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文化的播种人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山区文化的播种人
本报记者　王孔诚
山西平定县有一位小学教师，十二年来，深入山区，在那山高石多、人烟稀少的太行山顶，办起了学校，使当地学龄儿童都能受到初小教育，而且帮助成百的农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深深受到劳动人民的爱戴。
这个教师就是人民解放军转业军人张瑾瑶。
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一九五二年五月，张瑾瑶从人民解放军转业回到了故乡——平定县北庄村。他怀着满腔的热情，一心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出一把力。
他在家里等候安排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在田间劳动，碰到本地的小学校长张寿山，两人就拉起话来。张寿山说：“地主被打倒了，可是人民不光要经济翻身，也得文化翻身。现在就是山区教师太少，农民子女不识字的很多。不识字，搞什么都难呵！”
这些话引起了张瑾瑶的深思。
他想起了自己血泪斑斑的童年：三岁时，母亲就被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父亲整年在外面给人打短工。幼小的他，在饥寒交迫中，只上了三个冬天的学。由于没有文化，他在旧社会吃了多少苦头啊！地主的儿子写纸条骂他，他不知道；在天津，他给煤厂的资本家干了两个月的活，不但一文钱没挣，反而要倒贴不少钱。他和资本家吵，可是资本家指着账本上的字，振振有词地说：“我不和你闹，你看看这儿！”他看不懂账，只好吃了这哑吧亏。以后，张瑾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他在部队里不但练武，而且认真学习文化。文化，帮助他开阔了眼界，帮助他提高了觉悟。张瑾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深地领会了张寿山向他说的那几句话的分量。
一个月后，他到县民政科去联系分配工作的事。民政科的同志介绍他到一个工厂去做事务长。而他却申请去做一个小学教员。他详细地给民政科的同志讲述了自己要求改换工作的理由。当时，做事务长工资要比当小学教员多一倍，一些人都替他惋惜。张瑾瑶的想法不同，他说：“差这一半事小，教孩子们识字这事才大！”
张瑾瑶的申请被批准了。他来到了荒山秃岭的神峪口。
办起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小学
一条狭窄的道路在万山丛中蜿蜒。小道两旁分布着神峪口、神水泉、白石头三个小小的村庄。
神峪口位于山西、河北两省交界的地方。三个村共有一百六十六户人家，大多是解放前由外地逃荒来的。他们祖祖辈辈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贫困生活，根本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
张瑾瑶来到神峪口以后，就爱上了这个地方，爱上了这里的劳动人民。人们也热烈欢迎张瑾瑶前来帮助创办神峪口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小学。在欢迎会上，党支部书记段全祥拉着张瑾瑶的手说：“党和毛主席把你派来为我们办学，算把事情办到我们的心坎坎里头了！我们盼着念书识字，可是盼了好多辈子了啊！”张瑾瑶听了这话，只觉得周身充满了力量，还有比人民的信任和爱戴更叫人鼓舞的事吗？他憋了一肚子话想跟支部书记说，可是只冒出这样一句：“请放心，我决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神峪口的初级小学要诞生了。但是，学校却什么也没有，没有校舍、黑板、课桌、课本……面对着成堆的困难，张瑾瑶并不害怕，而是要“缴困难的枪”。他亲自动手，粉刷了神峪口的一眼旧窑洞，当作校舍，把土炕当成课桌，找来了一块木板，用锅底黑涂过当黑板；又从外面的小学借来一套课本，自己连夜给学生抄。
一向静静的神峪口开始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可是新的问题又摆在张瑾瑶的面前。学校办在神峪口，距离神水泉村五里路，距离白石头村九里路，那两个村子的适龄儿童还没有来上学，这使张瑾瑶很着急。
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张瑾瑶就根据上级的指示，在这三个村子进行巡回教学。一天来回跑二十多里。这样跑了两个月，他觉得跑路时间多，上课时间少，孩子们学不了多少东西，还得要想别的办法。
一天，他在一个三岔路口躲雨时，发现山坡上蒿草丛中有两眼残破的窑洞，这地方正好处在神峪口、神水泉和白石头三个村的中间，距离都差不多。回到村里以后，他便向支部书记请求，又向区、乡人民政府申请，反复向群众宣传把学校迁到那里的好处。领导上看到他这样坚决，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学校的学生有了增加，但是还有一些适龄儿童没有来，其中不少人都是贫农下中农的子女。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张瑾瑶焦急地想着，带着问题跑到村子里仔细调查去了。老贫农段起瑞没有叫儿子段雨生上学，当张瑾瑶到他的家里去访问的时候，他说：“识几个字又能作什么用？再说，家里活又忙，孩子们也顾不上！”还有些孩子的妈妈说：“孩子小，咱放心不下啊！”
