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
一九五三年，党中央公布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此以后不久，杨献珍却提出了和这条总路线的精神完全相反的所谓“综合经济基础”的理论。一九五五年六月，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一文（未发表）中，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主要论点如下：
一、认为基础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多种经济成分的总和。
他认为，在存在着多种生产关系的社会中，生产关系的总和应当理解为多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不应当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和分配形式）的总和。
他说：“‘生产关系’与‘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两个名词，一般地应当了解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了解为是同一个概念。”在他看来，只有在完全消灭了阶级，已经把多种经济成分变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中，生产关系的总和同生产关系这两个概念才变成同一个概念，这时，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就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几个方面的总和。
二、认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包括五种经济成分。
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在取得全国政权后，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
‘基础’是包括着整个社会的，是包括着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和各种经济成分的，就是说，既包括工业，也包括农业（农业既包括集体农业，也包括个体农业），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这个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是在革命政权建立以后才有的），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也包括个体农民经济成分。”
他还引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第六节，认为根据二中全会的分析，“组成中国在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即‘基础’的，有这样几种生产关系：
（一）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二）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
（三）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
（四）个体农民所有制；
（五）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并且说：“这是中国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一幅轮廓画，我认为这个画面是完全正确地反映了中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的实际情况的。”
他把主张只有社会主义成分才是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的同志称为“单一经济基础论”者。说，按照他们的观点，“在今天，整个中国社会，就只包括国营经济中的那一部分工人和职员，此外的一切人都不包括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之内。按照‘单一经济基础论’者的说法，今天中国的人口就不能按照六万万来计算，而只能按几百万来计算，因为目前包括在国营经济中的工人和职员，恐怕不过只有几百万人。‘单一经济基础论’者把中国社会限于如此狭小的范围，这岂不是非常荒唐可笑么？”
三、认为在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和个体农业结合为一个整体，这就是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他说：“我们有些同志在那里大谈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可是却还没有弄清楚什么叫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列宁和斯大林说得非常明白，在过渡时期，在农业集体化以前，‘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或者是‘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里所说的农业，自然还是个体农业，而不是社会主义化的农业；这里所说的农民，自然还是个体农民，而不是集体化的农民。我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正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而这，按照列宁和斯大林的说法，就是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四、认为否认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包括个体农业，就等于说建设社会主义可以不要农业；并且挖苦“单一经济基础论”者知不知道自己吃的粮食是哪里来的。
他说：“‘单一经济基础论’者否认个体农民经济是过渡时期的‘基础’，这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可以不要农业。因为，很明显，直到现在我们的农业中，个体农业还是占着绝对优势，而社会主义的农业还是很少很少的。不要农业而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只能说是一种海外奇谈。‘单一经济基础论’者每天也是要吃饭的。不知道他们每天吃饭的时候，是否检查了他们所吃的粮食是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出来的还是个体农民生产出来的。他们既不承认个体农民经济是过渡时期我们这种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那末，如果他们还懂得一点逻辑的话，按照他们的‘逻辑’，他们就不应当吃个体农民生产的粮食。因为社会主义的人而吃个体农民生产的粮食，那岂不是有点不太体面吗？岂不是有点丧失立场吗？”
五、认为党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依据的原则，是要求多种经济成分能平衡地发展。
他说：“党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所依据的原则，就是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要求各经济部门（如工业、农业、交通）之间，各地区之间，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以及需要和可能之间，能够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应该是一个全面计划，既要包括经济的和文化的各部门（如工业、农业、商业、交通、文教等），又要包括各种经济成分（如社会主义的、半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个体的经济），既要包括大型的、集中的、现代的经济，也要包括小型的、分散的、落后的经济。”（着重点是原有的）
六、认为我们的上层建筑不是为单一的经济成分服务，而是为整个经济基础服务。
他认为，我国过渡时期的上层建筑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上层建筑不单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服务，而是为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他说：“我们的上层建筑是管整个社会‘基础’的，不是仅管现存‘基础’中的某一种生产关系，例如说仅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那种认为‘基础’中有哪几种经济成分，上层建筑中也相应地有代表各种经济成分的阶级的思想的人，是要各阶级的思想在上层建筑中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分庭抗礼，是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只管‘基础’中的一种生产关系，不管其他生产关系，这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这个上层建筑的作用限于极其狭小的范围。”
此外，他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讨论他的上述论文时发言说：“上层建筑不是为某一单一的经济成分服务，而是为整个经济基础服务的，就是要逐渐扩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缩小资本主义成分，变我国复合经济为单一的经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