量。马雷生这时才发现，自己作的“十顶一”的决定错了，还是工人们的意见是正确的。
对于坐在办公室里作出的这种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决定，马雷生深有感慨。事后，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要想把领导的思想变成群众的行动，首先得把群众的思想变成领导的思想。”
劳动，它能赋予千百名企业干部一双灵巧的手，也能赋予千百名企业干部正确的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
上海第一棉纺织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庄心光，和另一位工程师，固定在清花车间四号棉箱车上，跟工人一样，担负镶花衣的操作。
有一次，有个工人问他：“累不累？”
“很吃力呀，”庄心光说：“你呢？”
“我已经习惯了。你说你为什么吃力？”
“劳动锻炼还不够……”。
那工人接着又补充一句：“还有，这棉箱车本身疙疙瘩瘩不好揩呀。”
“为什么？”
那工人半开玩笑地说：“这就得问工程师和设计师了。”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庄心光。厂里的这些棉箱车，虽然不是庄心光设计的，但是几年来，他设计改进过不少机器，还有不少设计是经他手批准的。当他自己动手设计或审批设计图纸时，很少考虑工人操作时方便不方便。他感到这位工人似乎就是在批评自己。他想：“工程师只一次设计，工人却要成年累月地付出辛勤的劳动。”
他决心改进棉箱车。这愿望，庄心光从来还没有今天这样强烈过。
厂内技术人员把改进棉箱车的方案，送给他，请他审查批准，庄心光没有批。他想，这个批准权，首先属于工人群众，应该首先听听他们的意见。
方案拿到工人群众中讨论了。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一共提了一百三十多条意见。有改进，有创新，技术人员原来想不到的事情，都一一提出来了。经过工人群众的补充、修正，改进的方案更加合理了。改进后的棉箱车，乱飞的花衣更少了，揩车时再也不用钻进钻出了。
在我们的工矿企业里，该有多少象陈国民、马雷生、孟庆弟、庄心光这样的干部！他们不只是生产组织者，同时也是普通劳动者！
他们纷纷到工人班组里去，拜师，学艺，当徒工。踏踏实实地学会一门技术，实打实凿地顶上一个工人干活。
请看：
重庆钢铁公司已经有一千二百多名干部，跟工人一样顶班生产了。
辽阔的大庆油田，绝大部分干部固定了时间、岗位和职责，轮流到生产第一线劳动去了。
湖南橡胶厂的全体干部，湖北襄樊棉织厂和河南南阳酒精厂的绝大部分干部，都掌握了一定的操作技术，能跟班劳动了。
长春的自行车厂，福州的橡胶厂，唐山的制酒厂，还有一些别的工厂，干部们实行半日工作，半日劳动了。
虽然他们的双手打了泡，结了茧，但，他们的思想更正确了，他们的体格更结实了，他们的心更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