张瑾瑶觉得这中间既有思想问题，又有实际问题，必须一起解决。他就来找党支部书记，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在农民中间开展一个诉没有文化苦的活动，来启发大家学习文化的积极性。党支部书记立刻支持了他。
在诉苦中，大家谈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事：
贫农段起来，在敌伪统治时期，曾经被迫替伪村长给区公所送过一封信，他到了区公所，马上就被扣押起来。原来他送的这封信就是诬告他并且要求扣押他的。解放后，他当选为村治安委员，上级来的密件，他看不懂，常常要跑三十里路到乡政府去问。
贫农高步金担任互助组的会计，自己不识字，记工时只好画杠杠。到了秋季，该分粮了，可是他的账算不清，不能分，他急得没有办法，不得不背着账本子，跑七十里路到区政府去请人结算。
白石头村过去由于没有一个人识字，领来了化学肥料，看不懂使用方法的说明，施肥时没按规定，结果把苗都烧死了。
这些事给大家的教育非常深刻。有的人说：“原来没有文化，咱们就当不了权呀！”有的人说：“没有文化，征服不了自然，办不好集体经济！”有的人说：“党和毛主席叫咱学文化，是为了推翻旧社会留给咱们的压迫，求得真正的解放！”
张瑾瑶听着这些话，心里很激动。这是真正的要求文化革命的呼声！他觉得自己的心和群众的心在一起跳动。
这以后，没有上学的儿童陆续都来了。
可是，张瑾瑶并没有忘记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有些孩子虽然上学了，但是因为要参加家务劳动，常常迟到早退，功课学得不好。张瑾瑶便同孩子们的家长商量，让他们早放两小时学，早回家帮助家里干活。这样，孩子们学习都比过去专心，学习成绩也提高了。
白石头村的学生去学校上课路远，家长们怕路上不安全，张瑾瑶就每天接送这部分孩子。
张瑾瑶还发现不少贫农下中农学生买不起课本和笔墨纸砚，便想办法帮助这些学生解决困难，在课余时间领着学生们去刨药材，把卖来的钱给这部分学生解决学费问题。以后，党提倡勤工俭学，他明确自己的路走的对，劲头更大了，又领着学生们去割草、种地，还开荒种植了五百多株花椒树、八十多株果树。一九五八年以后，花椒树长成了，每年能收二三百斤花椒，收入比较大，就全部免去了学生的学费。
光有文化还不行
张瑾瑶初来神峪口教书时，抱着一个愿望：把劳动人民的子女培养成有文化的人。所以，他很注意教学生学好书本知识。可是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事，使他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
贫农的儿子、三年级学生单维成从入学以来，一直学习很好，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可是有一天，他的妈妈忽然生气地来找老师，说是单维成回到家里很懒，不想干活，而且好吃，要求老师管管他。
当晚，张瑾瑶在床上翻来复去，久久不能入睡，他想：如果一个学生好吃懒做，即使成绩很好，又有什么用处呢？
他想着想着，渐渐明白了：学生们固然要有文化，可是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觉悟。文化，只有掌握在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下一代手里，才能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一个人民的教师应当首先去注意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来促进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方面的健康发展。
第二天，他上完了课，就去找单维成谈心。他给单维成讲劳动的伟大意义，说热爱劳动是劳动人民的美德，只有地主和资本家才是寄生虫，靠着剥削别人的劳动过活。单维成一边听老师讲，一边想着自己，有些惭愧了。以后，张瑾瑶又叫单维成和自己住在一起，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他。张瑾瑶每天放学后，做饭、扫地，有时还要上山打柴。单维成起先只是一个旁观者，后来，慢慢地也帮着干了起来。两个月以后，他变成了另外一个孩子，回家后，不是担水就是扫院，也不再买零食吃。孩子的妈妈看了又是高兴，又是感激。
张瑾瑶还时常教育孩子要学习贫农下中农的优秀的道德品质，并组织学生们到村里去收集过去八路军的抗敌英雄故事，调查日本人、国民党过去在村里的暴行，写家史、村史等。由于不断地接受阶级教育，学生们的阶级觉悟都有了很大提高。
十二年来，张瑾瑶教过的学生，没有一个留级的，升学的学生也都顺利地考入高小。在参加农业生产的一百一十四名毕业生中，先后有十六人当了大队和小队的干部，有十七人被评为公社和县的模范。
张瑾瑶不仅在学校里教学生，而且一直参加山区的扫盲工作。从一九五四年以来，每到农闲，他就在晚上摸黑走山道，轮流到三个村去教成年人识字。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三个村一共扫除了一百一十六名文盲。
十二年来，神峪口等三个山村在文化面貌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员们兴高采烈地说：“咱们劳动人民没文化是不得了，有了文化是了不得呀！”
张瑾瑶，这个山区文化的播种人，看着这些变化，内心里充满了喜悦。他由这些变化中得到鼓励，受到教育。他为群众办学的干劲更大了，要和群众一起闹文化革命的信心更足了。